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1)(2)

美国聂华苓在她的《沈从文评传》中也认为“《边城》代表了构成沈从文‘乡下人’未被现代文明糟践的理想世界的概念”，在这个“理想世界”中“自然景色、城市、风俗习惯和人民——这一切都融和一体”。聂华苓还结合另一个作品谈到《边城》的特色，她说：“沈从文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是雕塑家，在《边城》中成了画家”（注：[美]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引自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版本见注④。）。这种“画家论”最早见于夏志清的评论。夏志清说，沈从文“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划出来……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画家”，韩国安承雄则认为《边城》能给人一种“山水画似的美感”（注：[韩]安承雄《〈边城〉》里河水的象征意义，载2000年《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

这些看法在域外学者中几乎是一种共识。比这种熟悉更一步的是新加坡的王润华。王润华透过表层的田园牧歌山水画美感，深入作品的内部，认为《边城》结构运用的是“山水画结构”。他说“小心推敲过《边城》，基于小说之组织与意义之表现手法，我认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有许多类同的地方”，不同的是“前者用语言文字，后者用线条色彩作为表达媒介”（注：(新加坡)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见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原载1997年9月香港《南北版》第88期。）。综前所述，域外学者用“牧歌”、“田园诗”、“无垢纯真的中国形象”、“山水画美感”概括了《边城》给人最突出的审美感受。沈从文曾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这样解释《边城》的创作意图，即：“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美丽、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本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桩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全集》第9卷。）。这个小说既写了“乐”也写了“哀”，在域外学者的分析中，写“美丽、健康”，写“乐”的方面是主要的，是基调，这一点，与国内学者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他们早在30年代就把《边城》人物看着“无垢天真到中国人”形象，这一点对国内学者的熟悉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二、悲剧——命运说

“乐”的另一面是“哀”，“哀”即悲剧。一部《边城》涉及的人物主要有老船夫一家四个人，顺顺一家三个人，加上杨马兵等约八个人，结局是四死一伤(二佬伤心出门，无音信)，翠翠在孤独中等待，这种情状属悲剧结局。关于《边城》的悲剧问题在域外学者的评论中，似乎没有得到非凡强调。沈从文的研究专家夏志清，几乎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边城》一节，评及《边城》时，提到《边城》人物“命运悲惨”，没有就此展开议论（注：[美]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引自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版本见注④。）。法国的学者安妮·居里安在《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文中，将《边城》与《大淖记事》对照来看，认为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的水引导着“爱情的发展和完成”，而在《边城》里，“水和爱情的胜利却不是相辅相成”，作品“描写了失败，没有结局的爱情”，她说：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孤独怎样越来越逼近翠翠”，《边城》整个“调子是凄凉的”，反映了“人类的紧张状态”。（注：[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载1989年《湖南文学》第9期。） 后来，日本的城谷武男写有《〈边城〉主题考》一文，城谷对《边城》的悲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探讨。城谷武男提出了《边城》人的“人生状态本来是健康漂亮又不悖乎人性的，为什么所产生的又尽悉悲剧结果呢”的问题，接着搬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涉及的两对概念——理性和感情、意志和偶然，来考察《边城》的人物关系的形成和变化。城谷认为：“理性和意志是属于人的，而感情偶然不能由人力制约”，“于是小说的逻辑就成了人为与神意的缠结，”“翠翠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与神意所左右的人”。最后，城谷感叹地说：“每一个登场人物虽然如此地纯朴，勤俭、和平、正直”，“但也有那么多的不幸来到他们身边”。城谷认为：“这个悲剧是人为和神意互相磨擦所生成的一种样态”。城谷认为沈从文的《水云》的写作重点是对《边城》的评价。《水云》在这个故事上中两次使用了悲剧的判定。据此，城谷肯定“《边城》当然是悲剧的”。论文中，城谷大段引用沈从文的《水云》中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的是如下一段：

生命在生活中流动，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感情。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时由偶然和感情乘除而来，你纵然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感情，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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