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春秋战国史编纂的杰出成就(1)(2)

度从楚，“投骨于地，从而食之，摇尾乞怜，郑之谓也”。郑国当政者又常常权衡晋、楚实力对比，决定对谁投靠，朝三暮四，随时势变化，“昼伏夜行，窃食盆盎，常惧人觉者，郑

之谓也”。子良所说，“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典型地可以代表郑国处事之道，“因此得保其社稷，常倔强于诸侯间。”对于陈、蔡二国，梁氏所作的分析也入木三分。陈、蔡所共同处，在于二国一直属于楚国的势力范围，所差别者，是蔡国依附更甚，楚北向与齐晋争锋，蔡无役不从。蔡跟从楚国最紧密、而受楚祸害也最深，最后对楚国报复也最烈。楚灵王狂暴异常，连灭陈、蔡二国，后来恢复二国，蔡遂图谋报复，最终引导吴兵入楚，攻破郢都，使楚国几乎灭亡。

第四，本篇对于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和重大事件，能作重点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因而能深深地刻印于读者的脑海中而难以忘怀。

梁氏认为，春秋时代即“霸政时代”，此乃时代的中心。按照他的界定，“霸政”的内涵，就是由一个有力量和有责任感的大国居于“盟主”的地位，稳定中原的局面，减轻不义的兼并和掠夺性战争的破坏。“抚宁诸夏，字小兴灭，布信义，明约束”，“东诸侯庇以安，文治骤隆”，成为中国历史进化极其重要的一环。故霸政全盛之时，有“仗义执言，摧暴扶微”的力量占据上风，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残民逞欲，名义上是霸政所不许。他很有说服力地分析霸政的出现是时势发展所需要的结果。在齐桓公称霸以前，突出的历史现象是：其一，列国篡杀攻伐祸害至烈。春秋弑君之数绝不止一般史书上所说“三十六次”，而是达到百次，许多都因有所讳饰或不赴告而不见于史书。鲁、齐、陈、郑、宋、蔡诸国，几乎无岁无战事。，“岁寻干戈，民不堪命”!其二，戎狄猖獗至甚。“诸戎最胜于隐、桓之际，群狄最胜于闵、僖之际。”孔子所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恰恰反映出中原各国人民迫欢迎霸政，好比解民于倒悬!其三，小国林立，必然造成兼并激烈。兼并最盛者是齐、晋、秦、楚，晋、楚尤最。晋兼并之小国，绝大多数在霸政出现以前，而所兼并的地方，大部分得之群狄。楚对中原小国的兼并，也大都在霸政以前。综观整部春秋史，兼并之祸，实以霸政以前为最烈。故梁氏总结说：“兼并盛而霸政不得不起”，“而霸政者大一统之前驱也”。以上三项，有力地说明了霸政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明白了霸政是历史的必然，对齐桓、晋文霸业的功绩就容易理解了。鲁庄公十六年，齐率诸侯伐郑，主盟于幽，霸开始。至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诸侯军队欲攻楚，进驻于陉，退至召陵，与楚盟誓而还。旧时文人对此役颇有遗憾，因齐桓公处心积虑谋楚垂三十年，本欲在此决战，最后却不战而还。梁氏则指出：齐桓公在召陵主盟，已使楚国北向中原的势头受到遏制，这正达到了霸政保持均势，制止不义之战的目的。故说：“楚之不可灭，甚章章也。非惟不可灭，岂遂司克，若其不克，祸焉可测?霸政职志，在保均势，威楚使无敢悍然破均势，斯亦足矣!召陵之役，所谓不战而屈人，善审势而善养勇也。”

