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1)

1936年印成的《刘申叔遗书》，收刘师培著述74种，迄今为止，这是唯一的一种刘师培的全集，即“宁武南氏校印”本[1]，也是其时同类书籍中更为成功的一种。该书虽由刘师培的旧友南桂馨出资印行，但总其成者，实为钱玄同。近年出版的六卷本《钱玄同文集》，收录了钱玄同就编辑《刘申叔遗书》给任该书校对的郑裕孚先生的信共68封，使我们有可能看到了钱玄同躬亲此役的许多历史细节，包括他所坚持的指导原则、体例构想和经历的艰辛。不仅如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钱玄同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于世；但他在指导该书编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故友的深情、对于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平和，又说明他是一个至情至理、平实通达的人。所以，探讨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实为进一步认识钱玄同，尤其是他晚年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既是晚清著名的革命党人，又是传承家学的著名学者，被誉为是清代杨州学派的殿军。刘师培后归清督端方，叛变革命；入民国后，复附逆袁世凯，加入筹安会，再度失节。后经蔡元培推荐，为北京大学教授，用其所长，但不久病故。刘师培身后萧条，著述等身，却无由整理出版。1934年，旧友南桂馨愿出资刊行刘的遗书，委托郑裕孚为校勘，吴晓芝主承印代销。时黎锦熙恰与吴同为立达书局的董事，故在介绍吴、郑与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文典）认识的同时，复积极动员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的钱玄同参予是役，获欣然同意。所以，他后来不无自豪地写道：“他慨允，岂料后来是钱先生给他一手编成的！”[2]

黎锦熙所以力荐钱玄同，是因为在他看来，为人结集著述，友人优于弟子。他说：“虽然弟子之于师，不若友之于师也。盖为人结集著述，第一义在存其真，不宜因有所讳而芟饰，有所主而偏重，此必其相与久而相知深，又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乃能任之。”[3]而钱玄同正是最佳人选。这是有道理的：其一，钱玄同从1903年起便开始接触刘师培的著作，心仪久之，且因“有世谊，愿与订交之心甚帜”。1907年在日本章太炎处第一次与刘师培见面，直到次年秋冬间刘归国，过往甚密。他说：“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1903-1908年间刘的著作，除登在“芜湖白话报”上的以外，“余尝尽读之”。[4]足见钱之与刘，“相与久而相知深”；其二，钱玄同为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根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深具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素养。他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北大教授，讲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程，学问博大精深，早已是声名卓著的大家。在北师大历史上曾多次出任院（校）长的黎锦熙后来在《钱玄同传》中写道：“先生教授北平公私立各大学，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所授各门课程，“皆能以历史眼光，整理，评判，以求真为主，力矫从来‘泥古’与近今‘蔑古’之弊”。[5]足见钱玄同又是一位“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当然，钱玄同所以慨然应允，也有自己的理由。一是刊行刘师培的遗书，符合自己的心愿。他与郑裕孚书说：“刊行刘书，本是十余年来，弟时萦梦寐之事。今年欣逢南先生与先生古道热肠，为亡友刊刻全书，故极愿赞助，俾得早日完成。”[6]二是时机合适。是时距刘师培病逝虽已15年，但并不算太晚，蔡元培、章太炎、黄侃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刘的许多故旧还多健在，资料的收集尚易着手。他对郑裕孚说，刘在东京写的文章，自己多能识别，“彼时弟与申叔同在东京，何文为彼所作，弟能知之”，[7]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15年时间也不算太短，刘师培晚节有亏曾激起公愤：“申叔在时，因其前后主义之违异，有许多人对彼颇不满，不但同盟会、国民党一方面，即旧派诸老亦对他不满”，[8]但经时间的冲涮，毕竟已渐归淡化，人们有可能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认识刘师培。此时刊行刘的遗书，已不会有太大的阻力。钱玄同分析，时人对刘师培变节一事的态度，可分为三派：甲派“始终谅解”，以为刘无非受小人拖累，不能自]拔，“然非其罪也”；乙派“始恶终谅”，先是愤激，欲至诋毁，逮革命既成，时过境迁，敬其学问之渊博，谅其环境之恶劣，更念及旧谊，“释怨复交，仍如曩昔”；丙派则“始终敌视”，“至今仍不屑齿及申叔者也”。[9]他认为自己属于乙派，现时虽仍有不能见谅者，但多数人毕竟释怀。

所以，也惟其如此，尽管钱玄同说，“此次征稿等事，有一部分人处，弟均不敢往询”，实则，他所最担心的还不是外部仍有不能见谅者在，而是内部即参予工作的刘师培旧友门生不能摆脱情感的羁绊，从而有违实事求是，影响所要编辑的刘师培全集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工作刚刚开始不久，钱玄同即在与郑裕孚的信中强调指出，编辑刘师培遗书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尊重历史，表彰学术。他说：“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10]刘师培的遗书已成历史，不容改易，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故当首加表彰。钱玄同不仅提出了这一原则，而且敢于坚持，一以贯之。

