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一、训诂说。1939年,闻一多先生撰写《歌与诗》一文,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诗言志”作了新的阐释,认为“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
志“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他通过文字训诂,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认为,从中国古代诗歌源头上看,“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二是认为,“‘诗言志’的定义,无论以志为意或为情,这观念只有歌与诗合流才能产生”。[2]这对“诗言志”的本义是一种权威的阐释,被学者们援引不绝。
ザ、表现说。1935年,朱光潜先生撰写的《诗论》一书,在引用《尚书·尧典》的“诗言志”与《史记·滑稽列传》的“诗以达意”后指出,“所谓‘志’与‘意’就含有近代语所谓‘情感’(就心理学观点看,意志与情感原来不易分开),所谓‘言’与‘达’就是近代语所谓‘表现’”。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人生来就有情感,情感天然需要表现,而表现情感最适当的方式是诗歌”。[3]1946年,傅庚生先生也说:“‘言志’为文学上感情元素之表现”。[4]
三、史观说。1932年,周作人先生在辅仁大学的系列讲演中指出,由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所以“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又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自然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5]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讨论,朱自清、朱光潜和傅庚生等人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中期,甚至为后来的学者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四、文艺说。1946年,朱光潜先生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指出,诗言志说“以为文学的功用只在言志,释志为‘心之所之’,因此言志包涵表现一切心灵活动在内。……‘言志’是‘为文艺而文艺’。”“美是文学与其他艺术所必具的特质”。[6]按我的理解,朱光潜先生所谓的“为文艺而文艺”,就是把文艺作为文艺的惟一目的,在文艺之外没有其他目的。这与周作人先生所说的“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同前引)的观点是基本上接近的。这是一种“纯文学”观念,或者说是“美文学”观念。
五、原始说。1947年,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妗ば颡》中说:“‘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这成为被学界纷纷引用的著名观点。1975年,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美籍华人学者刘若愚先生,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撰写了《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他认为,“古代中国原始主义的诗歌观念,结晶在‘诗言志’这句话中。它的字面意思是:‘诗以言语表达心愿/心意’,可以意译为:‘poetryexpressinwordstheintentofthe heart (or mind)’”[7]103。在刘先生看来,所谓“原始的”,就是“最早的”,处于中国诗歌源头的。他还说:“中国最早的诗歌观念似乎是原始主义的诗歌观念,诗是情感的一种自然表现。”[7]101或者说,他认为,“诗言志”作为古代中国原始主义的诗学观念,其实就是一种“早期的表现理论”[7]99。
六、政治说。1980年,胡征先生在《诗义》一文中说:“‘诗言志’即是‘诗言政’”。[8]后来,陈伯海先生也说:“我们对‘诗言志’的意义似还可作较为宽泛的理解,即把它看作强调诗歌内容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就这一主题而言,‘诗言志’的说法显然未曾过时,它同现代文论中‘文艺与政治’的命题可以接上轨”。[9]304这种观点既符合传统,又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相一致。
八、体系说。这个观点是由笔者提出来的。1989年,笔者撰写了《“诗言志”的历史魅力与当代意义》一文认为,诗言志,“这是三个内容异常丰厚的沉甸甸的诗学术语;这是一个揭示诗歌创作过程由志而言而诗的简明公式;这是一部将诗歌创作过程中三个重要阶段的丰富内容高度浓缩的诗学著作”。1993年,笔者又撰写了《建构“诗言志”的理论体系》一文,从“诗言志”三字中开发出了“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构成论、形态论、鉴赏论和功能论”的内容,建构了“诗言志”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本身就是我的一大发现”。
前文见于《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后文见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九、特色说。王文生先生旅居海外多年,精通中西诗学和文论。2001年,他在《论情境·前言》中指出,“从历史来看,滥觞于‘诗言志’的中国文学思想……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而又最具特色的文学思想”。那么,“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思想的“最早纲领”和经典命题,也应该是“最具特色的”。[11]陈伯海先生也说:“‘诗言志’的‘志’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范畴,它指思想,也含感情,而且不是一般的思想感情,特指一种积淀着社会伦理内涵、体现出社会群体规范的思想感情。这样一个范畴,在西方文论和我们的现代文论中还找不到恰切的对应物。”[9]304就是说,“诗言志”是最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
1983年,赛义德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旅行的理论》,“意在强调理论是从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引进’到美国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把“批评理论”的“引进”看作是空间上的“理论旅行”,那么“诗言志”从殷商时期发展到今天,则可看作是时间上的“理论旅行”。在这个旅行过程中,“诗言志”沿着“转”与“换”两条线发展着,一条线是将“原始”的“诗言志”传承下来,另一条线则是与时俱进地发展着的“诗言志”。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两条线,事实上两者是很难分清楚的。所以,在“诗言志”的理论旅行过程中,其总的趋势是“增值”的。也就是说,《尧典》的“诗言志”,不同于《乐记》的“诗言志”;而《乐记》的“诗言志”,又不同于《毛诗序》的“诗言志”。为什么?就是因为“诗言志”古代转换的结果。同样,闻一多的“诗言志”,不同于朱自清的“诗言志”;而朱自清的“诗言志”,又不同于刘若愚的“诗言志”。这则是“诗言志”现代转换的结果。所以,虽然说“诗言志”是3000多年前的十分古老的诗学思想,但它在今天并没有消亡,还依然存活在现代文论和批评的话语中。事实上,在现代文论和批评中,除了“诗言志”之外,还存活着大量的古代文论话语,诸如“神韵”、“意象”、“意境”、“性灵”、“结构”和“风格”等。这些都是“转换”的功劳。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因此,在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关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中,通过几代学人的艰苦探索和尝试,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能走“纯民族化”的道路,而只能走民族化的和中西融合的道路。其中,民族化的道路是前提,也是主要的。而要走好民族化的道路,就要以古代文论为重要的资源,继续做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在这方面,“诗言志”的古代转换与现代转换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共3页: 3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