晋文公霸业是春秋史的高潮，篇中对此更浓墨重彩予以描绘。梁氏的分析最有启发意义的有三项。首先，他强调两国国内政治状况决定了城濮之战的结局。晋国国内减轻赋敛，振救贫穷，发展生产，崇尚信用，大臣之间互相谦让和睦，对当前这场大战役谨慎从事，惧怕出错。楚国则决策集团内部互相矛盾，新上任的令尹子玉骄躁狂妄。“观其臣下之一骄一惧，则胜负之数既可知矣。”再者，晋国君臣临战之前周密计划，处处掌握主动。晋国放弃眼前小利，让郑国贿赂齐、秦，战前取得齐、秦的支持。晋又争取到曹、卫的好感，然后故意激怒楚国，使楚首先挑战。“君臣密勿谋议，如此其周详而审慎也。”这场春秋时期最大的战役，实际上战斗一日结束，晋国的胜利早已由战前长期的准备、谋划而决定。“备战之日则甚长，晋之君臣，盖以五年之力为可战之预备，以三月之力为临战之预备，史实斑斑可考也。其胜败之机，一言蔽之曰：晋惧而楚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战役主要教训之所在。复次，梁氏对比晋文、齐桓霸业，认为晋文称霸对影响中原全局时间长达百年，晋文功绩更大。“城濮之战，在晋文即位之第五年春，实则四年耳。其时中原诸侯尽即楚，晋盖孤立于北方，苦心以结齐秦以奏此肤功，而天下靡然从风，鲁、卫、郑、陈、蔡皆震于一战之威，去楚即晋。……楚于是忽反成孤立，而霸局始定。中原食其赐者垂百年，则晋文之功，视齐桓为烈也。”

就外交关系言，晋秦关系与晋楚关系对于春秋史有全局性意义。梁启超以如炬目光，分析其现象与实质间的巨大反差。晋与楚是对头，终春秋之世，只发生过三次战争。晋与秦，是世婚，，但六十九年间交战达十五次之多。秦图谋向东发展，必欲争夺殽、函控制权，而又晋之所必争。秦、晋既通婚交好，又互相矛盾。两国之间较大的战役，有韩之役，晋师失败，晋惠公被俘。殽之役，秦军遭晋伏击，全师覆没，而导致秦晋关系彻底破裂。故梁氏评论说：“晋楚之战，与晋秦异。晋秦屡战，一胜一败，疆场之事耳。晋楚不轻战，战则为大局所关，故城濮之战而天下靡然从晋，必一战而天下靡然从楚。”

综上所述，《春秋载记》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不仅善于把握历史的全局和本质，对重要的问题和事件作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隐藏于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性东西，而且组织严密，剪裁合理，纵横捭阖，波澜起伏，叙述生动。换言之，梁氏观察极深刻，且把历史写活了。此篇对于我们如何写好历史著作实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4]

二、《战国载记》

《战国载记》是《春秋载记》的姐妹篇，著述风格相似，成就也可相媲美。

战国历史局势复杂多变，各国的内政、外交事件及交战胜败头绪纷繁。梁氏却能抓住对于局势发展和历史进程关系最重大的三个问题，作为论述的主线，使全篇纲举目张。这三个问题是：(一)推动大国先后出现强盛局面的是实行变法。(二)纵横家的策略和统一的必然趋势。(三)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业。

梁启超十分重视战国各国变法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魏在战国七雄中最先强盛。时为魏文侯当位，他敬礼贤士，重用才俊。任李悝守上地，吴起守西河，西门豹守邺。李悝实行变法措施最为著名，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尽地力之教”，重视农业，奖励增产。按照他的计算：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之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也如之。实行李悝力耕措施的结果，地方百里可增加产量一百八十万石。有足够的粮食，就为国家富强提供了基础。二是平粜法，实行调节谷价，防止歉收之年商人抬高谷价和丰收之年谷贱伤农。李悝又制订法律条令，著有《法经》六篇。可见李悝是早期法家人物。西门豹治邺，开凿十二渠，引河漳之水以灌田，成为后世言水利之祖。吴起善治军，先后打败秦、中山、楚国军队，开拓疆土。魏国依靠李悝等三位实行变革、进取措施的人物而强盛起来，是战国时期首先奏出的变法乐章。继魏国之后取代其强盛地位的是楚国。时楚悼王在位，实行变法的人物是吴起。吴起在魏国受谗害，惧而奔楚。楚悼王任他为相，他针对楚国贵族势力跋扈，政出多门的情况，实行变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以养士，徙贵人往实广虚之地，黜游说之言纵横者。目的在于削弱旧公族势力，加强王权，提高行政效能和增强军队战斗力。于是楚国大强，诸侯畏惧。旧公族对吴起百倍仇视，楚悼王死，守旧贵戚大臣发动叛乱，杀死吴起。楚肃王嗣位，诛杀叛乱者，夷灭旧公族高官七十余家，吴起虽因变法被害，但他的事业却推动楚国前进，如梁启超所说：“起虽死，而楚政自兹一新矣。”赵国的强盛是由于赵武灵王厉行变革旧俗，重视作战。当时赵国四邻强敌，中山又在腹心。若无强兵之策，将有亡国的危险。赵武灵王克服了贵族和群臣的阻力，教导百姓，实行胡服骑射。以前中山屡为赵国之患，赵肃侯之时，中山恃有齐国之援，引河水围高城，几

