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1)(2)

其一，要尊重作者在不同时期著文时的署名。刘师培在不同时期的著述，曾分别用“光汉”、“申叔”、“师培”的署名。不了解刘师培历史的编辑，总以为74种遗书似皆可用“师培”。但钱玄同以为，“然此法殊未见当”。[21]他指出，“各种署名，或用光汉，或有师培，全是时代关系”。[22]刘初名“师培”，1903年至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诸人相识，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用“光汉”的时期约5年，即从1903年夏至1908年秋。但其中1907年秋至于1908年秋，刘的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故此一年中又常以“申叔”为名，“光汉”二字渐已少用。1908年秋至于1919年冬去世，其间均复用“师培”旧名。钱玄同强调，必须尊重作者的署名，因为不同的署名反映了不同时期作者的思想与政治的取向，尤其是署名“光汉”，更是代表了刘师培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他说：“因刘君之更名‘光汉’实有重大之意义在，用此名之时期，刘君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之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至高之地位。故凡原署‘光汉’之著作，皆当一循其旧，不可改署‘师培’也”。[23]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1903年至1906年，除“国学教科书”五种署“师培”外，此期刘的文章皆署“光汉”，但1907年后，复皆署“师培”。这是因为，1907年刘避祸日本，“光汉”之名不能再见于国内报刊，所以从此《国粹学报》中的文章也都只能改署“师培”了。而教科书须经清政府学部审定，自然不便署“光汉”，只好一开始就署“师培”。钱玄同主张，在署名的问题上要尊重历史，一循其旧。其实，钱玄同本人文章的署名，就别具深意，常缘时代的变动而变动：晚清参加同盟会，主张排满兴汉，易名“钱夏”；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复古，多署名“疑古”；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再恢复“钱夏”，以表爱国不屈之志。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强调尊重刘师培不同时期著述的署名，不仅意在尊重历史，更重要还在于突显刘师培思想的阶段性发展：“……‘光汉’、‘申叔’、‘师培’，恰好表示申叔君三个时代，故署名及年月日均不可册去”。[24]

其二，重视考定文章的写作年代。钱玄同认为，“文辞撰作之年代与作者之思想见解及环境极有关系”，[25]尤其是刘师培，思想激烈而多变，文章常不注明写作年代，旧文复时常改写，考定其著述的具体年代，就显得更加重要。他在与郑裕孚的信中特别强调说：“鄙意最注意者为年代。同一性质之文字，若两篇所作之时间隔了数年或者至十年以上，见解必有不同乃至相反。凡学者大抵皆然，而刘君尤甚，缘彼之思想前后几经数次之剧变也。故编定次序时，文之性质尚易作，文之时间先后，实须大费研究考证方能定夺。”[26]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最初不能确定其出版时间，后钱玄同考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发现于是1905年8月2日记有“鄂友寄来《中国民族志》”一语，遂认定此书作于1905年或者1904年，“今姑系之前七年（1905年）”。[27]此外，《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普告汉人》、《清儒得失论》、《新方言序》、《废旧历论》诸文的年代，他也都作了考订。可见其慎重。最后钱玄同规定这样的原则：收录的遗书，凡能确知写作年代者，于目录下皆注明某年。其不能确知者，采自杂志的则注明所刊杂志的期号及出版年代。但要说明：刘师培刊于《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的文章，一般都是随撰随登，相去不远，而后来在《四川国学杂志》等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与写作时间相去数年。同时，杂志中有一书连载一年以上者，只注始刊之年。如《国学发微》，1905-1906年在《国粹学报》连载，只注“前七年”。录自原稿，无法确定年代者，只好付诸阙如。后来的《刘申叔遗书总目》对每种遗书，都依上述原则注明了年代，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

