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石武四郎日记中的陈寅恪(1)(2)

　　在日记所著录的书籍中，尤以清代古籍为洋洋大观，这与日本学者受到西方学科理论训练而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先进性有关，因此在中国学者倾心于宋版书的时代，大量的晚近书籍成为日本学者购置的对象。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记载：“在前后三年的留学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与仓石武四郎先生共同的，当时两人对清儒的‘考据学’有着相同的热心，因此相互竞争着奔波在二大古书街：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购买考据学方面的书籍。”[6]其中很多书籍，即使在今天我们为之作简单的叙录时，也不能在相关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中找到线索，如2月3日著录《洛阳龙门志续纂》就是这样的一种孤本，在最新关于方志的叙录中，仍认为路朝霖的《洛阳龙门志》是唯一关于龙门石窟的专著[7]。此外如沈莲生《香草溪词》、沈振鹭《红树山房词集》、张劭《亟斋遗集》，以及《膏庵集》、《裘服成诵篇》、《湘漓合稿》、《白山诗话》等书，从《贩书偶记》到新出的《清人别集总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书目，均阙如不载。对于研究清人著述、版本藏书等课题的学者来说，“仓石文库”图书与《述学斋日记》，都是不可放弃的对象[8]。

　　此外，日记还反映了留学生活的其它内容，如作者翻译夏目漱石作品、为内藤虎次郎借抄盛昱《雪屐寻碑录》、为京都帝国大学购书、与同期在京的日本留学生和短期来华的日本学者之交往（在日记中出现的与作者在中国直接交往的日本学者多达40余人），等等，其中每一事，都构成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来说，中国文化的历史连续性使本土接触成为消解隔膜的良方。因此，京都学派的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首倡以中国人一样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注重文献实证之外的经验实证追求，他们的继承者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遂进入了亲身实践的领域。而1930年前后很短的时间里，是中日近现代关系史上相对平静的时期。所以吉川幸次郎多次提及那是“留中外史上的兴盛期”，是他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在其《水野清一君挽词》中说[9]：

　　同期在北京的留学生，北有六条胡同本愿寺居住的冢本善隆及后来的大渊慧真，……。南有船板胡同日本旅馆一二三馆的加藤常贤、玉井是博、楠本正继，绒线胡同盛伯羲祭酒故居的奥村伊久良夫妻，我也曾短期在那里居住过。西有东厂胡同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里的桥川时雄、杉村勇造，跟住在西城的仓石先生同样有密切的往来。这可以说是留中外史上的一段兴盛期，只是没有艳闻。而从日本短期来访的学者也很多，其中如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等，也都与他结下了最深的缘分。

　　这一以水野清一为中心的记录，从仓石武四郎的日记中，可以更为逼真地看到日本学者们当时互相交往的情形。日记中出现的许多与作者来往的来华学者，在战后成为日本中国学兴起的中坚。

　　第三，日记的重要性还在于，通过作者眼光和文字，记述自己日常生活的同时，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譬如北京的古书业与中国学术长期相互依存，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民国年间琉璃厂、隆福寺等古书街的种种往事，如长达半月的琉璃厂庙会盛况、伙计送书上门、年节收帐、封书等等。又如：

　　（四月）初五日。阴。清明。南北战事将有不测之势，“听风听雨过清明”者，此之谓乎？

　　作者这里的一句清明节感言，引用宋词，其声口之逼肖中国学者，不仅体现了他的思想融入中国社会命运之中的完全程度——在行为上，作者与吉川幸次郎是日本在华留学生中穿戴中国服装的无独有偶者——而且也刻画了国民党内部军阀混战带给中国的人心动荡之极致。又如：

　　（五月初六日）访中江君，畅谈至深夜。云先师剑西先生在日，曾来北京，泊扶桑馆。君访之，谈及东西大学优劣，先师曰：“东不如西也。然今有仓石生者，虽年少，现在京都留学，渠归东之后，东都必有生色。”噫！此语虽过奖，而先师推挽出此，岂不可书诸绅哉？先师墓草既宿而未扫，感愧何堪！

　　中江丑吉是日本政治家中江兆民的儿子，五四运动以后长期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记中，他与作者的往来频繁，恰也为这一重要异端思想者在北京的出没提供了形象的证明。而更为重要的是，以上由他引出的一段回忆，反映了日本在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形成的东西学术消长之风。作者最终由京都返回东京的变故，是否由此也可以作出因先师的推挽为肇端的推想呢？

　　另外，在日记中体现出来的作者个人行踪的实录价值，也非常有意义。譬如在作者提交给文部大臣的《在外研究始末书》中，记载其回国的时间为1930年7月24日从上海出发，26日到达神户。这显然是因为某种隐衷而回避了实际的情况，因为日记中明确地记载了8月3日出发、5日到达的起居生活。由此可见日记的私密性所保留的更大真实空间。

