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看中西学术交流(2)
2015-01-30 01:31
导读：②明末清初的西学之风，基本上未超出传统科学的学科范围，集中 在天文、数学、 地理学 上，特别是天文数学方面的著作，高达89种，占 总数的23.5%。其
②明末清初的西学之风，基本上未超出传统科学的学科范围，集中
在天文、数学、
地理学上，特别是天文数学方面的著作，高达89种，占
总数的23.5%。其原因有二：一是自古以来，中国即重视历算之学，不
仅因历法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皇权受命于天，颁布历
法被看着是皇权的统治象征，所以观天象知人事就成为皇家天文机构的
职责和专利。明代严禁民间私测天象，但不禁研习历法，清代取消禁令，
康熙更是鼓励民间研习，因而历算之学大盛。加上明清两代改历的需要，
中国士大夫急需从西洋之学中吸纳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知识，使得这一
古老的学科焕发了青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西学的传播，可以说
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复归，是古代经典学说的重新发现。
二是利玛窦及来华传教士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科学开始酝酿，逐
渐形成、完善的时期，当时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都给
地理学、绘图学、
天文学带来重大的革命。尽管利玛窦等人带给中国人
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属于中世纪的科学，如天文学上是托勒密——第
谷体系，哲学上是亚里士多德的宗教神学，但却是当时最有权威、最好
的知识，如地圆之说，五大洲之概念、几何学、代数学、三角学等及其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传教士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来，科学知识也源源不断
地传播，并越来越近地接近近代科学的实质。而且在这场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方传教士们或多或少、或自觉自愿、或不知不觉中迎合了中国士
大夫的某种需要，利玛窦等人就将帮助明朝修订历法作为敲开皇宫大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的敲门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而传教士们也积极编译撰写天文历
法之类的著作，借以站稳脚跟，博得士大夫的好感，进行学术传教。中
西双方的共同需要，就使得历算之学成为当时的热门学科，所译书籍，
在明清中外图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③1644年以前的西学介译较为全面、完整，译书所涉及的学科范围
广泛，1644年以后学科范围较为单一，这当然与修订历法有关、但也反
映了明清两代不同的译书背景和特点。
清初西学的传播主要在宫廷内部，利用传教士的科技知识来为皇帝
自己服务，这样就使西学的传播，完全以皇帝的兴趣为转移，如康熙对
数学、天文、医学较有兴趣，这方面的译著就多一些，一旦皇帝本人对
西学失去兴趣，传播就会受到挫折，雍正、乾隆对西学不感兴趣，也一
无所知，西学译著就少得可怜，几成绝响。所以清初的西学译著主要集
中在宗教、天文、医学范围，特别以数学成绩最大。传教士们曾将已传
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如笔算、筹算、几何、三角、三角函数表、对数等，
翻译编辑成《几何原本》（七卷，附算法原本一卷，1690年张诚满汉文
译稿，现存故宫博物院）、《算术纂要总纲》、《比例规解》、《测量
高远仪器用法》、《八线表根》、《勾股相求之法》、《借根方算法节
要》等十几部满、汉文数学书籍。这和康熙个人的学科兴趣有关，因而
这时的西学传播有很大的局限性，译书范围相对狭窄、单一。
而明末西学传播，特别是1629年历局成立以前的西学传播更为全面
和广泛。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把西学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学习研究的。
早在1607年，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开始把西学分为三种：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一为“修身事天”。即天主教教义；二为“格物穷理”，即为自然哲学；
三为“象数”之学，即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到1623年，艾儒略在《西
学凡》中，将西学进一步全面系统化为六大学科，即文科、理科、医科、
法科、教科、道科，也即今天的修辞学、哲学、医学、
法学、教规学和
神学，使中国学者对西学的认识更向前迈进了一步，李之藻、杨廷筠、
艾儒略、金尼阁等人，还设想过将金尼阁携来的7000部西书“开局演译”
，以期于光大实学。徐光启也在主持历局期间，提出了除翻译天文历法
书籍之外，更为长远、宏大的译书计划，称之为“度数旁通十事”，涉
及气象、水利、
音乐、军事、财务会计、建筑设计、机械制造、大地测
量、医药、钟表制造等，尽管这些美好的计划未能一一实现，但这时的
中国学者和传教士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身体力行，只要有利于实学，有
利于经世致用，都可以译出刊印，而很少有所顾忌，著译了天文、数学、
物理、水利、地理、地质、冶金、医学、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
字、宗教神学等方面的书籍，除天文、数学、物理、哲学、宗教书籍种
数较多外，其余各科数量很少，但作为介绍西学整体来说，却是较为全
面和系统的。
④纵观分类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汉学的研究，犹异军突起，
在清人译书中独领风骚，其意义深远。
汉学的研究，始于明末利玛窦。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他将
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
日记，利玛窦去世后，由金尼阁带回欧洲，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漫长的返欧途中，金尼阁将日记加工整理增补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中译本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
了拉丁文初版。此书一出，立即轰动欧洲，被译为法文、德文、英文、
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并多次再版，可知此书极为人重视，这是明末清
初第一本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著作。
康熙年间，法国来华传教士都负有双重使命：传教与研究中国文化，
在清初较为宽容的年代里，传教士不仅向中国输入西方的科学文化，而
且也为欧洲了解中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时期由于传教士的活动，
欧洲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或汉籍西译著作。1654年波兰耶稣会士
卜弥格在维也纳出版了《中国植物志》，书中记述了20余种植物和多种
动物，是当时欧洲第一部关于中国动植物的著作。1655年卫匡国的地理
学名著《中国新图》在荷兰出版。1654年以后，卫匡国的中国历史研究
著作《鞑靼战纪》、《中国历史十卷》。鲁日满的《明清战争史》、冯
秉正的《通鉴纲目》为基础编译的《中国通史》等相继出版。1687年柏
应理在巴黎刊印了《中国贤哲孔子》，中文标题为《西方四书直解》，
书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孔子传。卫文济于1711年在
布拉格大学刊布了《
中国哲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白晋撰写过《易经要旨》和《诗经研究》。白晋、张诚、李明、巴多明、
洪若翰、宋君荣等人还与法国皇家科学院及欧洲知名学者建立了信息交
流网，不断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在中国实地观测的一些科
学资料以及中国的语言文化、风俗人情。
雍正禁教后，传教士不能公开进行传教活动，除北京的传教士外，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大多数被拘于广州、澳门。这样，许多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经典，出版
了较多的汉籍西译著作、如马若瑟、赫苍璧、宋君荣、钱德明、孙璋等
人，特别是宋君荣的汉学研究成就最大，可谓著述等身，使明末清初的
汉学研究达到了高潮。
中国文化的西传，不仅在欧洲一些国家掀起了了解中国、研究中国
的“中国热”，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1]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 中华书局 1983年
[2]罗光 利玛窦传 第207—208页
[3]裴化行著 王昌社译 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 第2册第
216页 上海东方文艺出版社 1943年版
[4][5]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著译提要》第9—10页 中华书局
1989所影印版
参考文献：
①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②樊洪业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共2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