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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2)

2015-02-06 01:26
导读:很显然,自东汉以后,在现实中,先秦时代那种游侠风神已经褪色,游侠与豪侠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侠者凭借武功和勇力向军界流动,甚或因宗族血缘
 很显然,自东汉以后,在现实中,先秦时代那种游侠风神已经褪色,游侠与豪侠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侠者凭借武功和勇力向军界流动,甚或因宗族血缘关系和仿血缘关系,以结拜形式而聚集起来的,形成具有军事组织形式的豪侠帮派,为军事政治集团割据自立、争霸天下效命。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载,如祸乱汉室的董卓,“以健侠知名”;吴国第一任君主孙权“好侠养士”;一代枭雄曹操“少而任侠放荡”;中山靖王之后刘备也“好结交豪侠”。等而下之的关羽、张飞、甘宁、典韦、许褚等等,无不是侠出身和好侠的。政治代表人物招揽侠客,就会有强烈的政治品性,侠客之义也以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坐标,决定善恶是非的选择。昔日古游侠乃至乡曲豪侠之风,早就走味变样,为建功立业的志向所取代,人们很难用古侠的标尺界定其时侠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开始出现有虚构色彩的武侠,如干宝《搜神记》的《李寄》,李寄主动“应募”,智斩大蛇,可谓是有侠义精神的女子。陶潜《搜神后记》的《比丘尼》,记晋大司马桓温有谋反问鼎之心,比丘尼海浴,“温疑窥之,见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温惊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尼警告桓温:“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桓温“故以戒惧,终守臣节”。比丘尼显然是一个关心社稷的侠。这几篇侠义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侠的变异形态,而在于以幻设性的内容,表达作家主体意识的思维方式。幻设性使得超现实的怪异与现实结合,产生了仙、鬼、妖以及有异术在身的豪侠、僧尼等超人形象,开启了后代乃至现代武侠小说的笔路。

  三、唐代多形态互融的侠
  侠的形态至唐已趋向成熟,与前代不同的是,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云:“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始“有意为小说”[5](p.75),唐人小说中的侠客被作家重新赋予了意义,虚构、夸饰、诗化了性格,由情节组成的侠客们活动的世界,不同于汉魏六朝,已经脱离了生存的现实世界。可以说从唐代始,中国的武侠观念主要体现于虚构的小说世界中。唐代小说以前代所未有的特异的人物性格,曲折多变的情节,意料不到的转变,特别是超凡入圣的轻功、暗器、剑术,开拓了文化观念中对侠客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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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论轻功,《绳技》中的囚犯,借献技的机会,将长绳抛向天空,然后向上攀援,爬到高处,犹如一只大鸟,从旁边飞出,不知所踪。《太平广记》卷二九六的《潘将军》,载一个十七岁少女能如飞鸟般上了宝塔,顷刻站在宝塔处的相轮之上,其轻功更胜于囚犯。《车中女子》中一个十七八岁女子用一匹绢,一端缚住了蒙冤落难的举人胸脯,纵身带他飞出宫城。在唐代,许多轻功都有专门的名称,如《北梦琐言》“许寂”条所说:“鹿卢跷”以及龙跃、虎跃等,好像当时剑客都必须有一身轻功。论剑术,唐代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兰陵老人》中的老人,手持七口长短剑,舞于庭中。只见七剑在空中上下翻飞,有如电光。然后老人举手一抛,七口剑飞了起来,同时插入地下,状如北斗七星,有点近似杂技表演的性质。“许寂”条,又云许寂在四明山遇到一对年轻夫妇,共同饮酒之中,那男子拍板高歌,歌词唱的都是剑术之道。之后,从衣袖之中取出两物一拉开,展而喝之,两口剑跃起,在许寂头上盘旋交击,显然这剑术属于法术了。裴铏《传奇》中聂隐娘向尼姑某学习剑术,一年后,刺猿猱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使剑刺鹰隼无不中。详细介绍了练习剑术的步骤。
  值得注意的,唐代武侠小说人物并不仅限于汉民族,亦有来自其它民族,唐传奇《昆仑奴》名叫磨勒的奴隶聪敏有智慧,为了成全崔生与一品勋臣家歌姬的姻缘,夜三更负崔生逾十重垣而与姬相会,后又负崔生与姬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守御毫无知觉。二年后,一品家人发现了姬藏所,知一切为磨勒所为,命甲士围崔生院,捉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去向。”很明显,从事佣仆贱役的磨勒,虽匿身于市井之中,一旦遇到不平和急难之事,就立即出手为人解纷,在精神气质上与古游侠极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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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武侠小说的刺客、游侠、豪侠的性格相互渗透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界限越来越模糊。如刺客或报恩或受雇于人而刺杀被打击的对象,其行为是无是非无个人思想可言的。然而,如李肇《国史补》记述的无名侠,以及《原化记·义侠》中的剑客,弄清了事实真相后,却放走了贤者,反而掉转剑头杀了雇主,刺客变成惩恶扬善的义侠。女侠聂隐娘、红线依附权门,听从方镇之命,这本来是汉魏豪侠所为,而他们的报知己之恩,解主人忧而行侠的动机,则有点象刺客的行径,两人功成都不受赏,聂隐娘遁迹尘中,红线浪迹天下,还不失古游侠们的精神。再查宋李肇《太平广记》卷一九三~一九五专立“豪侠”门,所录唐人诸侠,除红线、聂隐娘之外,尚有杀不情不义的情妇,敢于舍命救冤的冯燕;为国贼守信义,甘愿受刑贬的侯彝;雄心勃勃,为了他人的爱情而仗义行侠,杀了“天下负心者”的虬髯客;因友人失其爱妓便不分好坏斩杀妓女及其父母的荆十三娘;路见不平,便拔剑相助的宣慈寺门子;乃至盗走文宗皇帝玉枕的田膨郎等等,统统归入豪侠门下。可见当时豪侠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内涵侧重在“豪”的方面,至于他们属于哪一类侠,侠的性质与含量,并不十分考究,故列身其间的身份、品性都极为驳杂。当时由上层流向绿林,或走出绿林投向上层豪强集团的身份意识,也远不如后代人那么清晰,可正因为中晚唐小说家开始注重小说的人物及性格情趣,因此才产生世俗化了的带有点近代武侠色彩的多种形态的侠客群像,盖为后世武侠小说家塑造形象时所本,就连超现实的法术、神奇的绝技、对超凡意境的追求、灵动飞逸的叙述模式,也为后代的侠义小说创作提供了参照,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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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宋明侠的世俗化
  