乎不守。至此，强弱之势反易，年年攻略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嗣后，赵武灵王传位于少子何，是为赵惠文王，使大臣傅之，自称主父。主父使子治国，本人身着胡服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最后灭掉中山，又连破林胡、楼烦，置雁门、代郡、九原诸郡。梁启超赞扬说：吾观古今中外诸大国之君主，“其飒爽瑰特，未有过赵武灵王者也。”主父死后，秦国逐渐集中进攻赵国，“然赵人习武灵之教，矜气节，右武善战，有平原君、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先后为之将相，皆一时之杰也。故历数十年与秦为劲敌，秦以间去此数贤，仅乃得志。……而李牧却匈奴之功，终赵世不衰。”

梁氏认为，各国变法中对历史影响最大者，尤推商鞅变法。商鞅法治思想的来源即在李悝。他原名公孙鞅，曾事魏相公孙痤，明习魏国法令掌故，对李悝治法尤为悦服。后入秦，时秦孝公初立，亟求宾客群臣中能出奇计强秦者。与公孙鞅一见，十分赏识其法治主张，便授予国政。梁启超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的商鞅变法措施，与《商君书》中所反映的商君治国思想，把商君的主张总结为四项。一是“主变法”。商鞅认为治理国家不能拘守旧俗，不能迁就安于现状的众人之见，“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二是“主贵农”。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务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其国必贫危。农民若离开土地四处迁移，国家掌握不到丁壮劳力，则守卫国土都成问题。故“对人必令民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三是“主厉战”。民众本来厌恶战争，政府要制定奖励军功的法令，赏给爵位、免其劳役，使民乐于参战，并且以死于国事为荣。故“强国之民，父遣其子，兄遣其弟，妻遣其夫，皆曰不得无返。……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为重强。”四是“主峻刑”。国家出现乱争，是有法不用。刑罚用来惩罚已有的过失，则大奸不生；赏赐用来告发奸邪，则细过也可防止。故“刑重者民不敢犯，则无刑矣。”梁氏认为，商鞅两次变法，实行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按军功大小赏给爵位，推行连坐法等措施，都是以上述四项为指导思想。商鞅变法比魏、楚等国更彻底，收效也更巨大，“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以骤强”。梁氏论述秦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自秦穆公至始皇四百余年间，秦国以创业、拓展为目标，未尝一日停息，“以图进取，百折不挠以贯其初志”，“虽缘外力抵抗之强弱，而屡有屈伸，顾未尝或一退转，其步骤未或一凌乱。”而商鞅变法便是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如刘向说：“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故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秦所以强六世而并诸侯，皆商君之谋也。”

《战国载记》辟有专章评述纵横家的活动。梁氏指出，纵横家骋其词说，鼓荡世局，致“万乘之主，立谈而为之回虑；瓮牖之夫，徙步而迳取卿相。”这是战国时期特有的异象，为中国历史上其他时代所从未出现。山东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关键又在三晋。魏文侯时，明晓三晋利害与共，以魏国隔开赵、韩，使不相攻，故三国以一致态度对待秦、楚。至魏武侯以后，三晋互成仇敌。正是因为山东六国互相矛盾，所以有合纵说(苏秦为代表)和连横说(张仪为代表)推波助澜。梁氏进而分析：苏秦和张仪对六国国君游说，逞其辩词利口，极扇动之能事。然而山东六国因地理位置不同，攻秦或联秦与己利害相关程度也显有差别。所以透过苏张二人种种鼓动的言词，可以总结出他们游说重点的选择和难易的差别。“苏秦用赵为从约主，燕则入赵之阶耳。其最难者，莫如韩、魏，次则楚。……故苏秦之合纵也，其论锋在燕、赵最强，齐次之。在楚较弱，韩、魏尤甚。”“张仪之时，魏、楚皆经巨创，不复能鼓勇以与秦为难，魏襄、楚怀又皆昏暗，仪首从事于此，横基植矣。楚、魏下则取孱韩如拾也。其最难者，莫如赵。……然仪说魏、楚、韩之言，尚多实录。其说齐、赵、燕，则皆虚声也。”上述梁氏所作的概括，实在为读者认识苏、张说词的实质和掌握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提供了要领。

