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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和具有影响的传媒领导人,金庸先生曾经会见并采访过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严家淦、蒋经国等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为两岸的文化社会交流和政治统一大业奔波努力。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非凡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提出香港政治体制的“主流方案”,为香港回归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是一位好学且博学的学者。多年来,金庸先生勤学不倦,在国际法专业、中国历史专业中尤其学有所长,撰写出多种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1988年获得香港大学名誉教授荣衔,其后又获得加拿大UBC大学D. Litt荣衔、中国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英国牛津大学两所学院的荣誉院士、剑桥大学两所学院的荣誉院士,后来被聘为中国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并非偶然。
由上可见,金庸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金庸先生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上面提及的武侠小说、电影评论、电影剧作、电影导演、近万篇新闻评论、国际法专业论文等等之外,还有历史学著作《袁崇焕评传》、文艺随笔《三剑楼随笔》(注:《三剑楼随笔》是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三人从1956年起在《大公报》上开设的一个文艺随笔专栏,后结集出版同名著作,其中金庸先生的作品占三分之一。) 等。
二
这里要说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和与之有关的雅俗之争问题。
早在1980年,台湾闻名出版家沈登恩先生就首倡“金学研究”即金庸小说研究,并征集稿件,首先推出倪匡先生的《我看金庸小说》一书,进而出版倪匡的《二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天龙八部欣赏举隅》,舒国治的《读金庸偶得》、薛兴国的《通宵达旦读金庸》、杨兴安的《漫笔金庸笔下世界》、苏兆基的《金庸的武侠世界》、刘天赐的《韦小宝神功》、陈沛然的《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以及作家、评论家三毛、罗龙治、翁灵文、杜南发等人的金庸研究文章合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之1-4册等“金学研究丛书”多辑。现今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接替远景公司出版金庸研究丛书,易名“金庸茶馆”,到目前为止业已出版近40种(注:笔者的著作《侠客金庸》和《视觉金庸》被称为38、39种,已出版。)。
大陆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冯其庸教授在1985年创刊的《中国》杂志第一期上撰写的《读金庸》一文首倡金庸小说研究,其后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人民大学冷成金教授等或撰文将金庸研究提上学术研究的议事日程,或开讲座将金庸研究引向大学课堂,开拓了金庸小说评论和研究的先河与新的园地。笔者也曾出版多种金庸小说研究著作。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进而,198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东西方各国40余名学者与会或提交研究论文;同年11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远流出版公司又在台北联合举行“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英、美、澳、以色列以及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26位学者发表论文。其后,北京大学也于2001年举办了“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数十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出席并提交论文。至此,金庸小说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科目。
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主编的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列入文学大师行列,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论,批判的声音震耳欲聋。而今,金庸的武侠小说又要被列入“世纪文学六十家”,想必又会有新的争议出现。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上有不同的意见,这很正常。
我同意严家炎教授的说法:“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 我想,应该很少有人会怀疑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家,是通俗文学家中出类拔萃者。
然而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显然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如此,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通俗的类型化的武侠小说能不能或者说有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没有资格即能不能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显然与我们的文学史观有密切的关系。通常讲解和学习文学史,都是在讲解和学习文学经典的历史,中国文学史当然也不例外。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南戏、明清小说及其四大名著等等,都是堂皇的中国文学经典。在不知不觉间,我们会形成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或印象,那就是觉得文学经典与通俗艺术的雅俗之分有如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实际上,这种观念和印象多少有些似是而非,其中多半是想当然耳,颇似佛家所言的“所知障”,本质上不过是我们自以为是。要证实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只要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的“出身”做一点统计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经典作品之中,不少是由通俗形式中选择和升华而来: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如此,汉魏乐府的经典也是这样,唐宋话本显然是从通俗中来;而明清小说的四大经典,恰恰是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四大叙事类型的代表作品:讲史类型的《三国演义》、武侠类型的《水浒传》、神怪类型的《西游记》和言情类型的《红楼梦》,其他如“三言二拍”等等,就更是彻头彻尾的通俗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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