在是否收录《攘书》问题上，钱玄同与诸人的分岐就集中说明了这一点。《攘书》是刘师培早期藉学术宣传排满革命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之一，被时人誉为是精辟阐发国人“类族辩物”和“春秋内夏外夷”之义的“伟著”，是“国民有欲饮革命之源泉”者，不可不读的书。[11]风行一时，影响甚大。但是，刘的门生刘叔雅反对收录该书，理由是担心“因申叔晚节之有亏，恐人见其早年之鼓吹革命而讥其后之变节”。1934年4月18日，钱玄同致书郑裕孚，力持异议。他认为，刘师培早年革命乃光荣的事情，“于理固不当讳”；此一事实，刘的许多著述多有反映，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以及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稿》也多有这一方面的材料，“而于事实亦无法讳”。“夫始革命而后不革命者，其人亦多矣。一人因思想感情、环境等等之异，而前后主张及宗旨变易者，亦多矣”。梁启超始而保皇，继而立宪，与革命党激烈论战，而民国后乃拥护共和。但其刊布的全集，前后文章一一列入，未尝自讳，也很少有人讥其前后宗旨不一。至于国民党中有部分人始终不满于梁，那是另外的历史恩怨所致。刘的变节，在20年前确实令人愤慨，但时过境迁，相信多数人的评论实已趋于理性。不认识刘者，对于此事则或不知其事，或得诸传闻，不将全部资料刊布，“彼等又乌知其真相耶”？但是，最重要的理由，还在于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它虽取义于“攘夷”，实则全书主要内容还在于谈学术，“内容甚精，对于古代学术及历史发明甚至多”。即便是发挥“攘夷之义”，也绝非如今之标语宣传的文字可比，“类皆源本学术，根柢遥深，皆粹然学者之言也”。钱玄同不仅晓之理，坚持说依从表彰学术、保存史料的原则，“攘书均以刊行为宜”；而且动之以情：叔雅与申叔固为师弟，而自己与申叔“亦谊兼师友”。昔年同为同盟会员，对申叔敬爱有加，对其后来的遭际也不胜悯惜。申叔去世十多年了，今有幸刊行遗书，“弟幸获在顾问之列，以为凡申叔有价值之文章，必当乘此机缘，为之刊布，故不愿意独缺此攘书一种也”。[12] 应当说，钱玄同的上述意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但是，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对方不予理睬，故次年3月9日钱玄同致书郑裕孚，重申自己的意见：“总之，刘君之学，近世所稀有，而其晚节实有可议。叔雅虽欲讳饰，固不必，而如某君（非指马君）之必欲彰其过失于报端，弟亦极不以为然。”[13] 约半年后，郑裕孚忽托人传话说：“《攘书》不印了”，因为“其中有排日语，不便印”。钱玄同不胜惊诧，复信指出：“弟以为《攘书》实宜印入丛书中，……排日,绝无此事。庚子以后，辛亥以前，此十年中，国内新党，无论保皇、革命，无不联日者。抗日之事，始于民四之廿一条，而极于民廿二长城之役。刘氏书中绝无排日抗日之论也。”[14]时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排日”自然是敏感的问题，但《攘书》确实是“绝无此事”，那么，对方何以提出这样的借口呢？这显然与钱玄同上年4月18日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话有关：“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时代，皆不失其价值。即以今日而论，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国主义非攘夷乎？四万年后，或者有打破国界之大同世界，至彼时则攘夷之义始失其价值。”[15]此话并没有错，但对方竟附会出《攘书》有“排日”的言论，足见其心劳日拙，固执之甚。不过，此后问题毕竟是解决了，对方最终同意收录《攘书》，且归钱玄同负责校勘。

如果说，钱玄同坚持收录《攘书》是反映了他不阿所好、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么，他不隐讳自己与刘师培间学术思想的分岐，拒绝“  谦”，则同样是反映这种可贵的思想品格。《刘申叔遗书》虽印成于1936年，但其正式发行要晚到1939年。在正式刊行前不久，郑裕孚送来了由友人郭某代他拟的全书《后序》稿，请钱玄同过目。钱玄同虽然一再肯定过刘师培的学术地位和自己早期受过他的影响，但他坚决反对《后序》稿无原则抬高刘师培，无视自己与刘师培间学术思想的分岐，擅代自己做自我贬抑式的“为谦”。1938年3月1日钱玄同在给郑裕孚的信中，这样写道：“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少读其文，固尝受其影响，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不特对于申叔所论，不同意处甚多，即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故郭君之文中未免太代弟  谦，弟对于申叔不愿持此态度也。……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谊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弟虽无似，亦不敢以二十年以前之故步自封。故对于申叔实不愿太  谦也。”郑裕孚曾说，“郭君撰稿，多不愿他人改易”，讽示此稿不宜改动。钱玄同回答说：“但弟亦不愿他人代我  谦”。他最后断然表示：“申叔晚年之学，弟实不‘服膺’’，而‘拜见’一语，弟即对于先师章公尚不愿用，况申叔乎。故此两处不能不改。”[16]在钱玄同的强烈要求下，稿子后来作了修改。显然，这里钱玄同的态度不是不“谦虚”，而是坚持不愿做违心之论。他的意见既符合历史实际，更体现了自己立下的编辑亡友遗书的基本原则。