梁氏对造成秦灭六国的结局作了中肯的分析。山东六国在利害上互有矛盾，给秦国提供了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而更重要的是，中国走向统一是必然趋势，这是支配战国局势的根本性因素。故此他强调说：“天下之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于分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之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梁启超还进一步分析：秦统一六国用的是暴力手段，给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然而，统一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因为六国分立割据，各国专制君主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榨取，战争的频仍，生产的破坏等，更给各国人民造成无穷尽的沉重灾难。“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梁氏所论，堪称切中肯綮。

梁启超评论秦始皇创建第一个封建专制统一皇朝的功过，能从大处着眼，并且有的放矢，澄清长期形成的误解。他指出，秦始皇自统一全国、登上帝位，共历十二年，“无日不有所兴作”。继起的汉朝，是推翻秦朝而建立起来的，汉人多“过秦”，故汉代所撰成的史籍多叙述秦始皇的淫侈和暴虐。读史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不应被前人有所偏执的记载所左右，需要以客观的态度作公允的评价。梁氏总的看法是，秦始皇“功罪不相掩”。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专制统一国家，有十项功业：一，销兵器；二，堕名城；三，徙豪富。这三项，本意虽在削弱原六国旧宗族势力，防止反抗，但客观上却有利于统一，因为“偃武息兵，实当时天下共想望。各国境上城障，遮绝不通，毁之殊便民。各国豪富，徙聚京师，使得交相熏习，去畛域，通情感，其于铸治国民性，效至宏也。”四确立郡县制；五，同文字；六，壹度量衡；七，颁法典；八，决堤防，兴水利；九，更田制，“令黔首自实田”，许民私有；十，奖产业，乌氏倮以畜牧致富，始皇使奉朝请，蜀寡妇清能殖财自卫，始皇为筑女怀清台。这十项，都是关系封建统一国家的重大措施，“变革古来之制度思想，虽流弊在所不免，然规模抑宏远矣。”其他攘匈奴，开南粤，筑驰道，也是重大功绩。梁氏对秦始皇历史功过的总评价是：“秦始皇宁为中国之雄，求诸世界，见亦罕矣。其武功焜耀众所共知不必论，其政治所设施，多有皋牢百代之概。秦之政书，无传于后，而可藉汉以窥之。汉高起草泽，百事草创，未遑制作。文景谦让，不改其度。故汉制什九皆秦制，紬绎《汉书》表、志可见也。夫汉制虽非尽善美乎，而治二千年来之中国，良未易出其范围，后世所改，率每况愈下，则始皇可厚非乎哉!其所短者，主有意力，强过乎度。狃于成功，谓君权万能，天下万事万物，可以随吾意所欲变置之。含生之俦，悉吾械器，骄盈之极，流为侈汰，专恣之余，重以忌刻。此其所以败也!”此论秦始皇在武功上和创建制度的规模上都不失为盖世之雄主，而其失败在于奢侈、专制、忌刻。在经过本世纪数十年间学者们反复研究之后，今天回视粱氏的论断，基本上仍都能站得往脚，这正说明梁氏具有可贵的历史洞察力。

梁氏还提出，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者应区分作评价。“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阳四百余人耳。且祸实肇自方士，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即不然，袭当时纵横家余唾，揣摩倾侧，遇事风生；即不然，如叔孙通之徒，迎合意旨，苟以取荣。凡若此辈，皆何足惜!要之当时处士横议之风，实举世所厌弃。虽其志节卓荦，道术通洽之士，亦较他时代为特多，然率皆深遁岩穴，邈与世绝矣。其仆仆奔走秦廷者，不问而知其为华士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5]焚书则本意全在愚民，以专制的威力，窒息自由思想，毁灭文化，为祸至为酷烈!在此论发表数十年后，仍有不少研究者重申这种观点，可见梁氏的看法确有精到之处。

[1] 两信均载于《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梁氏为著史付出了巨大心血，因过分用功，《战国载记》刚完成就吐血病倒，致《中国通史》的著述中止。

[2]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

[3] 这十二国系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列十二诸侯而有所斟酌变更，燕至战国始显，曹无足轻重，而补上越国。

[4] 《春秋载记》引文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

[5] 《战国载记》引文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共2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