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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感悟思维作为一种中国文化沉积数千年的思维方式难道真的就从此销声匿迹了吗？不是，也不可能。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一经积淀而成就很难更改和转变。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任何民族的前进，都只能以本民族为行动主体。民族思维方式的改进和变革，绝不可能从白纸上做起，不可能也不应当把原有的传统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而去全盘接受人家的东西。别人走过的路，只能供我们借鉴，而不可能重蹈，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过去”(12)；“艺术发于心性，艺术传统、艺术批评的形成，往往是民族心性的自然流泻，里面的必然性远远大过迫于外因而做出的一时一地的选择。这就决定了长期形成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族批评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不会消失”(13)。然而，在新的形势下，感悟思维及其感悟诗学却必须进行自身的调整和变革。
杨义指出：“走向现代形态的感悟汲取了新的时代智慧，在纵横的时空坐标上疏通古今脉络，沟通中西学术。它似乎不再到处卖弄自己的招牌，而是潜入历史的深层，埋头苦干，不动声色而又无处不在地醇化着和升华着新的审美创造和知识体系。它大体舒展着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对传统的诗学经验、术语、文献资源和学理构成，进行现代性的反思、阐释、转化和重构；二是对外来的诗性智慧和学术观念，进行中国化的接纳、理解、扬弃和融合。”杨义清晰地勾勒了感悟思维及其感悟诗学进行现代转型的路径，主张现代感悟诗学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诗学传统，又要通融于西方诗学理论。现代意义上的感悟应该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是感性与理性的中介，同时是二者的混合体，是桥梁”，是一种“理性的直觉”或“直觉的理性”；“悟性得来的东西，还需要经过事实的验证和理论的推衍而形成创造性的体系。……必须把感悟继之以条理清楚的分析，成为有体系，有结构，有不同层面的理论形态”(14)。值得庆幸的是，可以说，王国维、宗白华等所开展的诗学实践，暗合了杨义所概括的这两条感悟思维和感悟诗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如前所述，王国维是中国诗学运用西方思维方式最早的尝试者。其实，王国维之所以大量地运用西方的逻辑推演的思维方法，他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的。1905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王国维对中西思维的特点进行了清醒的比较：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之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在王国维看来，我国传统思维短于思辨推理，缺乏抽象、分类的科学方法，因而难以建立概念明晰，推理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进西方哲学理论，尤其是引进西方富于思辨的理论运思、长于分析综合的理论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就成了王国维所要思考的一个时代课题。王国维在一系列著作中极力运用推理分析的路数，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思辨力，有意与传统的感悟式诗学批评拉开距离，其目的就是想以比较极端的方式，用西方近代的推理思辨的方法来推动传统诗学思维方式的转型。杨义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鲁迅研究论文中曾经提到，在传统的“骸骨的迷恋”风气极浓，衰老国度废料沉积极厚的时候，鲁迅主张首先应该“蔑弃古训”，扫荡陈腐，以便为承续固有血脉准备良性环境、清明意识和新鲜活力(15)。这一判断，其实对王国维也是适用的。王国维作为中国诗学向现代转型的起点式人物，他也是在做一个极端性的诗学实验——试图通过对传统感悟的极度疏离，从而实现中国诗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然而，王国维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他虽然相当深广地接触过西方文化，对“新学”（特别是哲学和思维科学等）了解甚深，但他更是承袭过完整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旧学”的根底亦相当深厚，“他虽然已经感受到传统文化日趋沉滞的大势，但并没有失去那种已渗入他全部生命的文化感”(16)。也就是说，传统的感悟思维在他那里已是根深蒂固，他是不可能完全抛开的。由此，在王国维那里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西方“科学的”、“思辨的”方法让王国维钦羡不已，他在自己的诗学论述中极力效仿之鼓吹之，但另一方面，本民族的“实际的”、“通俗的”方法又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里去了，成为了一种本能，割舍不去，因此他的骨子里其实又是注重感悟的。逻辑理性与感悟体验这两种思维方式在王国维那里就这样对抗着又融合着。他曾经说：“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17) 可以说是他对此种思维矛盾状态的夫子自道。事实也正是这样，在王国维的诗学论述中，虽然逻辑思维明显占了上风，但感悟式的方法仍然如挥舍不去的影子一样随处闪烁。这点几乎表现在他所有的诗学著作中，尤其表现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反早期《〈红楼梦〉评论》的行文方式，在形式上就具有某种向古代诗话回归的意味——这种形式上的回归，实际上内在地反映了王国维由早期对西方逻辑思维的一味推崇，到后来又逐渐认可抑或是本能地返回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并试图实现两者融合的心路历程。《人间词话》在对“境界”内涵的阐述上，王氏虽然参照了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根据西方分类的方法把境界分为“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隔”、“不隔”等，但他所有的这些认识，又都是建立在对整个中国古代诗词的鉴赏体悟上的，从李白、温庭筠到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一直到纳兰性德，所有文学史上的重要词家他都一一进行了体悟鉴赏，这种体悟鉴赏，都是“融合艺术之心和天地山川人事之体验”，“融合读者与作者、艺术与人生多重视境”，“把境界作为一个联系着艺术本质的，可内敛、可外射的精神过程”，这样，即使是很抽象很机械很西方化的分类，在王国维那里，也都“散发着中国诗学和感悟思维的灵性与趣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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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人间词话》所极力标榜的“境界”说是中国古代感悟诗学一脉相承的一个诗学命题，古代境界理论由于生成于单一的思维方式下，因此数千年以来对“境界”这一概念一直是在内涵自明性的前提下经验性地使用，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说，而正是因为王国维这种既有传统思维的视角又带有西方思辨理性的眼光来观照这一传统术语，使得“境界”说到王国维那里其实已经发生了某种转换。“其立论，却已经改变了禅宗妙悟的玄虚的喻说，而对于诗歌中由‘心’与‘物’经感受作用所体现的意境及其表现之效果，都有了更为切实深入的体认，且能用‘主观’、‘客观’、‘有我’、‘无我’及‘理想’、‘写实’等西方之理论概念作为析说之凭藉，这自然是中国诗论的又一次重要的演进”(19)。也就是说，王国维其实已经在一种宏阔的中西视野中对传统的“境界”这一术语进行了现代性的阐释、转化和重构。
在20世纪初那种中西交汇的文化语境中，王国维能够大胆地运用西方长于归纳分析的科学方法，去调和本民族所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传统的诗学话语进行重新体认。虽然，“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还未曾达到能够把西方理论融入中国传统的成熟的时机，所以他只能以他的敏锐的觉醒，作为这一途径上的一位先驱而已”(20)，但他的这种尝试，使得中国诗学从他开始便逐步摆脱古代形态昂首向现代转型，古代感悟诗学的现代转型也从他这里悄然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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