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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三支两军”兴起的原因(1)

2014-12-09 01:39

【内容提要】“三支两军”兴起的现实原因是为稳定“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解放军能够承担“三支两军”的使命，是由它所具有的“三大任务”职能形态决定的；“文化大革命”前解放军就是全国“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这种榜样的作用切合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需要。从这些因素出发，本文力图对“三支两军”的功过是非作客观的评价。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三支两军”/“文化大革命”/原因/解放军

【正 文】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前后持续了近六年时间，有28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参与其中，涉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历时之久、人数之多、任务之重、影响之大认识此问题，“三支两军”无疑是国史、党史、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史学界认真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论，大多集中在对背景描述、过程梳理、效用评价上，而对它兴起的原因则涉及不多。本文拟从现实、历史和思想渊源三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一、现实原因：稳定混乱局面，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

    从现实原因看，“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运动逐步升级、动乱逐步加重、军队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产物。
    1966年5月，发动“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试图以“文化领域”的思想批判为突破口，夺取党、政、军和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手中掌握的权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注：《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随后，全国各部门开始按照《通知》精神部署本部门的“文化革命”工作。5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在报刊发表政治批判文章，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少数人的领导职务等方式而展开的。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这些方式不足以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视，所以当他看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认为找到了一种开展运动的新方式，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大字报的内容。随即，以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为主力军，以各种“学术权威”和各类“牛鬼蛇神”为“革命”对象，以大字报、大批判、游行示威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靡全国。面对形势的变化，6月14日，中央军委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进行；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21日，中央军委下发军队“文化大革命”“六条指示”，要求对各大院校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月8日，总政治部要求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于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赞颂他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界定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特别是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但现在已经成了勇敢的闯将革命青少年。在毛泽东的鼓舞下，千百万“红卫兵”走出校园，冲向社会，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旧习俗”，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干部、各界名人。8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形成“大串联”浪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要求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未经批准，不能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9月3日，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9月23日，军委常委会要求各大军区工作重点应立即转到抓好部队工作上来，保证部队正常秩序（注：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568～569页。）。然而，10月5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下，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不得不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取消不与军校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党全国公布，全国兴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2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干预下，中共中央发出了有关工交系统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文化大革命”由此从大中城市的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向生产领域扩展。受此影响，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们开始大规模的串联，冲击军委、总政等机关，甚至发生了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恶性事件，军队战备受到严重干扰，军队内部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但是，军委和总部的大多数领导依然坚持把混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11月13日、29日，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在两次军队院校师生和文化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上，义正辞严而又苦口婆心地告诫、劝说与会者分清是非敌我、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使不少军队院校师生受到了教育。

    1966年底，毛泽东感到仅靠“红卫兵”的活动无法达到“文化大革命”预期的目标。因此，他把目光转向工人阶级，11月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引起他的极大关注。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一方面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即“全面夺权”的一年；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大革命”也会按照“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规律发展（注：《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于是，继“红卫兵”之后，工人“造反派”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月4日至6日，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经过三天行动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对这一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受此鼓舞，“夺权”活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兴起高潮，一半军区、若干军队院校在搞运动，三总部、海空军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形势十分危及。经过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力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8日，军委又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强调军队担负的重任，以及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意义，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等等。22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高级领导时，获悉军队受到运动冲击的情形后，强调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28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布“八条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随便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外出串联人员应迅速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不得冲击和串联军内战备和保密系统；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262页。）。为贯彻“八条命令”，军委于2月初又制定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等“七项规定”，逐步消除了一些军区的混乱迹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升级和范围的扩大，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受到了越来越凶猛的冲击，领导干部被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状态。此时，在国家权力机关系统惟有军队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在逐步升级和扩大的动乱中，军队开始担负起维持社会稳定的重任。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运动的混乱状况就发出了《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开始对大中院校师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1967年1月11日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开始对全国部分单位实行军管。2月至3月，中央军委向全军连续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大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明确提出军队在工农业生产中担负的任务。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宣告“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阶段结束，“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258页。）。

    1967年1月兴起的“夺权”风潮并没有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工人及其他造反组织会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恰恰相反，整个国家很快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倒退之中。“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5页。） 于是，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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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文化大革命”逐步升级、扩大的趋势，以及在这种趋势中军队从极力维持稳定到出现混乱状况，再到恢复稳定状态的过程看，正是由于毛泽东及军委的大多数领导人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靠“枪杆子”才能维护、巩固政权的革命和政治真谛，才给予林彪、江青一伙乱军篡权篡党的阴谋以坚决的抵制，保证了军队的相对稳定。也正是有了军队的相对稳定，才使得毛泽东在全国局面处于危机关头有一个可以凭借的坚强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中央军委名义作出的“三支两军”决定，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方向性转变，而是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在既定方向下有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环境，这个环境只能通过军队的帮助才能创造出来。因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在当时对“全面夺权”这一“革命大方向”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认为混乱局面是暂时的、难以避免的。此外，军队对地方“文化大革命”由“不介入”，到“部分介入”，到“全面介入”，也不意味着军队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从当时“全面介入”的初衷，到“三支两军”实施的过程，以及最后撤出看，它始终只是处在配角、辅助位置上，真正的主力还是“革命群众”。

    　　　　二、历史渊源：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自然延续

    从历史渊源看，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三支两军”的重任，是由它的阶级属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建军宗旨、建军原则，特别是它的职能形态决定的。
    建军初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工农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它的宗旨是求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是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此外，当时红军在给养上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只能靠自己设法筹措军费。所以在军队初创和土地革命时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便成了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抗战期间，尽管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发生了变化，但是它们依然保持着红军时代的阶级性质、建军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所以它们“三位一体”的职能并没有改变，稍有不同的是在“筹款”的具体方式方面，在边区政府的税收遇到困难的时候，为减轻人民负担，党号召军队开展了以自给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军队“三位一体”的职能形态表述得更为明确，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页。），它面临着接管大中城市、恢复生产，发动新解放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等艰巨的任务。此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7页。）“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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