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1)(2)

    二

    解放后，随着政权的更替，意识形态的转换，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五十年代初，相继对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批判。两次批判之后，文艺界开始了整风学习。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周扬在讲话中也指出：文艺工作者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想改造。批评史研究者与其它学科的研究者一样，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逐渐萌发出一种渴望、一种自觉，就是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全部中国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过去写成的批评史，也要按新的指导思想，新的认识，去重新改写，以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适应新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绍虞着手对其旧著进行改写。

    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当时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书前的《以诗代序》就是作者这种心情的流露。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逐历历。

    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建国以后，我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向苏联“一边倒”，对世界文学思潮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这就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如在分析司空图《诗品》时，他一方面承认“司空图《诗品》的本质，基本上也是属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诗论恰恰代表了盛唐另一派也拥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诗人”，所以一向受到一般人的推崇，并且强调代表以王维为首的诗佛一派诗论的《诗品》，更值得重视。在对司空图的诗论作了具体分析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因为他诗论有脱离人生的思想，就认为他的诗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诗论也成为反现实主义的理论。”（注：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8页。）作者在书中时常流露出简单生硬的“左”的倾向，这种局限完全是当时“左”的思潮使然，不能苛求郭先生。

    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双方论战由暗而明。在“反修”的旗帜下，文艺界也开始要求肃清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从理论上摆脱苏联模式。与此相呼应，周扬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要继承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以便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为此他还着手抓高校的教材建设，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样，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1962年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著篇幅不大，只有十五万余字，但从先秦诸子一直到近代王国维的文论思想，都作了简单叙述，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简史”。在编撰方法上，黄著按时代顺序以批评家列目，各个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基本都包括在内。至于黄著的指导思想、分析方法以及贯穿全书的主线，则明显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黄著认为：“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注：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对于这种“左”的倾向，现在的学者往往嗤之以鼻。但我想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作者已经认识到批评家思想意识及其批评理论的复杂性，如“在过去号称为进步的向上的文学批评家中，他们自身也有许多矛盾，也有一些落后的反动的因素”。相反，“在某些落后的文学批评家中，有些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要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二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者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文学批评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1962年前后起，“‘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气候下，作者书中的上述言论也是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只能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评判。

    受周扬的委托，复旦大学成立了以刘大杰为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写组，并于1964年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该册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三编，每编都有绪论，分别概述该编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分章节详加叙述。该书的编写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实际情况。但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却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尽量从批评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出发，依据文献材料对批评家的文论思想作全面客观的分析，而不是强调唯物与唯心、进步与落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即使对像庄子、沈约、司空图这样一般被看作落后保守，追求虚无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作者也凭事实说话，尽量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而该书较少当时同类著作中普遍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倾向。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情况大体如此。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时间里，批评史著作实际上只有一部改写本和一部半新作，而且问题还不少，因此这一时期是批评史研究的低潮期。按理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改善，批评史的研究应该有长足的进步才是，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政治上“左”的影响。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里，政治生活中“左”的倾向逐步发展为“左”的思潮，直至形成“左”的路线。“文革”的爆发又将“左”推向了极至，一切旧时代的文化都被视为封建性糟粕而遭到抛弃。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有一两部批评史著作，也难免烙上“左”的影响的痕迹：一是批评史的写作往往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史实出发，结果导致史从论出；二是作者常常教条似地、片面地、不正常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法，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作为贯穿批评史的红线。这种痕迹，郭绍虞的改写本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了，而黄海章的新作中更是比比皆是，甚至断言“在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中，胜利是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已经是从原则出发的政治口号了。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迎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时期的文学在反思中突进，文学理论批评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肃清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向前迈进。1979年秋，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鸟瞰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史，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就如何处理好攸关社会主义文艺兴衰成败的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的继承与革新三个关系，作了科学阐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战斗任务。”（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这样，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走出低谷，从八十年代开始进入第二个高潮期，并且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繁荣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量多，各种批评史著作多达二十余部；二是种类多，除了一般的全史以外，还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三是篇幅大，除少数几种为一卷本外，从二卷本、三卷本到五卷本、七卷本，篇幅越来越大；四是质量高，本期批评史著作除了材料掌握得比较全面以外，理论分析上也较前期有所深入；五是范围广，本期批评史研究还开拓了一些新领域，不仅近代批评史受到重视，还出现了现、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著作。