其三，注意全书体例的统一。这包括有：（1）保持遗书的原貌，除了尊重作者的署名外，其书中的一些用字，如“夷”、“建虏”等也不应改动。钱玄同致书郑裕孚强调说：“惟其中‘夷’、‘建虏’等字，请照原印，勿改为口口，以存历史之真相，至荷！”[28]（2）各书名用字统一。刘师培的许多书名用字岐出，如《老子  补》、《春秋繁露校补》等，“ ”为古字，“校”为今字。钱玄同以为，“刘氏撰文时大概随便写，但现在如能划一最好”。“鄙意划一作‘  ’，因申叔爱写古字也”。[29]（3）“凡一书有两种或三种考释者，概以后撰者列前，前撰者列后”。[30]钱玄同以为，后撰者应认为定本，故列于前，作为正本；前撰者应认为初稿，故列于后，作为附录。同时，凡书名题“补释”者均为前撰本，题“校补”者均为后撰本，故均以“校补”列前，而以“补释”列后。例如，今《晏子春秋考定》共有三本，其最后者当列于最前：第一，《晏子春秋校补定本》，第二《晏子春为校补》，第三《晏子春秋补释》。（4）教科书和讲义之名不能改。刘师培著有伦理、经学、文学、历史、地理共五种教科书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种。郑裕孚主张删去“教科书”及“讲义”字样，改为“伦理学”、“文学史”等书名。钱玄同不以为然，他认为，刘师培撰此书时本为教科书而作，故一切体例均照教科书的办法，如每册均分六课。他的序例不但为教科书而发，且是为中国教科书而发。“事实既如此，则若改去教科书字样，反将失其原意”。不仅如此，即便改名也不通。如“伦理教科书”改“伦理学”就不妥，因原书是讲伦理常识，不足言“学”。“今既重刊刘氏遗书，似以存真为宜。盖此五书者，论内容固远过于坊间所编，特色甚多，可供学者研究，而论体例，则实是教科书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共五课，内容材料精详，体例结构不免散漫，实为讲稿，不过备讲堂讲解之用，称讲义“颇足见其高出寻常讲义，若直认为文学史，则反觉组织之有缺点矣”。[31]刘师培编撰的上述教科书，在近代我国教科书史上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钱玄同坚持不能改书名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说，上述他以“申叔爱写古字”为由，主张将书名“  补”、“校补”划一作“  补”，是体现了对古人“同情的理解”；那未，就应当说，他坚持“教科书”、“讲义”不容删，则是充分体现了专家者言了。

在对诸如上述问题深思熟虑之后，钱玄同为《刘申叔遗书》编次了“总目”，即设计了全书的体例。“总目”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目录，内含：一，《左  年表》、《左 著述系年》（皆钱所制）、师友撰序及章太炎、黄侃关于申叔之文。二，所录74种遗书分六类编次：甲，论群经及小学；乙 ，论学术及文辞；丙，群书校释；丁，诗文集；戊，读书记；己，学校教本。三，跋、后序、校勘记。第二部分，全书说明，包括资料来源、体例构想，以及需要特别说明的有关问题。编书之初，1934年5月18日，钱玄同在与郑裕孚的信中就提出：“凡此之类，鄙意将来均在总目内说明，弟拟仿‘提要’办法，凡成书之年月、内容之各本异同、录自何去何从种杂志之类，均一一注明，凡一切纠纷问题，均于此总目中解决之，则印书可省许多麻烦也。”[32]说明长达八千余字，集中表达了钱玄同在编辑遗书过程中的许多思考。黎锦熙后来回忆说：“我于‘七七’事变后离平时，《刘申叔先生遗书》只差两三种未印成，而钱先生所编全书的目次，体例精严，曾与我几经商改，算定稿了。”[33]这说明，黎锦熙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全书体例的构建。凡是读过《刘申叔遗书》的人，都会感到本书使用方便，由“总目”所规范和体现的全书体例，层次分明，十分严谨。