宋明文言小说写侠的,从数量上看,并不少于唐代,可读的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中的《聂师道》、《李胜》、《张训妻》、《洪州书生》;孙光宪《北梦琐言》的《京十三娘》、《许寂》、《丁秀才》;刘斧《青琐高议》的《任愿》(此篇与《剑侠传》所收文词有出入);罗大经《鹤林玉露》的《秀州刺客》;洪迈《夷坚志》的《侠妇人》、《花月新闻》;陆游《南唐书》卷四十七《潘展》;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的《百万州遇刺客》;何薳《春渚纪闻》的《乖崖剑术》;无名氏《北裔记异》的《虬须叟》;周密《齐东野语》的《严蕊》等。上述多篇,在名为唐段成式编,实为明王士祯撰的《剑侠传》中已收录。
  宋明侠义小说多模仿唐人,但无唐人小说的神韵,远不如唐小说有魅力。不过,其间亦有别具特色的,如明宋懋澄《九龠集》卷十《侠客》篇中,某士人得黔中别驾,携家迄江干身死,其妻向暮哭于舟,王十三问其故,谓别驾妻:“我当代而夫作官”,并誓言无它意,遂至黔中上任,居官三年,“上下咸指为神明”。后被同乡认出,回衙署便口称风眩,急令内外称官病笃,告士人妻:“事败矣,不去,祸将及”。将积蓄的二千金悉付士人妻,并让士人妻借棺木运回故里为由脱身,而王十三也在夜中离去。有趣的是,被宋懋澄称之为“侠客”的王十三,不是以武功行侠,而是冒名去作官,并且很有政绩。同士子之妻女“三年未尝一面,二女依然处子”,离去时又将所有钱财交给士人妻,既不爱财也不贪色,的确是一位侠义之士,在写侠客诸篇中,可以说别出心裁,这无疑透露出知识分子对古侠风的崇仰。
  但是,真正让读者耳目一新的,则是宋明以还的白话小说中的侠客们。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说:“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所谓通俗不只是文体语言的谐于里耳,重要的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使侠客这一传统文化形象契合于新兴市民的审美趣味。故宋明武侠人物的行侠场所主要是在平民社会中,侠义行为的性质带有世俗性,在一般情况下也遵守公共关系的准则,承认官府的权威,原始野性有所减弱。同时江湖义气在侠的观念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宋代乃至明清不同于前代侠的最根本性的差异。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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