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1)

【内容提要】概览七十年来域外学者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中国人形象说、悲剧——命运说、象征——原形说三种类型。域外学者认为，一部《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写出了“无垢纯真的中国人”的形象；“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一部《边城》布满着复杂的象征意义，《边城》中的“‘死亡与再生’，是作为原型而存在的”。

【摘 要 题】域外现代文学研究

【关 键 词】《边城》/沈从文/述评

【正 文】
域外学者，国别身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他们的意见是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和学习的，因此他们的《边城》研究也值得系统地进行一番审阅。从收集到的文本来看，有关《边城》的研究前后时间近七十年，涉及的域外学者主要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和新加坡。学者主要有日本的松枝茂夫，小岛九代，城谷武男，韩国的安承雄、朴宰范，新加坡的王润华，美国的夏志清、金介甫等。《边城》的专论或涉及《边城》研究的达数十篇(处)之多。论及的方面也很多，但从总体情况来看，主要类型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相当，可归纳在三个小标题下评述，即：“牧歌——中国形象说”，“悲剧说”，“象征说”。三个标题与本人另一篇文章《七十年来国内〈边城〉研究述评》所设三个标题近似，可以比照来看。

　　　　一、牧歌——中国人形象说

在域外学者那里，较早使用“牧歌”一词概括《边城》特点的是美国的夏志清，他在《中国小说史》中设专章讨论沈从文的小说。夏志清从文体角度审阅《边城》，认为《边城》运用的是一种“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又称“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二者同是一种高度聪明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之产品（注：[美]夏志清著，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小说》，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英文原版，1962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比夏志清研究沈从文还要早的是日本的松枝茂夫。松枝茂夫在1938年翻译出版了《边城》，在译后记里，他不是用“牧歌”一词来概括《边城》特色，而是用“完美诗式的故事”来概括，其实两种表达几乎可以互换。松枝茂夫是为了“追求与介绍真正的中国人”而研究中国文学。他认为《边城》“教给我真正的中国民族如何是纯真可爱的民族”，是“没有毒害过的，无垢纯真的中国人”，松枝茂夫从《边城》找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心底潜藏着的“真正的中国人”。日本的山室静写有《〈边城〉小感》一文，这篇文章曾收在松枝茂夫、高田白穰合译的日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五卷《丁玲·沈从文》之后，山室静称《边城》的恋情“有一种不能动摇的美与内心必然性，似乎达到了永远令人抱有怀念之情的典型程度”，《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山室静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指出了这牧歌之下埋藏着的激情，山室静指出：“作者的笔表面上是淡泊的，但其背后潜藏着对近代文明的激烈批评和抗议——至少说潜藏着激烈厌恶。于是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船主兄弟对她的恋慕之情，都尽量描写得朴素可爱、浪漫而理想化了”（注：[日]山室静《〈边城〉小感》，转引自[日]齐藤大纪《日本沈从文研究的昨天、今天、明天》，载向成国等编《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重庆市秀山县永昌印刷厂，渝秀新出内准字(2002)15号。）。日本小岛九代的专著《沈从文——人与作品》设专章讨论沈从文的《边城》。专章中采用了沈从文《〈长河〉题记》里所说的“常”与“变”的概念。以《边城》的世界为“常”，以《长河》的世界为“变”进行探讨。小岛认为《边城》描写的是一个“常”的形态的“理想的世界”。《边城》里的人物“在牧歌世界里朴质、纯真、谨慎、安分地生活”。与山室静相似的是，小岛也认为，沈从文描绘出“爱”与“美”的理想世界，是要与现实对置，“要批评现实”。当然，作为日本第一本沈从文研究的专著，小岛比她的前辈视野要开阔得多，除了以上两方面审阅《边城》外，她还从创作动机上探讨创作《边城》的动机和根源。小岛认为，《边城》的创作起源于沈从文辛亥革命及当兵时目睹过“无意思而愚蠢的杀人”而“对当权者不可消灭的不信与厌恶”（注：[日]小岛久代著《人与作品·〈边城〉试论》，参见小岛久代著《人与作品》日本汲古书院版1997年.亦参见小岛久代撰龙长顺译《沈从文文学中的“常”和“变”——〈边城〉》与〈长河〉巡礼，载1986年《民族文学研究》第5期.亦参见齐藤大纪《日本沈从文研究的昨在、今天、明天》，载向成国等编《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见注②。）。日本学者宫原哲雄在《沈从文杂感》中也谈到《边城》，其中的熟悉与山室静近似，宫原说：“他是怀着对现代的都市文明的批判和厌恶感情，而写出《边城》的”，其中“广泛地描写了边城的美丽大自然和这自然中的生活”（注：[日]宫原哲雄《沈从文杂感》，载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年版。）。金介甫在最近写的《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持类似的观点，不过他把“牧歌小说”的概念等同“田园诗性小说”的概念，并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更贴近希腊的‘田园’的概念”。金介甫的文章在沈从文的《边城》和日本三岛由纪夫的《潮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认为“这两部中篇小说提供了颇能鸟瞰稳定和自给自足村镇社会的比较画面”。“这两部中篇小说的田园诗性还表现在高雅、朴素、以及形式和语言的谐调感上”。两个作品都表现了“钟爱、天真、忠诚、勇气、不计等级——这一切在沈从文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有非凡的东亚色彩”。“非凡的东亚色彩”即“牧歌”或“田园诗”色彩。金介甫不能肯定三岛由纪夫是否读过《边城》，但他肯定“《潮骚》的创作灵感源出第二世纪一首朗戈斯的有关达孚尼与克洛耶这一对不幸恋人的古希腊传奇挽歌”（注：金介甫撰，彭京译《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载《从文学刊》第一辑。）。金介甫的论文视野极为开阔，这篇论文是《边城》研究的新成果，也是沈从文与世界文学比较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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