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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履行着“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责。在“战斗队”方面，解放军完成了军管新解放的城市、清剿国民党残余力量、抗美援朝、镇压局部地区军事叛乱等任务。在“工作队”方面，解放军在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中，都积极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模范形象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生产队”方面，1950年6月到1952年4月，解放军有60余万人转为工程部队、屯垦部队，参加农业、工业、交通、水利工程的建设。“一五”期间，军队抽调了35个建制师参加了国家694个大中型项目的建设（注：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7页。）。
综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着建军初期的性质、宗旨、原则，保持着“三位一体”的功能定位。也正是因为人民军队的这一特色和传统，所以在1967年初国内政局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在党政权力、权威体系运转失灵的情况下，毛泽东必然会动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人民军队来稳定政局，以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活动的基本运转。从“三支两军”的执行情况看，也集中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三位一体”职能定位特色，反映出军队性质和建军宗旨的基本要求。
从做群众工作，即“工作队”的职能要求看，它贯穿“三支两军”的方方面面，而尤以“支左”最能体现其特征。1967年1月23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发出后，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由于分不清群众造反组织中“左”、“中”、“右”之间的界限，加之受《八条命令》的影响，且从情感上对“打、砸、抢”行为的抵制，对激进的“造反派”大多采取了压制手段，造成了军队与“造反派”的矛盾和冲突。4月6日，毛泽东批发林彪起草的《中央军委命令》否定了《八条命令》精神，要求“支左”部队“正确对待群众”，且“只能进行政治工作”，“支左”工作的方向随之调整。从此引发了激进造反组织对军队的报复，“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行甚嚣尘上，且各派系之间冲突加剧，导致了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武斗。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方面采取措施坚决维护军队的稳定，另一方面号召各地“革命”群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于是从9月开始在持续一年的时间里，“支左”工作进入“支群”(或“支左不支派”)阶段，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安定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举办多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统一思想，消除派性，促进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推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些工作完成后，“支左”告一段落。抛开“革命委员会”的弊端不论，从“支左”的过程看，它凸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最终“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特色（注：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级行政区划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全国县以上“革委会”中“支左”人员担任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近5万人，这足以说明“支左”人员在政权重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张志明：《走出秘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第244页)。）。
同样，在“支农”活动中，解放军首先奔赴全国农村宣传《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信》，协助地方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说服动员各级干部担负起春耕生产的责任；动员外出串联、武斗的农民回乡参加生产。在“支工”活动中，自军委下达“三支两军”决定后，解放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抽调几万指战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厂矿企业，宣传《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求职工群众坚持8小时工作制，工余时间闹革命，同外流、旷工、停产、擅离职守、敷衍了事等现象作斗争。在“军训”的政治训练工作方面，解放军集中受训人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语录，学习“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学习马列著作，学唱革命歌曲，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敢于和善于斗争，学会做群众工作，达到军民一致，团结对敌的目的。抛开宣传和教育的内容极左特征不论，仅就形式而言，这些活动无不反映人民军队做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执行支持和促进经济建设任务，即履行“生产队”职能方面，就“支农”而言，1967年3月后，全国县一级成立了以军代表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统筹农村劳动力，狠抓农业增产措施，狠抓其他部门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各地驻军还采取定点挂钩形式，派出大批人员和机械，深入田间地头，与社员实行“三同”，以保证生产不误农时。仅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军“支农”部队就达73.9万余人，第二季度达50万人以上，接收“支农”的县达2072个，公社2万多个。就“支工”而言，在1967、1968年间，解放军“支工”人数达十几万，即使在1972年结束时仍有四五万（注：邓礼峰：《“三支两军”论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47、46页。）。此外，解放军还直接参加了工业建设，使国家一些亟需工程和重点项目在“文化大革命”混乱中得以继续建设和发展。工程兵、铁道兵近百万人参加了成昆、襄渝、南疆、青藏等铁路的建设，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辽阳化工厂、南京长江大桥等建设。这些活动无一不体现出人民军队“生产队”的特色。
在发挥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条件下专政工具职能方面，就“军管”而言，它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而呈现范围扩大趋势。在“三支两军”全面展开之前，大多对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部门和单位实行“军管”，后来扩大到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1967年5月后，对国家部委陆续实行“军管”，甚至对一些部队院校、总政治部实行过“军管”。有些省级领导机构在“夺权”过程中一度出现过权力真空，也曾实行过“军管”。“军管”基本有两种方式，一是派“军管”代表或部队进驻被管制单位，一是在被管制单位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小组。后一种方式比较突出，一般在“军管会”内设“抓革命”和“促生产”两套班子，前者的任务是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后者统领业务工作。在权限上，“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对“革命”和业务工作拥有绝对的权力，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对它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只能提出批评或建议。在“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中，军内各级党组织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通过军队强制力的威慑作用，迅速扭转了若干单位的混乱状况，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得以维持基本运转。就“军训”的军事内容而言，起初侧重在队列动作训练上，目的是为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培养军队后备力量，地点在各大中学校内部。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后，“军训”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即学生直接到部队农场接受教育。对在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它的结果都对学生的组织、纪律意识，对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权威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人民军队职能定位和“三支两军”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看，“三支两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无疑是人民军队“三位一体”功能形态及建军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完全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三支两军”的实行过程及其后果看，由军队全方位地介入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最终又有序退出，这只能说明建军初期就确立而且长期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长期形成的人民军队的崇高威信和形象，在“三支两军”活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思想因素：学习解放军，“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夺权”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它的目的是使全党、全军、全民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文化大革命”“破除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82页。）换言之，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如上文所述，在“三支两军”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目的都是通过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以统一思想认识。可以说，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三支两军”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人民解放军则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和执行者。