居士佛教与居士词论略(1)

【内容提要】
以居士佛教为主体的大乘佛教对词学颇有影响，词人、词籍等多以居士命名，居士佛教的概念词汇被移植进入唐宋词的创作之中，扩充了词学的境界与容量。居士佛教中维摩诘信仰的流行影响到艳词的产生。居士佛教给词学注入忧患意识、苦空观念，促进逃禅遁空词的滋生与发展。
 
【关键词】 居士佛教 居士词 艳词 逃禅遁空词

佛学以灭情为本，词学以言情为宗，体现出水火不容的世界观、认识论及其人生态度。因此，佛学对于词学的影响，很少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拟从居士佛教对于居士词影响的角度，来考察其内在联系。

一 居士佛教与词人的情感符号

佛教于东汉末期传入中国，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几乎同时流播华夏，但与中国的儒、道本土文化自然结合、互为影响，尤其对中国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当属大乘佛教，而居士佛教是大乘佛教的主体。中国的佛教势力由佛教僧侣集团、居士集团、普通信众三个层次构成，居士佛教集团处在中间层次，承上启下，对佛教起着护持羽翼，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居家人士，过着世俗人的正常生活，娶妻纳妾、生儿育女，拥有田园资产，并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信仰佛教，通晓教义，是佛教僧侣集团的外围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外护作用 ① 。然大乘佛教的蓬勃兴起，却是以居士集团为主体力量、以居士佛教为其表现形态的。

基于“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基本理念，大乘佛教通过积极推广居士佛教的途径，弥合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别观念、尊卑界限，重新整合大小乘佛教理论在在家与出家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家修行变成平实易行的在家现实生活。在完成这一理论转变与实践统一的进程中，大乘经典的理论形态为居士佛教的流传壮大起到了指导思想的作用。与小乘经典相比，大乘经典更为注重居士佛教的表现形态，肯定了居士佛教的属性、理念、宗教地位。由于各个时态的大乘主要经典普遍涉及到居士佛教，甚至在某些重要经典中直接以居士形象为核心人物阐述教义，所以在特定意义上说，全部大乘佛教是以居士为主体、以居士佛教为理论中心、以在家修行菩萨道为表现形态的。因此，居士佛教的理念便是大乘佛教的理念，是大乘佛教的主流。以居士佛教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大乘佛教对词学的影响随处可见，如释德诚《拨棹歌》其一云:“一叶虚舟一副竿，了然无事坐烟滩。忘得丧，任悲欢。却教人唤有多端。”又云:“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津涯。抛岁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再云:“独倚兰桡入远滩，江花漠漠水漫漫。空钓线，没腥膻。那得凡鱼总上竿。”上述三首词，有渔父之风。细品之，非禅非道，而是著名的华严宗所依据的法界缘起，随缘自在，有我无我，性无障碍的理论，这三首词包含了华严义理不变与随缘、似有与性无、情有与理无的对立观念，概括起来就是常与无常、性无与妙有两对范畴，是对立而又统一的。随缘自在是华严思想，词中还有不少是反映般若学说、涅槃学说或佛性论的。如敦煌曲子一首《十二时》云:“食时辰。本性持戒断贪嗔。不羡世间为国主，为求涅槃成佛因。”又如《五更转》（南宗赞）其三云:“诸佛教，实福田。持斋戒，得生天。生天终归还堕落，努力回心趣涅槃。” ② 主张归依涅槃学说，才能得到佛果，彻底脱离六道恶趣堕落循环。

又如自宋代以至清末晚近词作、词话、笔记小说、书信词札、评注序跋等有关论词的资料中，其所涉猎的无数法门，多源出大乘释典，采用移植、化用、观照、参究等手法，拈择名相来扩充词学境界容量。常寓人耳目者，诸如:向上一路、绮语、业语、色相、法界、大小乘、无上乘、兜率天、泥犁、地狱、宗派、词心、词境、野狐禅、三昧、正法眼藏、法华、华严、净土、七宝楼台、妙谛、妙悟……不胜枚举，检索历代词籍，不难发现二者关系密切的种种迹象:

其一，唐宋词中词调之名，多有与佛教音乐有关者。大乘佛教改变了小乘佛教对音乐的诋毁排斥，提倡以音乐的强烈魅力来帮助修行者尽快达到开悟的境界，故佛教对中国音乐尤其是词调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唐宋词中的词调，有的直接来自梵呗俗讲等佛曲音乐，如［婆罗门引］、［婆罗门令］、［赞普子］、［兜勒］、［摩诃］、［阿那］、［纥那］、［文叙子］、［法曲献仙音］、［法驾导引］、［五更转］、［十二时］等。有的词调名虽非直接来自佛教音乐，但亦有密切联系，如［望江南］、［西江月］、［柳含烟］、［满庭芳］、［沁园春］等，屡被用于南戏、传奇戏曲作品中的“开场”曲中唱出，而佛教法事中也多用此数调，这即是来自佛教沿门唱经、化缘，俗讲中的“开题”等形式 ③ 。

其二，词人字里爵秩，地望名号，多以“居士”自命。如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浮休居士（张舜民）、姑溪居士（李之仪）、邗沟居士（秦观）、清真居士（周邦彦）、易安居士（李清照）、幽栖居士（朱淑真）、石湖居士（范成大）、稼轩居士（辛弃疾）、至游居士（曾慥）、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六如居士（唐寅）、衡山居士（文征明）、清容居士（蒋士铨）、我闻居士（柳如是）等等。自唐迄清，以居士自鸣者，男女词人有千百之多。

其三，词籍多有冠以“居士”者。如谢懋《静寄居士乐章》、王之道《相山居士词》、赵鼎《得全居士词》、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陈师道《后山居士长短句》（《宋史·艺文志》称之为《语业》）、蔡伸《友古居士词》、吕胜己《渭川居士词》、张孝祥《于湖居士长短句》、王澡《瓦全居士诗词》、唐寅《六如居士词》、刘学箕《方是闲居士词》、朱翌《灊山居士词》等百余种。

其四，词人中有以渔樵道子为号，实际上都是佛教护法居士。如皇甫松，号檀栾子;韩偓，号玉山樵人;孙光宪，号葆光子;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姜夔，号白石道人;吴文英，号觉翁;吴礼之，号顺受老人;乔吉，号惺惺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高明，号菜根道人;张祥河，号法华道人;王鹏运，号半塘老人;文廷式，号罗霄山人;奕绘，号太素道人，又号幻园居士，妙莲居士……风调仿佛，才人性情，世人多以为是道家故实，事实并非如此。古人多称僧人为道人，此风沿袭至宋，如禅僧法秀，人多称法秀道人，山谷曾与之游。因此，道人一词，专指僧侣，非指道家道士。

其五，词论、词话亦多有以佛教梵语、名相命名其集者。如彭孙遹《金粟词话》、吴衡照《莲子居词话》、钱裴仲《雨华龛词话》、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陈匪石《声执》等。如《声执·叙》云:“昔释迦说相，法执我执，皆所当破。词属声尘，宁免两执。况词自有法，不得谓一切相皆属虚妄，题以声执，适表其真。世有秀师，或不呵我。”

其六，有直以佛教之梵语命名词籍斋号。如纳兰性德自号“楞伽山人”，名其集《饮水词》，意本禅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出慧能《坛经》。顾复初自号“曼罗山人”，乃曼荼罗省译，意为安置佛像的坛，轮圆具足的意思。许南英自号“毗舍耶客”，意为如来之境界。梵语妙音鸟曰“迦陵频伽”。陈维崧截取“迦陵”为号并命其词籍;郭麐截割下二字自号“频伽”。晚近词人亦有效用迦陵自命者。清人潘祖荫命其词集曰“芬陀利室词”，梵语“芬陀利”乃白莲花也。蒋敦复同样命其词集词话曰“芬陀利室”。沈曾植名其词集曰“曼陀罗室”，意即梵语“天妙华”，其色香而清的意思。

