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1)(3)

钱玄同的序，视野开阔，气势宏大。序文开宗明义，便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潮发展的大势上，为刘师培的学术成就作了鲜明而崇高的定位。他指出：“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此新运动可分为两期，前期始于1884年，后期始于1917年。前期值晚清政治不纲，学术衰堕，好学深思之士因之奋起，斥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沈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这是革故鼎新的“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有包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十二位，而刘师培继承家学，“蕴蓄既富，思力又锐”，是当中最年轻的。钱玄同显然是将刘师培视为推动中国学术早期近代化最重要的少数几位巨擘之一。这种定位与上述几篇序言泛泛的颂扬之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此一定位容在可商，但钱玄同的观点显然是值得重视的。钱玄同识见的卓越还在于，他不像一些旧友讳言刘早期主张排满革命，相反，却浓墨重彩给予了表彰。他说，“颠覆清廷，以建立民国之运动，实为彼时最重要之时代思潮”，刘初至上海，适值此思潮汹涌澎湃之时，“亦即加入此运动”。所撰《中国民约精义》、《攘书》等重要著作，“亦频频及此二义”。他指出，1907年后刘曾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也不讳言刘晚节有亏，但仅说晚期“倡君政复古之说，则与前期绝异矣”一句，言简而意赅。

同时，由是以进，钱玄同又认为，与政治取向的变迁相应，以1908年为界，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也有前后期之别。“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刘师培的著述最精要者有四：一，论古今学术思想；二，论小学；三，论经学；四，校释群书。其论古今学术思想的文章，皆为前期所作，以《周末学术史序》等为最精。章太炎盛赞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真能洞见社会之沿革种性之蕃变者”。对于刘的著述也应当作如是观。其小学研究，前期有三大建树：一是“就字音推求字义”，使前人开创的学说，“益加恢廓”；二是“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三是“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三者“皆极精卓”。后期研究则相反，墨守《说文》，于注音通用字，主于《说文》中求本字；于新增事物，主于《说文》取古字名之，反对新字新词。其于经学，“前期解经，喜实事求是，喜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左氏，偏重汉儒经说，实亦不专以此自限”，但后期却走向“竺信汉儒经说甚坚”。其于群书校释，前后期皆有，以后期为多，“覃思精研究，期得至当”。

钱玄同不愧是大手笔，序的篇幅不长，但它对于刘师培大起大落、毁誉参半的一生，尤其是对其学术思想的评说，却是十分客观，也是十分深刻的。不管人们是否都赞同这篇序言的观点，它无疑是其时全面、客观和认真研究刘师培的第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既便从今天看，它也仍然具有重要学术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钱玄同主持编辑刘申叔遗书和尽生命的最后一搏写就的序，而是将之作为考察新文化运动后钱玄同思想变动及其人格魅力的一个新视角，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中引出两点认识：

其一，思想由偏激渐归平和。人所共知，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同时也是思想最为偏激的几代表性人物之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都曾是他骇人听闻的主张。但是，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后，钱玄同的思想便开始渐趋于平和。他曾对友人说：“我近来思想稍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44]1926年4月，他在与友人书中又说，自己“早已变成‘古今中外派’了”。他表示应当改变过去的偏激，允许别人研究孔学与旧文学。他写道：“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也也’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下旧文学，鳃理而整理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45]钱玄同晚年用长达五年的时间，为刘师培精心整理刊行遗书，这本身就是他思想归于平和的重要表征。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经学、小学与群书的校勘，他极力表彰刘的学术，对其精要著作视若“拱璧”，誉之为“一字千金”，其前提显然已超出了对刘的表彰，而预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在这里，先期主张“废孔教”、“废汉文”一类的偏激，自然已不复存在。同时，钱玄同将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学术革新运动，分为一脉相承前后两个时期，充分肯定了以康有为、梁启启、章太炎等为代表的第一期是“黎明时期”，“沾溉来学者实无穷极”。1917年以来的第二期，虽然较之前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且“今兹方在进展之途中”，但它是前期的学术革新运动的继承与发展。他甚至这样说：刘师培主张“宜减省汉字划，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旧训，宜提倡白话文，宜改用拼音字，宜统一国语，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可谓先知先觉矣。”[46]他不仅一般地肯定了文化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且也具体地肯定了自己参与其中的新文化运动与国语运动，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这木。在这里，钱玄同先期片面强调新旧对立与摒弃传统的绝对化倾向，显然也已经克服了。钱玄同曾表示，将来这篇序，可以用白话文写，也可以用文言文写，“如精神稍好，欲其达意精切，则用白话作之，如精神不佳，且只说得含糊一点，则仍用文言，可较省力”。[47]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争论，曾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更视之若水火不能相容的两极，力主白话文与新文学。但现在钱玄同不仅承认二者各有所长，且他的序最终是用文言写成。钱玄同并未后退，但他的文化思想确实愈趋理性与平和了。

