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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大师巨子辈出的时代，置之于在当时的“话语背景”，贺麟此言此语或许是“渊源有自”，但更贴切的说法恐怕应当是“英雄所见略同”。三十余年前的1911年，国学大师王国维（1977—1927）明就确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34]；并且断言，“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哲学辨惑》）。也就是说，中学西学，共为一体，切不可将它们截然分割；但援引西学以“为我所用”并非生吞活剥的单纯引入，需要有一个“能动化合”的过程，“即令一时输入（西洋思想），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论近年之学术界》）。与王国维“风义平生师友间”的陈寅恪，也明确断言，“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35]。斯言斯语，振聋发聩，至今依然“余音绕梁”！
赫然名家的“新心学”
相较于梁漱溟的“新孔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而言，贺麟的“新心学”在现代新儒家的阵营中是比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它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新心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它在新儒学的思想发展史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或许正因其晚出，因而能对前此的新儒学思潮作出公正而恰当的评判和总结，因而能合理地吸收他人（家）的经验与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人的理论缺陷，从而使“新心学”的面貌与其他新儒学颇为不同，而且更具圆融色彩。
贺麟将“中国新哲学”冠之以“现代新儒家”之名，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明确、正式提出“新儒家”概念的第一人。贺麟说，“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36]。毫无疑问，贺麟的“新心学”就是那一时代的产物。
贺麟的“新心学”，是他匠心独创的思想体系，是他作为哲学家的智慧结晶和独到贡献。“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与其他新儒家（如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等）颇为不同的是，贺麟的“新心学”不是建立在中西文化的“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准此以判，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特点之一便是调解两个对立面，使之融和合一。贺麟如此而为，实可从其文化观追寻根基。
作为贺麟“新心学”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的新黑格尔主义，它以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形而上学来修正黑格尔的辩证法（贺麟称之为“矛盾法”）。贺麟用新黑格尔主义“绝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印证陆九渊“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观点和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的本体论思想，并自觉地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加以论证。有研究者指出，“与他同时代的新儒家学者相比，在吸收、融会、儒化西方哲学方面，贺麟取得的成绩最大，这对他以后的新儒家学者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37]。此为公允之论。
贺麟的哲学立场，大体可归于“新陆王”的范畴。相对于梁漱溟的“新孔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而言，时人称之为“新心学”。“新心学”虽然没有形成像“新唯识论”或“新理学”那样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公开打出“回到陆王去”的旗帜，同“新理学”相抗衡，在学术风格与学术旨趣方面皆有其独到之处。贺麟不同意冯友兰只讲程朱而排斥陆王的哲学立场，“讲程、朱而不发展至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38]。贺麟认为，“心即理”一语足可调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调和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矛盾。贺麟承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并从心理学、生理学角度加以论证，提出“自然的知行合一观”，构成其“新心学”的基本内容。
贺麟“新心学”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即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以充实、发展自身，求得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并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达到新与旧、今与古、中与西的交融、汇合。在中国哲学史上，贺麟起到了一种会通、融合的作用——即融通中西文化，从而使西方文化的“华化”成为可能；打通理学与心学，从而使中西哲学会融一家。在哲学方法上，贺麟自觉地把儒家思想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将直觉方法与抽象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贺麟尤其重视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理论角度来为新儒家思想奠定哲学理论的基础。
贺麟坚信，“中国许多问题，必达到契合儒家精神的解决，方算得达到至中正、最合理而无流弊的解决。如果无论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上各项问题的解决，都能契合儒家精神，都能代表中国人的真意思、真态度，同时又能善于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从哲学、科学、宗教、道德、艺术、技术各方面加以发扬和改进，我们相信，儒家思想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39]。此言信矣！
哲人其逝，惠泽长存！
2005年8月—9月，于宜宾
注释：
[1]贺麟：《文化、武化与工商化》（1946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0页。
[2]贺麟：《文化的体与用》，《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4页。
[3]贺麟：《文化的体与用》，《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354页。
[4]贺麟：《文化、武化与工商化》（1946年），《文化与人生》，第280页。
[5]本处所说“唯心论”，取贺麟本人的理解和定义。在《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6月初版）中，贺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唯心论”。
[6]“所谓精神科学，是指道德史、宗教史、艺术史而言，以研究人类精神历史为主”（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4—75页）。
[7]贺麟：《文化的体与用》，《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343—354页。
[8]章太炎：《康成子雍为宋明心学导师说》，《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
[9]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第1页。
[10]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2页。
[11]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32-33页。
[12]贺麟：《序言》（1946年），《文化与人生》，第2页。
[13]贺麟：《宋儒的新评价》（1944年），《文化与人生》，第197页。
[14]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第4—5页。
[15]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1940年），《文化与人生》，第62页。
[16]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第5—6页。
[17]贺麟：《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30页。
[18]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第7页。
[19]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1947年），《文化与人生》，第304页。
[20]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4页。
[21]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1947年），《文化与人生》，第305页
[22]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376页。
[23]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第642页。
[24]贺麟：《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27页。
[25]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第662页。
[26]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第6、7页。
[27]贺麟：《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27页。
[28]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75页。
[29]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文化与人生》，第7页。
[30]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第9页。
[31]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8—9页。
[32]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1940年），《文化与人生》，第51页。
[33]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8—9页。
[34]王国维：《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1911年），《观堂别集》（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75、877页。
[3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2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36]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第1页。
[37]宋志明：《贺麟》，《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方克立、郑家栋主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38]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33页。
[39]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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