其七，词宗艳冶，与佛义相悖，而词人多以绮语、语业取譬，一求忏悔，一求解脱。如杨炎正《西樵语业》、陈师道《语业》、周铭《华胥语业》、朱祖谋《彊村语业》。所谓绮语，隋慧远《大乘义章》云:“邪言不正，其犹绮色，从喻立称，故名绮语。”显然是指失空不实，甜言蜜语，是故佛家引以为戒。黄山谷曾被法秀道人呵斥为“笔墨劝淫”，当下犁舌地狱。《冷斋夜话》卷一〇:“鲁直悟法秀语，罢作小词。”乾隆年间郭麐名其集曰《忏余绮语》，自序中所语甚明，一面自言忏悔，一面仍写绮语。近人况周颐也命其集《存悔词》，周天麟命其集《悔余词》。

其八，以居士佛教名相义理冠以词集，标榜教义门派宗风者，亦不在少数。如宋翔凤《浮溪精舍词》、叶以倌《洗心书屋诗余》、郑璜《退省居诗词》、陈瓘《了斋集》、张抡《莲社词》、杨无咎《逃禅词》、陈与义《无住词》、邓廷桢《妙吉祥室词稿》、龚自珍《红禅词》《无著词》等上百种。《词品》卷六载:“马浩澜著花影集，自序云:‘……法秀道人尝劝山谷勿作小词。山谷云:“空中语耳。”’予欲以空中语名其集，或曰不文，改称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涉虚也。”因此，词集多以影字命籍，如“灯影”、“柳影”、“梦影”、“波影”、“笠影”、“香影”、“寄影”、“绘影”、“声影”、“劝影”、“撷影”、“扇影”，更有不少词人喜用花影名其集，寄寓居士佛教虚无、空幻的义理。

总之，上述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并不是文人随心所欲点缀门面，或装头做脚附庸风雅，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词人与佛学的结合，说明他们在深奥的宗教哲理背后，找到了具体可感的人生情味。词人以居士自命，并非完全出自对于佛教义理的钟情与虔诚，不可排除对国势的衰微、人生的苦短、仕途的挫折、生活的困顿等自我忧患意识的自赎与移情，是转而追求享乐艳异的文化倾向与情性爱欲的心理忧郁的释放，是情感符号的又一种解读与表达。

二 居士佛教与艳词

艳词的萌动、兴起、发展除了受南朝、隋唐时代的艳歌影响以外，与佛学尤其是居士佛教的积极参预、血缘亲近的原创力密不可分。因为居士佛教的修行方式最能满足人们追求的享乐意识与艳情快感，艳词不仅从题材上适应了小词的创作范围，而且使艳冶的生活走向歌馆楼台，最大可能满足了观众的审美观念、精神需要、感官刺激。可以说，艳词的兴起和发展与居士佛教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宗教情绪、人文关怀是分不开的，它在孕育的过程中暗含居士文人多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及时行乐和人性的展现、情欲的流露、生命的要求、本能的张扬、性爱的暗示等，一切都自然而然，没有强加人为的创伤和硬性撮合的痕迹。

大乘经典对居士佛教的理论支持，除《华严经》、《法华经》、《胜鬘经》等外，莫过于《维摩诘经》，它是宣传大乘居士佛教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它通过在家菩萨维摩诘向佛教弟子宣说大乘佛教义理的记述，树立了居士佛教的理想标准和典型形象。居士的产生，就是以大乘菩萨维摩诘为偶像的，维摩诘居士的形象实际上是以许多在家居士为模型而加工提炼出来的。

