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1)(2)
2014-12-12 01:39
导读：(二)视野的跟从 如果说趣味的移植背后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的．话，那么更重要的体现应该算是文学演进视野的跟从。因为，趣味问题还属于感性的层次，
(二)视野的跟从
如果说趣味的移植背后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的．话，那么更重要的体现应该算是文学演进视野的跟从。因为，趣味问题还属于感性的层次，上升到理性层次还有可能对此加以摈除，而研究视野本身已经属理性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加以反省的能力的问题。鲁迅曾经就中国小说进行过专门研究，他在小说史著述中体会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十一，故于小说仍不详。”这里是小说史研究的溯源，其关键恐怕不在于外国有小说史，然后中国也依循惯例产生了自己的小说史；真正关键的是中国小说史这样的学科研究本身始于外国学者。我们知道，研究活动中研究者的视野，是决定学科所研究的基本视野的先决条件，外国学者在研究之前对于该学科的基本认识，属于阐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而这个“前理解”又是和相应的文化的和知识的总体结构相关联的，因此，当外国学者在进入到中国文学研究这个特定的领域之后，也就必然地带有他所在文化规定的学术眼光。这样一种眼光如果作为若干可能的视角的话，应该算是增加了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拓宽了视野，可是由于这里的眼光具有先行的意义，也就是成为了我们进行学术工作时的“前理解”，相当于与人交往中的第一印象，于是后来者的工作不自觉地就会以前面的论述作为基点，而这一基点就是建立在别人视野的框架上的。由此产生两种后果，其一，中国文学史所述的文学是中国人自己书写的，体现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化视野，而文学史研究则可能体现的是别人的视野，两种视野之间不重合，如此就会有些文本的内涵被遮蔽或忽略。其二，某种论述基点体现了要体现某种相应的研究的意图，现在基点不是自身创设，也就难以体现我们的整体的意图，至少是难以体现出“研究范式”革新层次上的意图，这样做的学问也就很难达到一流的水平。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三)根基的缺失
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总是需要一定根基。因为创造性不是因为自身而具有意义，创造性是相对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获得进一步的拓展。如果“已经取得”的只是别人的东西，那么这种“已经取得”就似是而非，作为根基显然就很不牢靠。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高科技资本主义使第三世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同样令人忧虑的文化破坏”。这里高科技其实是相对于原先的那种科技水平而言的，瓦特蒸汽机在今天看来是古董，而在蒸汽时代它却是推动了历史的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成就。西方的工业革命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而工业革命成果转化为经济需求，进而出于盈利目的的输出，也就是西方的殖民化进程也有了几百年历史。在这种持续的变革过程中，后发国家和地区原先的文化已经有相当一些部分被作为需要克服的陋习而清除，而这种清除实际上并没有当地的新的文化动力作为驱动，因此旧的文化退场之后，其实就是以欧美移植过来的文化作为替代了。
这里的症结就在于，文化是需要一定历史作为积淀的，即使是吸收外来的某种文化，也需要假以时日进行消化，这样引进的文化才能够真正融入到民族生活的血液中。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文化改造进程中，原有文化被破坏了，而移植过来的一套文化及它以后的变化都与被引进地区无关，而引进地区在使用这样的看待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时，其实就成了应声虫，在仿佛自己也可以自由表达的形式下，“基本”的思路就“基本”上是按照别人的路径在行进，有些类似于电脑芯片的工作。看起来电脑是进行智能活动，可是电脑的智能是预先设置的。由此，电脑的所谓创造性的工作都可以被纳入到事先设置的范围，电脑不过是充当一个执行者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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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的退隐
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需要树立一种捕捉问题的意识。这种捕捉就创作而言，主要是针对所处的生活提出值得关注的方面；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则一方面要注意创作中已经体现的问题意识，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文本的状况提出研讨的思路、方法，提出应予思考的焦点，而这一焦点很可能具有比较广泛的启迪价值。但目前的状况是，环顾我们所见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别人提出的理论框架，自己只是在具体材料上作一些补充，而这种补充有时还是不得要领的。
譬如，关于文学的现实主义，我们是在文学要描写社会的意义上来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有诸如列宁对托尔斯泰作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样的比喻作为支撑，因此现实主义就在客观再现生活的意义来理解了。其实在19世纪出现的文学现实主义不只是力图描绘一种真实的生活，它更试图写出在故事中隐含着的历史。巴尔扎克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愿意作为法国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一位书记官，就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在发生作用。要比较深刻地理解现实主义，需要站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点来反观，就相当于认识历史最好是在历史已经发生之后，从其产生的结果才能更好地认识当时的历史事件的意义一样。西克苏提出．“叙述和历史的关系在最近的文学理论中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对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为重要，那就是文学现代主义对于文学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这里文学的现代主义无疑属于现代性在文学领域中的一个体现，它是作为对此前就存在着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反拨。现代主义普遍认为，所谓现实主义的真实是一种视角之下的所见，这种事实依赖于一定的参照系，从这种参照系看，现实主义是真实客观的；而从另外的角度看，现实主义并不是因为真实客观而在文坛产生作用。杰姆逊指出，“现实主义的力量来自对于一个旧叙事范式的取消。传统的故事中有各种价值观，人们都相信这些故事，并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而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就是要证明现实其实不像这些书所说的那样。这样，现实主义小说家便可以说是改写了旧的故事”。譬如，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力作是《红与黑》，其中主人公于连的生活轨迹是一出个人奋斗的悲剧，我们或许可以说于连的悲剧是对于当时生活的一种真实描写，可是也更可以说，于连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社会赋予他的命运。而通过故事的描写，我们看到了这只是一种幻想。于连的悲剧就在于，他的人生的失败和理想的破灭是完全重合的，如果一个人遭遇到不幸但是理想的光芒还在的话，那就还可以在希望中生活，而于连则连这种理想也一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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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问题意识这一话题来说，那就是我们说要对现实主义有一个站在历史角度的认识，就需要有历史的变化作为看待问题的基点，可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文学进程，完全都是西方国家文学的变化过程，后发的现代性国家只是在后面接触和接受这样的变化，因此变化之后的思路的调整就属于跟进而没有自己的主动反思，不能提出问题或造成问题意识的匮乏，单纯跟进的实质就是落后。
