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3)
2015-02-06 01:26
导读：宋明侠的世俗化，是由于宋明时期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的发达，推动了民间武术团体的出现。开始是作为抵抗异族入侵、维护地方治安的团体，之后则发展
宋明侠的世俗化，是由于宋明时期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的发达，推动了民间武术团体的出现。开始是作为抵抗异族入侵、维护地方治安的团体，之后则发展为习武健身的社团，于是形成了中国大众社会特有的武林阶层。与此同时，由于两宋社会的矛盾与腐败，民不聊生，平民铤而走险，亡命江湖。异族入侵，宋廷南迁，湖泊山林便成为义军与诸类盗匪的活动据点，各种形式的山寨林立，又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另一种阶层绿林。
武林和绿林都有自己信守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规范。武林宣扬并信守的武德，即侠义，包括轻生重交、趋人之急、不伐其德、以功见言信等品格；侠节、民族的气节、个人的尊严、荣誉、视师如父的伦理观念联结凝聚着他们的群体。在绿林（响马、刺客、保镖）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气，连同歃血为盟、文身、诨号等外在特征则更加显豁。最能体现当时侠德、江湖习气的，莫过于《水浒传》。
从侠义小说角度看，无论是侠道德和准则，也无论是类似血缘家庭关系的结拜形式，类亲属结构，含有政治性质的秘密结社，侠们的走向等等，《水浒传》都最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侠的形态和水准。水浒好汉们，或如鲁智深扶危济困，反抗强暴；或如武松、林冲勇于复仇，雪恨洗冤；或如宋江为友犯禁，舍弃功名利禄。他们见良善受欺就奋起除奸惩恶；怜贫弱受难，就慷慨相助，一掷千金。为铲除不平，勇于自我牺牲，不图回报。显然各类英雄侠士，为了实现侠义侠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不可动摇的实践着，把古代的侠义推向巅峰，人物形象辉映着理想主义色彩。《水浒传》采用了说书的体制，历史小说的框架，将英雄传奇、朴刀杆棒与话本小说的小说类的笔法结合起来，既有真实朴素、生活化的情景，又有惊人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既是生活化的个性，又有超凡的气象。大起大落的生活道路，突然转折的命运，激烈的打斗、夸饰的形体动作，都带有传奇色彩。文体上，将侠义与公案捏合一体，因为侠以武犯禁必涉官司，问题是犯了禁的侠怎样对待官府。古游侠平冤除恶，挥剑而去，并不考虑行动是否合法与违法，但此时的侠，如武松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之后主动向县府自首，晁盖等劫取生辰纲，宋江认为“犯了弥天大罪”。上梁山之前，许多义士曾在官府任职，深知法度，侠们法的意识逐渐增强，野性却减弱。而这也埋下了走向招安道路的种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以义为纽带，由以武犯禁的独行侠，组合成仿亲属结构的军事组织，其行侠的宗旨也由君子独行其德的私义升华到替天行道的公义，在这一点上《水浒传》的侠客超越了他们的前辈。然而，侠一旦接受了招安，迈出社会离轨者群体活动的江湖世界，侠义之义为对朝廷的忠心制衡，就不再是前期那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汉，而成为朝廷消灭其他集团的工具，这就走上了一条悲剧道路。
五、清代侠的官化 从明中叶以后至清，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系统中的侠义小说题材之广泛，形态类型之多样，都已超越前代，并定型化，形成较成熟的系列。神仙志怪与侠义结合的《济公传》、《绿野仙踪》；儿女侠情小说《好俅传》、《绿牡丹全传》、《儿女英雄传》（《金石缘》）；侠盗小说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绿牡丹全传》（《宏碧缘》）；侠义与公案结合的，如《施公案》、《三侠五义》。而《三侠五义》最能表现此时期侠客的观念。
毫无疑问，《三侠五义》中侠客行侠的动机，没有脱离传统古侠的侠客之义，这是当时武侠阶层“任侠意识”的核心。第十三回作者说“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白玉堂、展昭夜盗苗秀的不义之财，周济周老；欧阳春独闯马强的霸王庄，解救倪继祖；小侠艾虎挺身帮助渔户打退歹徒，无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动。
清代文化观念中的侠依旧是真诚道德的崇拜者，不能掺杂虚假的个人功利目的，仗义行侠勿须对方回报，更不能用“侠客之义”的某些行为做为笼络人心、博取名声的手段，欧阳春说：“凡你我侠义作事，不要声张，总要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要剪恶除强，扶危济困就是了，又何必谆谆叫人知道呢？”他们又特别重视个人尊严和武林荣誉，为了维护尊严与荣誉，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展昭被封为“御猫”，白玉堂要到东京找展昭比武，就是因为“只是有御猫，便不觉五鼠减色”，所以纵然“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白玉堂虚生一世”，看来侠的义气中是包含个人的人格绝对不容侮辱损伤的成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不过，清代的侠客与前代又有所不同，较之《水浒传》的英雄们逼上梁山又下山作了朝廷的御林军，最后又不被朝廷所容的悲剧结局，《三侠五义》的侠们自觉充当皇家卫士，自觉维护王朝法制，从而封官进爵，结尾自然是喜剧的。