    1981年，敏泽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由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也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新版。同时，实际由王运熙、顾易生负责主编的中、下册，也于1981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以上两套批评史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两套书确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内容全面。从时间上看，两套书都是从先秦一直通到近代，堪称名副其实的全史；从范围上看，两套书都不限于传统的诗文评，小说、戏曲理论在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阐释详明。两套书自称都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社会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涵进行理论剖析，而不以材料的铺排考订为能事。但书中也难免有简单化、教条化之处，如敏泽认为作家自己的生活道路和艺术趣味，特别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阅历，是决定作家艺术风格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基本的因素。根据就是毛泽东说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样一个哲学道理。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对于哲学是如此，对于文学或文学风格的理论也不例外。”这就太僵化了！又如钟嵘认为诗歌具有“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功能，敏泽说这表现了钟嵘的典型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安’于自己贫贱地位，并使‘幽居’的士大夫因此而得到精神上解脱的慰藉的工具。”这也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作者对该书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后来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增补了一些内容，于1993年修订再版。198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该书篇幅不大，只有二十余万字，却也大体勾勒出历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线索，并且能在有限的篇幅中突出重点。作者认为批评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以魏晋南北朝为重点，下半段以明代为重点。前者承上启下，理论建树最为突出；后者内容丰富，戏曲小说等理论均有可观。这种观点还是有见地的，书中所论也大致体现了这样的观点。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一样也带有浓厚的反思与探索的色彩，只不过这种反思与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更需要假以时日，因此八十年代初几部批评史著作的主要特征还是“拨乱反正”，即回到“文革”前理论研究的正轨上去，敏泽的批评史著作基本写于文革之前，王运熙等主编的批评史中、下册也在体例和编写方法上与六十年代出版的上册保持了较好的一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蓄积，真正具有反思探索性质的批评史著作终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这就是198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三人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书前的长篇《绪言》首先对解放前的批评史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研究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后的批评史研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过偏差。于是，作者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问题、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世界观问题等，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固有规律，并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学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诸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以各自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古人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维。最后得出结论：一、中国文学理论是以杂文学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二、中国文学理论是运用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手段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以此为特征的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周秦两汉为第一阶段，儒家各学派在文学理论上建树较多，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论；魏晋到唐初为第二阶段，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盛唐到两宋金元为第三阶段，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分途发展，逐步深化的时期；明清为第四阶段，这是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的总结时期，也是由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向现代纯文学理论体系转化、过度的时期。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新时期首次对批评史研究所作的深刻的反思，这些反思又被作者具体落实到其著作之中，致使该书新见迭出，立论不俗。例如，书中对此前常被忽略的老庄道家及魏晋玄学家的文学思想和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作出新的评价；对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两大流派的产生、分化、发展及相互影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八十年代后期不仅出现了多卷本的批评史著作，而且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研室组建了以王运熙、顾易生为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写作班子，并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先推出王运熙、杨明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其余各卷则在九十年代陆续出版，至1996年已全部出齐，它们是：顾易生、蒋凡撰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1990)，王运熙、杨明撰写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94)，顾易生、蒋凡、刘明今撰写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996)，袁震宇、刘明今撰写的《明代文学批评史》(1991)，邬国平、王镇远撰写的《清代文学批评史》(1995)，黄霖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993)。这套批评通史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因为其规模较大，材料比较丰富，论述比较全面完整。全书对过去研究史论析较少或未加论列的批评家，也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对各个批评家的主要文论思想作重点分析，但也注意到其他次要方面。另外，在论述中努力阐明各种文学观点与思想文化背景、社会时代风气的联系，同时还重视结合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他本人的创作实际。然而，全面完整还不是一部批评史著作成功的全部，关键还要看它是否在全面完整的论述中提出某些新的观点，启发人们对古代文论的重新审视，这样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前人。在这方面，该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人们一般都将魏晋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把两汉看作是经学的鼎盛时代，认为它扼杀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果真如此，则蓬勃发展的先秦文论，陡然跌入黑暗深谷，历经漫长的四百年后，又突然迎来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发展的新曙光，这种说法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本书两汉编特从思想文化运动的客观史实出发，力矫‘断裂’旧说，阐述汉代文论以其特有的形态循序渐进，分阶段地发展，终于不负历史使命，完成由先秦向魏晋南北朝的过渡。文学自觉的种子已经埋伏于两汉，汉人实开启文学批评新高潮来临之先河。”（注：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这种观点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后来张少康在《先秦两汉文论选》的《前言》中，再次重申“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的观点。总之，该书凭其材料搜求之备、体系架构之大、理论阐述之较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综合优势，在新时期的批评史著作中是佼佼者。与这套批评通史篇幅相当而又另具特色的是罗宗强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目前已出三种，即罗宗强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张毅撰写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其余周秦汉、辽金元、明代、清代和近代文学思想史正在撰写之中。从已出的几种看，质量不错。因其研究的重点除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外，还包括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所以能对现有的文学批评史著作起到补充作用。