作为菩萨身份，维摩诘与其他菩萨不同，既拥有娇妻美妾，田园眷属，而虔心侍佛，常修梵行。他神通广大，善权方便，随心所欲，无所不为。同时，又积极入世，常常不拘佛门戒规，出入于各种场所，参预世俗活动。可以结交权臣后妃，参预政治，并与外道密切交往，甚至吃喝嫖赌，而毋庸自愧，深得佛陀的宠遇和诸方菩萨的敬重。因此，《维摩诘经》是在我国流行传播最早的佛教经典，维摩偶像在历史上有普遍的崇拜。居士佛教最大可能满足了上层居士的要求与愿望，使人最为兴奋的是不会失去娇妻美妾，荣华富贵，既满足声色享受，又对未来充满希望。维摩诘超然无为的风度为那些喜好佛教而又留恋世俗享乐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立了学佛的榜样。

实际上，自东晋、南北朝时便出现了维摩信仰。《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如《文学篇》记殷浩被废东阳，“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蜜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文学篇》载支道林和王坦之讨论《维摩》教义，又注引《维摩诘》曰:“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是真不二法门也。’”《高僧传·支遁传》:“晚出山阴，讲《维摩经》。”许嵩《建康实录》卷八载顾恺之在瓦官寺所作维摩诘壁画曾轰动当时。

中国历史上居士佛教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品类之繁盛，时间之久远，影响之深广，莫不与历代文人士夫政治的失意，权力的丧失，仕途的坎坷挫折相关。维摩诘的人格形象无疑是他们精神上得以解脱，转而向往人生享乐，追求声色刺激的前提与诱因。

词人多以居士自命，恐怕是利用维摩诘的思想来反映他们的心声。他们认为世界的净与不净，全因众生之心而转移，是秽土还是佛国，也因众生的心而变化。佛国就在世间，世间人通过菩提发愿参悟净修，秽土即是净土，出家与否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于是，从宋代起，使酒玩世，绮语劝淫，流连歌坊，广蓄家妓，便成为文人士夫共同的倾向与时尚。居士词人的人生态度、宗教情怀自然要反映到词中来，影响或规范着小词向艳冶风格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像贵如王建、孟昶、李煜、和凝、冯延巳，贤如寇准、晏殊、范仲淹、苏轼等人热心于小词创作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甚至连那些刚正立朝的勋名重臣、台阁国老也沉溺于此道，司马光、夏竦、王安石、辛弃疾等亦有艳情绮语流传，即使出家僧侣都染指于此。如宋释惠洪，身寄丛林，方外之士，《能改斋漫录》卷一一说他:“工诗能文，时作绮语，有‘浪子和尚’之称。”这些批评多以词为艳科非禅门本分事，而实际上艳情小词正是他们的本分事，具体来说，居士佛教与艳词的关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艳词与妓女的结合，是与居士佛教的影响分不开的。受《维摩诘》思想的影响，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文人士夫广蓄妻妾已成浇薄之风，中经隋唐的发展，到五代、两宋已达到极致。游乐好饮、追求声色快感、享乐纵欲已成风尚，妓女的大量出现基本上与词的发展是同步的，小词描写色情欲望便成为其主要的艺术功能。词的传播已不仅限于居士，就连一般的市民、闺阁秀女也都受到感染。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文人士夫，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参与者。后蜀南唐尤为典型，蜀主王衍的《醉妆词》云:“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沈雄《古今词话·词辨》上卷载:“韦庄以才名寓蜀，蜀主（王）建夺其姬之善词翰者入宫……”可见当时君臣上下对词才秀女的酷嗜与宠爱。衣冠中人其浇薄之风，甚于君臣礼义或为人之道。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其《拜表回闲游》云:“酒肆法堂方丈室，其间岂是两般身。”认为醉酒与坐禅不可分离。《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云:“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这里他把歌妓的乐舞置于西方净土之上，直至老年仍蓄妓多人，耽于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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