如果说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强调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精神，到唐传奇的《聂隐娘》、《红线》蜕变为报主子之恩，《三侠五义》、《施公案》则是报某清官的知遇之恩，实际是报效朝廷，对这一点，侠客们有明确的陈述。丁兆蕙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智化也说：“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
由独行侠而为皇家卫士，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非是侠纯粹个人行为的结果。问题是如何既让游侠纳入政治系统中，为皇家效力，又体面地保持游侠的基本特质，小说家制造了侠与朝廷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前提：一则最高统治者天子必须是明主，总领侠客的是永远代表着正义的清官；二则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权奸及其党羽；或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绿林山贼、地方强梁，打击的目标同王朝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招致以武犯禁之嫌，又可名正言顺的行侠仗义。如《三侠五义》中的仁宗、包拯、颜查散等，或为开明君主，或是能明是非、惩奸扬善的清官，对侠客们更是怀着“渴想之诚”。白玉堂大闹开封府寄柬留刀，“相爷毫不介意”；接着又潜入皇宫禁院，杀命题诗，罪犯天条，而仁宗却以为“非有出奇本领之人，再也不能题诗；郭安之死，非有出奇本领之人，再也不能杀死。”并令包公“务要得此人拿住，朕要亲览”，而“圣上屡问五义者，并非有意加罪，却是求贤若渴之意。”有开明君主纳贤招士，又有著名清官包公的感召、维护、提携，并向皇帝推荐，这就难怪侠客们会欣欣然走进官府做佩刀卫士，为朝廷卖命了。可以说“共效朝廷”就是那个时代侠客们行侠的原则。《圣朝鼎盛万年青》中白鹤山五枚师姑再三嘱咐方世玉学好武功，“将来可效力皇家，以图出身”。少林寺至善禅师教导洪熙官、胡惠乾、方孝玉学会武功拳法，也是“将来报效皇家，若得一官半职，上可以报国，下可以救民。他日封妻荫子，显我教门”。“报国”与“救民”，都是为了维护封建法统正常有序运转，不存在反朝廷与官府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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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清刊侠义小说《三门街》（《守宫砂》），作者明确指出：“其中皆是劝人为善，为臣者当尽忠，为子者当尽孝。奉劝世上之君子，当以忠孝二字为立身之本，至于行侠好义，亦生人不可少之事，宜就其力量之可耳。”忠义为本，行侠好义已退居为实现立身之本的手段，不可随意滥用。《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也诠释得很清楚，所谓“英雄”至性，非只“使气角力，好勇斗狠”，而须有“儿女真情”。至性与真情统统受忠孝节义的三纲五常道德的主宰。同样的，《好俅传》（《侠义风月传》）的铁中玉和水冰心也遵照名教行事，头顶上罩着理性主义的光圈，此时的侠们还敢有半点野性吗？
侠客们的官化，论其原因，大约是“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义’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直斥奸臣”[6](p.123)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清代的侠客们强烈追求功名的思想，希望借从官从军立功，得到顶戴。《好俅传》、《儿女英雄传》、《三门街》、《圣朝鼎盛万年青》的侠是如此，《三侠五义》的侠也同样如此。且不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因功名未遂，暂时借山寨安身，待到包公任职开封府，立即投在包拯麾下。即便先是浪迹萍踪，游走天下的展昭，听到仁宗封他为“御猫”和四品带刀护卫，也兴奋地告诉老仆展忠：“你如今放心吧！我已然在开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职官了。”至于桀骜不逊的白玉堂，一旦同展昭的矛盾化解，也就心平气和，俯首谢恩，接受了仁宗赐封的四品护卫之职，自此白玉堂“秉公办事，焉敢徇情”，侠客们完成了古代游侠道德化的转化，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严格的说，在《三侠五义》中，只有北侠欧阳春尚存些古游侠的遗风。他在漫游中发现不平并铲除不平，如取马刚首级，擒拿采花贼，邓家堡大战邓车，霸王庄解救倪继祖等等，行侠仗义自始至终遵循着古侠“羞伐其德”的原则。尽管如此，其行事依旧与古游侠不同，缺少了原始游侠的野性，过分地道德化士人化了。据《小武义》的暗示，欧阳春在平息襄阳王谋反之后便归隐禅林，倒是说明在清代侠客中，有既不想与官府对立，又不愿接受官职，任人差遣的，渴望过着“抚剑独行游”生活的侠客，只不过不再居于主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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