    九十年代中后期，张少康和蔡镇楚在充分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分别推出了篇幅适中、便于教学且内容、观点均达到世纪之交学术水平的批评史著作。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近四十年从事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之作，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绩。首先，作者继郭绍虞、蔡钟翔等人之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重新进行思考，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该书《前言》说：“我们把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分为两个大阶段：古代和近代；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鼎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前四个时期为古代，第五个时期为近代。”其次，在内容取舍方面，该书的着眼点是审美的文学，即着重讲纯文学的理论批评，舍弃了有关一般文章写作的材料，这与以往批评史写作细大不捐的做法颇不相同。第三，在分析古代文论时，该书注意联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从文史哲多层面搜集材料，并能把各种艺术理论融合贯通，以辨明古代文学理论问题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渊源，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特色及其发展规律。例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外儒家而内释老”的特征，全书便注重分析这种特征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第四，作为后出的批评史，该书还能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出来。九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作者在书中不仅对争论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而且吸收有关研究成果，对《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否为司空图所作持存疑态度，暂且将其附于司空图诗论之后予以分析。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9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失自己的特点。

    新时期的批评史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齐头并进的格局。除了全史、通史类的批评史著作外，还有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如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而上述《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和《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皆分段陆续推出，实际也可以看作是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就是一种断代史著作，只是后来才作为通史的一种，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另外，本期断代史研究不仅包括古代和近代，还延伸到现代和当代。现代部分有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等；当代部分则有古远清的系列著作《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此外还有古继堂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而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则囊括了现、当代部分。除了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外，还出现了不少分体批评史研究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方智范等的《中国词学批评史》、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谭帆等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以及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论析了。

    新时期的批评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1.从简到繁，由博返约。本期批评史著作开始只是一卷本、二卷本，最多也是三卷本，如周勋初、敏泽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批评史，后来从蔡钟翔等人的多卷本开始，批评史著作越写越长，终于出现了七卷本、八卷本的通史。这标志着批评史研究越来越具体、细致。然而，认识的深入并不一定要表现为篇幅的增加。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些批评史研究者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注重探索批评史发展的共性与规律。于是批评史著作开始由博返约、执简驭繁，重新出现了二卷本、一卷本，如张少康的批评史著作。而且这种势头正方兴未艾，如张少康在原二卷本的基础上又经压缩修订改写，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一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程》，而多卷本批评史的始作俑者之一蔡钟翔也正酝酿着一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写作。大家普遍感到简史比多卷本更难写，这与当年罗根泽的想法是一样的。2.充实材料，扩大范围。本期批评史研究者大多注意充实、更新研究材料，从文本材料到背景、身世材料，尽量搜罗齐备，致使篇幅越来越大。随着材料的增加，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早期被忽视的近、现代批评史和小说、戏曲理论，本期也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3.变换角度，更新方法。本期批评史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交叉特色，有的批评史以杂文学批评贯穿始终，有的批评史则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一般都能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背景与材料互证。方法上也不再局限于前期的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而是注意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4.解放思想，重新估价。本期批评史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先的禁区被逐渐消解突破，一些原来被视为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文论家基本上都得到了重新审视，庄学、玄学和禅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正在大家一致的反思中前进，逐渐有所深化，相信终会迎来新世纪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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