　　第四，通过日记，还让我们检验了作者在慎独之际也保留着的正直、善良的人格风范，——作者虽然在《越缦堂日记》的影响下开始日记，但他未必会顾念到这一日记最终在中国的出版，所以其中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令人感动的。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谦谨、友好的礼貌，如对晚清遗老杨锺羲所执弟子之礼，逢年过节一依古风而行馈岁、辞岁、拜年之例；与居停主人孙人和的师生关系也始终如一，即使在沪上行将回国之时，也还为他配书寄赠（参6月23日记载）。即使是社会下层如孙氏家女佣赵妈因煤气中毒身亡，作者也视如家事，忙碌着约日本医生前来就诊，并在孝子前来领尸之际又为之愍然难已。在与古籍书肆的交往中，作者也结交了大量朋友，因此在他离京赴沪时，前来车站相送者多达二十二人，既有学界的名流如陈垣、徐森玉、孙人和、朱希祖、钱稻孙、赵万里、谢国桢等，也有古书业的友人陈济川、赵殿成等（6月14日），作者的人缘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也是在日记的最后，作者回到久别的祖国日本，却在神户港受到了非礼。于此而发出的愤慨，是非常感人的：

　　（八月初五）下午泊神户港外检疫。三点上陆，赴税关检查行李。关吏待余以支那人，言语无状，遂告其令，伊仰天无言。然而待遇中国如此无礼，可想而知，神户国门有此失态，国耻莫之甚矣！

　　由一己的遭遇而联想到中国的命运，视关吏的无状为国家的耻辱，作者的感情在这里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狭隘界限，而表现出对待中国热爱、尊重的襟怀。由此也不难理解他在战时的1942年发表《燕京大学落成式》一文提醒日本人对于中国应予承担的责任，以及在为日中学院——日本战后第一所民间汉语专门学校——的亲笔题词所蕴涵的崇高愿望：“学好中国语，为日中友好架桥梁。”从《述学斋日记》里走出来的仓石武四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以中日友好为目标、匆匆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使者形象。

　　三、关于《述学斋日记》的整理

　　《述学斋日记》的稿本今由日本中国史研究家池田温先生及其夫人翚子女士（仓石武四郎先生之女）收藏，整理出版这份珍贵的文献也是池田温夫妇的夙愿。1993年他们来华之际，曾走访史树青、周一良等先生及孙人和先生的后人，为笺释这份日记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们离京之前，将一份《述学斋日记》的复印件交给我，希望我能利用在北京的便利条件作出一个中文的整理本提供给中国学者。

　　我荣幸地接受了这一委托。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断深入以来，在即使是片言只字的笔谈稿也大做文章的今天，《述学斋日记》所提供的信息量无疑将使研究者可以揭开一段又一段的“秘史”。但这项工作几年来受到其它研究任务的干扰，时断时续，始终难以了断。去年夏天，朱玉麒君进入此间博士后流动站，与我合作进行西域史地的文献研究，对于《述学斋日记》也同样叹为秘籍。因此我们集中了大半年的时间，首先合作完成了这项日记文献的整理工作。

　　对于《述学斋日记》的整理工作，我们一是完成了一个录文本，二是考虑到该日记的学术性，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注释本。注释的内容涉及到交往人名、著录书名、游历地名、机构名及相关事件、典故词语等等。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在日记以前留学的情况，注释尽量扩展了前后的范围，而具有了笺识的意义。

　　以《述学斋日记》的整理为中心，我们将该书定名为《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同时选收了作者的几篇回忆留学时代和中国文章，希望通过它们来勾连起留学时代的全貌。其中《关于延英舍》记述了他在留学前期住在东城延英舍的生活；《燕京大学落成式》既是对日记之前在参加社会活动的一次记录，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的认识和感情；《山西之旅》、《翼城一夜》描写了在日记之前的山西之旅；《〈雪屐寻碑录〉代跋》则通过为内藤湖南寻找《雪屐寻碑录》的过程回忆了他与旧文人杨锺羲的交往，《追赶鲁迅》则记载了他与新文人鲁迅的一段交往；《在北京学汉语》、《钱玄同与黎锦熙》则详细介绍了他与其它中国学者的交往情况，和在汉语方面留学听课的经历，《北京的秋天》则通过相隔二十年的北京之行，以“风土病”概括了对于留学北京时期的回忆。这些文章围绕着某个专题而详尽地反映当时的留学经历，非常生动可读，既是其《述学斋日记》简洁记载的扩充，同时也为现代学术交流史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附录的《学问的回忆：围绕仓石武四郎博士的座谈会》，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回顾，其中中国留学的内容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可以从这种学术的漫谈中得到更多的启迪。

　　[1] 原名《鲁迅をおいかける》，载《大安》12卷10期（1966.10.）。

　　[2] 据池田温先生提供的材料，作者在去山西等地旅行时也都有每日札记的习惯，但均未能如此日记般着意、有条理。

　　[3] 参看《学问の思ぃ出：桥川时雄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5辑（1968.1.）。

　　[4] 参看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6），页123。

　　[5] 参看《留学时代》，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9.），此处中文据钱婉约译本《我的留学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9.），页61。

　　[6]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清现代篇自跋》，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7.）。

　　[7]《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8] 据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12.）附录《日本文库的汉籍特藏》记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还收藏有已故中国语言学家仓石武四郎的旧藏，是为‘仓石文库’。‘仓石文库’的藏书目前仍堆积书架，尚未编目，使用者只能登楼入库，逐架查阅。”（页340）

　　[9] 原载1973年5月《水野清一博士追忆集》，后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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