从“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思想出发，钱玄同从一开始便建议，应尽可能让更多熟悉刘师培的旧友在未来的遗书中留下自己的文字，尤其要找到一两位学术深邃的革命元老题字写序，以增加全书的历史厚重感，引导人们正确解读这位醇驳互见的传主和扩大本书的社会影响。他在致郑裕孚的书中说：“故弟始终欲得一二革命元老（且必须学术精邃者），为此书撰序题字，使世人知刘氏行为虽有可议，而其学决不可因此而埋没，且决非一二不甚认识中国字之西教徒如某君者所可妄肆诋毁者也。”在钱玄同看来，其最佳人选，又非蔡元培、章太炎莫属。他认为，蔡对刘师培始终如一，情深谊笃，其人品学品，无人不表敬意，且为党国元老，若能争取他的支持，影响实巨。他亲自写信请蔡元培撰序并题写书名：“刘申叔先生遗书”，后者果然很快应允，并表示大力支持。但对于章太炎，钱玄同却颇费斟酌。章、刘定交甚早，1908年之前，二人革命宗旨与学术旨趣，均相契合，过往甚密。章爱惜刘之才华，即便是在刘变节之后，还一再对他表示深切的关爱。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时章门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各著名学府，同样一言九鼎。由他出面撰序，自然也是最合适的。但刘师培晚年二度失节，终令章心寒，从此耻与为伍。章曾为苏曼殊、黄节、黄侃等许多故旧的辞世送去挽联，寄托哀思，于刘独无所表示；自定《年谱》忆及多少友人，于刘却讳莫如深。反之，分别写于1914年、1934年的《苏元瑛记事》、《黄季刚墓志铭》，却一反过去，对刘的变节与附逆一再作鞭挞，足见其失望之深。钱玄同自然深知这一点，他既表示晚年的章太炎于“过去恩怨或可淡然若忘”，“姑且冒险进言，且看结果如何”，[17]又担心事与愿违，举棋不定。他在写给蔡元培求序的信中说：“玄同本拟请两先生各撰一文，而因先师与申叔凶终隙末，恐其或有谴呵之语，反失表彰之义，故屡欲去书请书，而迟回审顾，卒未果行。”[18] 然而，正是在此期间，黄侃与章太炎相继辞世，令钱玄同追悔莫及。作为补救措施，他后来收录了章太炎的与刘师培书等十篇文章及黄的相关文两篇，并加按了语。遗书最终收录了包括蔡元培、钱玄同、张继、汪东、南桂馨等在内刘师培故交旧友的十篇文字，其中蔡的《刘君申叔事略》和钱的序，最为重要。这些文字和章、黄的文章，无疑都加重了遗书的历史厚重感，达到了钱玄同所追求的效果。

可以说，钱玄同提出并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原则，是刘师培遗书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固然，刘师培遗书的成功，最终还得益于它资料较为完备，编辑体例严谨与校勘之认真。钱玄同既是旧友又是专家，这使他有可能对编辑中的许多学术与技术问题，作“同情的理解”（陈寅恪语）和合乎学术规范的科学判断。

刘师培去世时虽然年仅36岁，但一生勤奋著述，总数多达约400万字，在民国初年的同辈学者中，位居前列。遗书的资料来源有三：已出版的著作，刊登于各杂志的著述和仪征刘家的藏稿。资料的收集非易，钱玄同的出力为多。黎锦熙说，“除《国粹学报》《左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外，大部分都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19]这只是一种情况。钱玄同是学者，他通过学术人脉，更易于找到相关资料的线索。他“智取”黄侃藏稿，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钱玄知道黄侃手头藏有刘部分书稿，但因彼此失和，不便去借，一时束手无策。后来他通过吴承仕知道其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借黄侃所藏《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又向邵君转录副本。他兴奋地写信给郑裕孚说：先生只需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20]其用力之勤，可见一斑。刘师培不仅著述量大，且喜欢改写旧作后重行发表，加之前后期思想变迁甚大，底稿涂抹难识，钞稿坊刻也多有疏误，这都增加了编辑校勘的难度。钱玄同因之与任校勘的郑裕孚时有磋商，留下的往还书信竟有数十封之多。从总体上看，钱玄同提出的以下主要意见，关乎全书体例，显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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