以上四个方面并不是对于所有症结的穷举，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还可能有其他的严重的阻碍。同时，以上四个方面之间也不会就是各自独立的、封闭的议题，它们都可以指向一个共同的症结，即在这样一种文学的和文学研究的氛围下，创新性的思想和成果的匮乏。
三、后发现代性作为基轴的研究意义
后发现代性作为一个基本认定，就是它在时间上晚于先发国家和地区，在性质上也有着区别。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这样一个认识其实在现代性本身也多少有着蕴涵。柏曼提出：“现代环境贯穿了所有的地理疆界、所有的氏族、所有的阶级与民族，贯穿了所有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就此而言，现代性可以说造成了人类的统一。但这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统一、分裂中的统一：它将我们丢进了恒久解体与更新的漩涡。”这里所谓“分裂中的统一”、“解体”等特性，如果从后发现代性角度看，就会更明显一些。
这样一种从后发现代性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视点，在研究的思路上属于韦勒克所言的外部批评，它强调外在环境的规定性。韦勒克对此文学研究的路径加以了诟病，他说：“流传极广、盛行各处的种种文学研究的方法都关系到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虽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韦勒克这种批评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它的真理性在于，不能完全把文学和社会挂钩，忽视文学自身的特性；可是这种合理的论述不是没有条件的，那就是一旦以为文学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事实，就不能把文学与相关的社会事实联系起来考虑，那么这种正确性就走向谬误了。文学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对文学的社会意义的考量毕竟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作为后发的现代性，在积极跟进过程中，如果只是跟进而无自己的思考那只不过是鹦鹉学舌，在貌似学到了的人话中其实没有自己的思想；认真反思起来．寻求在跟进中超越应该算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在履行过程中同样可能走火入魔。甘阳和刘小枫在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思考中提出：“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
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无视现代性的先发和后发的差距，把问题都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弊端，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其实，后发现代性在时间上属于一种跟进，在性质上则是对于现代性的衬托和对话。原发的现代性前面没有样板，一切都是探索和创新；后发现代性以原发的现代性作为榜样，同时也作为一个企图超越的对象和要想制服的敌人。这样，后发现代性就有着从原发现代性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提出了他对现代性的副作用的认识：最初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想的蓝图被描绘出来，可是在现代性已经浮出地表之后，它也有一些可能成为疾患的始料不及的因素。即“第一个担心是关于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第二个涉及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第三个是关于自由的丧失”。这样一些方面在后发现代性中不是没有，可是，在原发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性是和自由的诉求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后发现代性则可能在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与对大众传媒的集权操控下，造成一种较之于农业社会更不自由的社会。原发现代性禀持的科学理念是科学技术为全人类的福音，而在后发现代性中，科学技术是别人压制着我们的工具，而我们需要科技上的进步来抵消别人的压制，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带来一种反向的压制。这里的科学技术已经是以工具性价值的面貌出现，它与西方文化中科技的工具理性强调的方面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浪漫性质的想象，与启蒙运动追求的人的精神福祉的诉求相比，基本上就是一种国家化的具体指标，所针对的问题是国家一民族系统而决非个人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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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代性的存在，以及将其作为一个看待当前文学问题的基本坐标，除了是探求中国近代以降的文学的自身特性的需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文学除了有反映现实、表达作者情感等功用之外，它其实还是文学所在的那个族群的精神的栖居地，也是该族群的精神纽带，那么后发现代性这样一个坐标，就是刚好把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的普遍性特点和它的特殊性联系起来了。而这样一种精神的栖居地和纽带，不能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它需要人文研究的发掘、整理和深化。印度诗人泰戈尔坚信：“每一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个部分。熄灭任何一盏民族的灯，就意味着剥夺它在世界庆典里的应有位置。”实际上，我们可以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各国民族文学存在的正当性予以论证，指出它们都有对于世界文学、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但是这样的论证也可以不必进行，因为在泰戈尔这里已经明确表达了一个意思：该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可能贡献于他人，贡献于世界，关键还在于这是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个祭坛，当我们都为着社会的各种俗务而忙碌，并且这种忙碌越来越被纳入数字化评价体系的时候，保留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一片纯净独立的天地，就该是神圣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人本原则，就有尊重个人价值观的这种诉求，任何他人是不应该对这种个人的取舍多加干预的。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来，作为后发的现代性不只是要积极跟进，而且还需要一份坚守；现代性包括了对于更新的技术与精神的追求，同时现代性也可以就是对于最初的某一初衷的回应，这一初衷不是蕴涵在高新科技和时髦的人文研究里面，而是通过文化传承的已经有了千万年历史的民族无意识。就如同人类已经发明了航空和航天的器具，这些器具在飞行速度上超过了人类所见的所有的鸟类，可是人如同鸟类那样身上长出一对翅膀，似乎总是一种神力的体现，在这种无意识中，复杂的科学道理和高深的理论可能远远不及一种简单原始的信念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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