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1)(2)
2014-12-12 01:40
导读：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身份认同危机，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就必然产生一种现代性焦虑，这是新知识分子最根本的
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身份认同危机，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就必然产生一种现代性焦虑，这是新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状态。中国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从全民族方面看是怨恨(民族的与阶级的怨恨)，从知识分子方面看则是焦虑，这与知识分子的反思能力和超越追求有关。从表面上看，新知识分子的革命选择是基于现实功利目的——救国救民，与形上追求无关，但实际上更深刻的精神动力是获得终极价值和重建生存家园。现代性焦虑是生存性的危机感，首先是由于脱圣入俗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冲击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由得茫然失措。鲁迅是值得研究的典型的个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经有一段苦闷、彷徨，这不仅仅是由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现代性面前的生存性的焦虑。他对人生有一种深刻的怀疑，潜藏着一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这种怀疑和悲观几乎终其一生伴随着他，不论是在信仰激进自由主义的五四时期，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时期，这种焦虑都没有完全消除。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掩饰和抹杀这种焦虑。现代性焦虑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既渴求又充满疑虑。由于对现代性的渴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和“主义”采取拿来主义，不管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年中国学会”都是如此。同时，他们对现代性又充满疑虑，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脱圣入俗，意味着终极价值的失落，意味着反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而且是压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也是多变的，这种改变基于对现代性的不信任。如处于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梁启超就曾主张过保皇主义(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主主义(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以及保守主义(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也都改信过各种主义，最后才选择了共产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现代性焦虑，才导致新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选择了现代性，五四以后又选择了反现代性，从而使中华民族和知识分子本身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命运。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生存家园的历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义的破产，新知识分子离开家族走向社会；而由于民间社会尚未形成，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社会流民。于是新知识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找到了新的“家”。许多新知识分子家境很好，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信念才参加革命的，但找到社会归属感仍然是重要的动机。革命队伍的核心是革命政党，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党，后者仅仅是世俗的政治组织，党员保留着独立性，而前者则是神圣的“家族”，党员和革命队伍的成员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个体完全融入集体，“把一切献给党”；由于党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入党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义，从而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这就是说，在革命队伍里新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社会认同。
由于新知识分子与国家分离，从而失去了“外王”理想，他们就在革命斗争中摧毁旧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重新获得国家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就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提供的样板。革命是新知识分子取得与国家一体化的唯一途径，在革命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从而结束了自己政治流民的历史。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是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终极价值，达到了“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传统文化的瓦解，导致文化的脱圣入俗，新知识分子丧失了文化认同，成为文化流民。他们不可能向宗教和形上哲学中寻求超越，这是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决定的。于是，新知识分子就开始寻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前苏联传人的革命理论即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最高的科学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身份与现代性相衔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义的品格即共产主义学说重建了革命的“体”和“道”，从而具有了形上的意义。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在1918年11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5卷5号上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报》文章的话：“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并指出：“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在与众多的西方现代性思潮的斗争中，特别是与三民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能最终取得胜利，它的理想主义品格和终极关怀功能是重要原因。新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从而获得了文化认同。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回应经历了肯定和否定的历史回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与五四时期接受了现代性，导致脱圣入俗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危机。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识分子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进行了重建社会、国家、文化的努力，并重新获得了自我认同。在建国后，进一步完成和强化了这种反现代性的建构。
在建国后，按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性质是国家与社会不分，国家对社会生活施行全面控制，包括经济上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等。这就重新建构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生活世界，知识分子在这个生活世界里完全被同化了，他们也认同了这种存在。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民间社会的存在，家族也被消灭(国民党通过农村破产和城市化有限地消灭了家族，共产党则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彻底地消灭了家族)，取而代之的是“单位”。单位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国家的细胞、人民生活的共同体，它在党政机构的直接领导下，集国家的几乎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国家管理成员的经济生活(生产以及一切社会服务等)、政治生活(通过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监督阶级异己分子)、执行法律(治安保卫甚至有送劳动教养的司法权力等)以及文化生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主要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工人属于工厂，农民属于人民公社，干部属于机关，知识分子属于文化教育等事业单位，就是没有工作的人也有相应单位管理，如学生属于学校，家庭妇女属于街道居民委员会。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社会流民的历史，成为单位的一分子，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单位是国家的细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识分子融入单位就得到了归属感、神圣感，产生了一种忘我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单位体制中知识分子获得了社会认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这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的特性为代价的，他们不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单位的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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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中的一部分。同时，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获得了“国家干部”的身份，虽然低于党政干部，但高于普通人，而且少数人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转化为党政干部。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政治流民的身份，获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想是获得这种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径，为此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各种磨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毕竟获得了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是与共产主义的神圣使命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政治的意义，它成为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最高理想。国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被“洗脑”，为什么无怨无悔地认同社会主义。他们不明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意味着实现了“内圣外王”的使命。
建国后，通过思想改造和学习教育，知识分子实现了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从而获得了新的信仰。与革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唯一的现实。同样的是，他们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虔诚的，对自由主义的清洗是彻底的。支撑着他们的除了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外，还有崇高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在儒教和宗教都彻底消失的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给予他们神圣意义的学说。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文化认同，找到了新的文化“卡里斯玛”。
总之，经过长期的追寻，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获得了身份认同，包括社会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就是以单位(集体主义)——党和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新的“卡里斯玛”。这种身份认同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逆向反应。但历史并没有到此终结，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与新知识分子间也有矛盾，这一切导致它必然发生变革。传统社会主义虽然为新知识分子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但也使他们付出了牺牲知识分子的特性的代价。这种特性就是独立的身份、自由的思想，这是在传统文化解体后本应确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而丧失了。改革开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建设，从而提供了恢复知识分子特性的历史契机。市场经济的兴起，将形成一个民间(市民)社会，并打破人才对单位的依附和国家对人身的全面控制，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获得独立身份，得到新的社会认同。政治改革将推进民主化进程，并形成一个公共社会，从而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开辟空间，得到新的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将使文化生活多元化，从而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提供空间，得到新的文化认同。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开始了又一场身份认同，而这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价值取向上进行的，它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的体认，从而获得真正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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