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担当这一任务是与它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全党、全国兴起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高潮中的突出作用分不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在建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于某种因素，党的文献乃至八大党章都不再提及“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党内形势判断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又渐渐地出现在报刊文章和领导人的讲话里，并且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的加剧，这个概念的内涵也与七大时的解释有了极大的差别。在这个过程中，林彪起了很大的作用，且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1959年9月，刚刚接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问题，“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0年9月至10月，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进而向全军提出了“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的任务。在此影响下，从全军开始到全党、全国形成了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还提出了“顶峰论”，“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这个论调的提出，使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开始朝极左方向发展，其中实用主义、精神万能的苗头随之萌发。
1962年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诸多中央领导人总结工作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同，林彪在讲话中认为，“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他介绍了军队的做法，“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这一着，就一通百通，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办得正确，办得好，办得有效果”。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欣赏（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7页。），从此军队内学习毛泽东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为风潮。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等军委负责人写信，提出工业部门要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振奋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他还建议：从解放军中抽调一批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到这些部门中去；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的同志到解放军军师团中学习几个月；由这些部门派人到政治学院学习，按期毕业，回去工作；这些部门把解放军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作改变，加以运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页。）。遵照毛泽东这封信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门部署这项工作。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指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习解放军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学习解放军坚持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学习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全国就会向解放军那样，做到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兴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而学习又是以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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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之后林彪对部队的影响看，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角度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放军从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三支两军”发起的思想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林彪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七大初步概括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甚至也不完全是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所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剪辑毛泽东的警句、名言，以及最高、最新指示的内容，在宣传和实践中强调的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种风气不仅在部队，而且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这样评价道：“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如果把“三支两军”放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考察，我们就会对此有更深的认识。
就积极作用而言，参加“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思想、政治成熟和比较成熟的指战员。他们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形势下，保持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甚至面对群众的误解、激进的“造反派”的冲击，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着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人民子弟兵形象，维护了军队的威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爱护和支持。正是由于这些有效的群众工作，才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政治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动乱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换言之，如果没有“三支两军”的决定和举措，没有人民解放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家和社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就会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
就消极后果而言，如前文所述，“三支两军”是在局势混乱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措施，此前军队基本上保持着“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态势，所以在执行“三支两军”决定初期，参与其事的广大指战员缺乏思想准备，也不了解历史情况和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现实状况，大多数指战员由于经历所限，缺少地方工作的经验，尤其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破坏，使得军队和地方，以及军队和军队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这不仅影响了军民、军政关系，还造成了军队内部的不团结，损害了军队自身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建设，损害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 中国大学排名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出发，从现实、历史、思想因素探索，从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使命和建军的根本原则出发，就可以看到，“三支两军”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延续。而其带来的消极后果，根本的原因不在军队本身，而在于由错误的思想路线确定的错误的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是在党的思想路线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的情况下，党的领袖对国内、党内状况作出错误判断，进而把已经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全面引入和扩展到党内生活，混淆了是非、敌我的结果。在这种大背景下，确定的军队“三支两军”政治任务，尤其是其核心内容“支左”，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群众派别组织总体上都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产物，军队的“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所以“三支两军”在整体上执行的是一项极左的任务。但是，这个政治任务不是军队自己确定的，作为执行者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至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执行后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完全是军队自身能够左右的。它们既与政治任务本身的错误相连，也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蓄意破坏、干扰等人为因素直接有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党中央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党内和军内对“三支两军”的错误性质有了统一、正确的认识。在消除“三支两军”的消极影响方面，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经过军地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了矛盾，增强了部队内部的团结，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为新时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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