其二，平实通达的性情中人。全面看待钱玄同的性情品格，是正确认识钱玄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钱玄同，以往不少的记载多说他偏激，说话好走极端，常与一些朋友闹意气，心胸不免狭小。但这未必全面、准确。例如，黎锦熙就说：“（他）有时说话过分，须知他是愤激之谈，等到发作过了，他仍返于至情至理，中庸得很”。周作人也说：“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48]钱玄同这更为本质的一面，显然常常是被人忽略了。而他精心主持刊行刘申叔遗书，却使我们更多地理解了这一点。钱玄同对于晚节有亏的刘师培，“始怨而终谅”，不仅如此，对亡友常怀情感。他与郑裕孚书说：“申叔先生遗像，承赐一纸，尤感。此像当是戊申年所摄（申叔这年廿五岁），睹此遗影，怀我亡友，倍增惨怆。”[49]他自己也曾想编文集，没有时间去做，但晚年却不惜花五年的时间，力疾为亡友刊行遗书。他实事求是地高度评价了刘师培的学术地位，且于早年刘对自己的学术赐予，感念不忘。1936年黄侃去世时，他送了挽联，并于是年《制言》发表时，特意加注回顾了与黄订交及失和的经过，深表后悔之意。他希望章太炎、黄侃能为刘申叔遗书留下一些文字，未能如愿，复积极补救，终将二人的一些相关文章收了本书，使刊行的遗书更显完整厚实，用心良苦。应当承认，上述钱玄同默默地为亡友，为学术发展所做的一切，难能可贵，事实上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是一位平实通达、心胸开阔的性情中人。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写的下面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刘先生是四代家传治‘《秋左氏传》之‘古文’经学家，是清末的革命党，又转变为清臣端方之侦探，入民国又为拥袁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当‘五四’运动时没于北大教授任内，是章太炎先生‘道不同’的旧交，是黄季刚先生‘年相若’的老师，而钱先生这几年病中如此出力给这位故友编校遗书，就可见他不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文献’精神了”。[50]

要言之，钱玄同力疾刊行《刘申叔遗书》，为亡友，为中国学术发展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也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平实通达、至情至理的人格魅力。

[1] 1997年6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印影本，改书名为《刘师培全集》。

[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著《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齐鲁出版社，1986年。

[3] 《黎锦熙序》，见《刘师培全集》。

[4] 《钱玄同序》，见《刘师培全集》

[5] 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48页。

[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5页。

[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88页。

[8] 《钱玄同文集》第6卷， 第187页。

[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2页。

[1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3页。

[11] 《警钟日报》1904年4月14日“广告”。

[1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1-193页。

[13]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8页。

[1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33页。

[1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2页。

[1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9、300页。

[1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8页。

[1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77页。

[19] 《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

[2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4页。

[21] 《刘申叔遗书总目》。

[2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2页。

[23] 《刘申叔遗书总目》。

[2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72页。

[25] 《刘师培全集》（三），第105页。

[2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29页。

[27] 《刘申叔遗书总目》

[2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41页。

[2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0页。

[3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26页。

[31]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3、204页。

[3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5页。

[33] 《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

[3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89、190页。

[3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7页。

[3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0页。

[3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0页。

[3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0页。

[39]  秉雄、三强、德重：《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见曹述敬《钱玄同年普》附录，第248页。

[40]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后记”。

[41]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普》附录，第186页。

[4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4、215、271页。

[43]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8页。

[4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18页。

[4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5页。有论者以为钱玄同写此信的时间，实际还要早几年，文集标明的时间不准确。

[46] 《钱玄同序》。

[4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89页。

[48]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后记”，第275页。

[4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1页。

[50] 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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