钱玄同在指导遗书编辑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一位杰出学者严谨的学风。这不仅是指他提出了“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原则，和设计了严谨的全书体例，而且还在于，他在具体的编辑校勘工作中，严于把关，一丝不苟。正是钱玄同发现了拟收录的两册《群经总义讲录》虽署名“仪征刘师培”，实为廖季平所编的讲义，乃书贾作伪。他还发现了刘师培《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所附的《某君孔子生日纪念会演说词》一文，其中的“某君”有可能是蔡元培，即将抄稿寄沪询蔡，结果得到了证实。钱玄同亲自承担《左  外集》、《攘书》、《中国文学教科书》等书的编辑校勘工作，其中《左外集》20卷，收录文章337篇，写作时间跨度长达18年，是74种遗书中篇幅最大（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内容最丰富，也是最为复杂繁难的一种。钱玄同为之编次的目录及说明，长达七千字。他主张编辑校勘要坚持两点：一是多版本要互校。他对郑裕孚说：“鄙意凡一书今已知其数种杂志刊载或别有抄本及刻本者，似宜暂缓付刊。先取各本互校一过，校在一个本子上，作为定本而后付刊。”他自己也是坚持这样做的。在同一信中，他写道：“春秋繁露校补之题记，弟此时亦无法作圆满之答复，因手中适无此志也。弟日内拟将所有刘君各文刊在数种杂志者，查明列一表，再校其中之异同，至彼时方能将尊问圆满答复，拟请稍缓数日再行奉答。”[34]又如，《庄子校补》登载之杂志最多，钱玄同看到的有四种：《雅言》、《中国学报》、《四川国学杂志》、《国故钩沉》。他说，曾将《雅言》与《中国学报》本对勘，发现多了几条。又将《四川国学杂志》与《中国学报》逐条对勘，知其全同。据考，“此文刊登雅言，在民三之七、八、九月，四川国学杂志在民三之一、二两月，中国学报在民五之一月，最早之四川国学杂志与最晚之中国学报全同，知此必为定本。雅言所登或尚是申叔民二在山西时之寄稿迟登者也。鄙意以据中国学报来刊行为是”。[35]其严谨有若此者。二是有问题“根据原稿解决，不用吾侪主观解决”。[36]钱玄同十分重视仪征的刘家藏稿，以为许多问题可以通过与底稿校勘后得以解决，而不赞成在未与藏稿比对之前，即凭主观臆断，匆忙付印。所以他一再催促，问刘家藏稿何时寄到，必得一阅。刘师培对《白虎通义》的校补考释用功极深，钱玄同说，该书“分析极为精当，虽廖廖数语，实是一字千金，于经学上有极大之功绩”，“若次羽所藏为全璧，则真获得拱璧矣”。[37]但是，郑裕初等人不等藏稿寄到，就匆忙要将《白虎通义定本》付印，并将校样寄给了钱玄同。钱玄同极表反对：“如此付印，鄙意以为未妥”。他说，刘家藏稿目录中明明列有《白虎通义定本》，我们既打算将此书付印，自然最好是应当将家稿借来抄出，“再行付印为宜”。如所藏为著者手稿，固然最好，即非手稿，假定是《四川国学杂志》中之木刻本，也当胜于现在的确良伦氏抄本，因伦氏抄本当即系据四川木刻本。且所藏是否全璧虽不可知，但肯定不至于像伦氏抄本之缺序及卷一。况且伦氏抄本也许误字更多。“故弟极希望先生早日向次羽借得家藏本而始付印也”。[38]由于钱玄同的坚持，《白虎通义定本》最终改用了藏稿，果如所料，藏稿虽非手稿，却是《四川国学杂志》木刻本，优于伦氏抄本。

钱玄同承担刘师培遗书编辑工作时已是晚年，百病缠身，身体状况极差。1934年冬，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课时，头目眩晕，几乎倾倒。从此，“看不清东西，写字歪斜，伏案工作，每次总不能超过一小时”。[39]其时，钱玄同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后改名国语推行委员会），在授课之余还承担着《简化字表》的编制工作。此外，他还受业师章太炎的委托，与吴承仁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且因病滞迟和同事间言，一时备受委屈。[40]在这种情况下，钱玄同还能对刘申叔遗书如此投入，一丝不苟，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表现了怎样的敬业精神！所以，毫不足奇，庐沟桥事变后，张饼家先生向离京在外的黎锦熙报告钱玄同的近况时，这样说：“（《刘申叔遗书》）未印竣的有一种是讲三《礼》的，为了此书，他翻阅三《礼》一类的书来校订原稿上的错误。这位时常患血压高的钱先生，在情绪极形恶劣之下，还如是之孜孜不倦！”[41] 钱玄同严于律己，在他与郑裕孚的通信中，我们却常可读到这样自谴的话：“弟因事冗，且攘书中误字太多，常须检原书对勘，故今日尚未校完，……得暇必当陆续校完奉上”；“（本当早日完成）不意反因弟之俗冗，致  阁多日，内心负疚，实无穷极。今后室内安炉，可以安坐，必当一一续办也”；“连日天气酷热，弟头脑昏脑涨，四肢无力，时时昏昏欲睡，故不能努力工作。日前又痛遭先师章太炎师先生之丧，噩耗传来，中心震悼，莫可言喻”。[42]钱玄同为全书作序，稿成于1937年3月31日，次年11月拟修改后付印，未告竣，不幸于1939年1月17日突发脑溢血逝世。他躬亲刘申叔遗书前后五年，可谓生死以之。

钱玄同实际主持全书的编辑工作，却不愿居其名。黎锦熙的序原有“钱君董其成”一句，他坚持删去，后改为：“穷搜报志，广征遗文，精校异同，顺次时序，悉存其真，则钱君之力为多也”。郑裕孚的序也谓：“兹书之就，赖诸君辐辏并力，而尤以吴兴钱公玄同商榷之功为最多”。“佚稿之旁搜，总目之编次，胥繇公力疾任之。遇有滞疑，辄与予书疏往还，必得当而后已”，钱玄同却都仍嫌过誉，堪称大家之风范。

三

钱玄同终为全书写了一篇五千言的序，复令《刘申叔遗书》增色不少。

钱玄同起初就曾表示最后要为全书作一篇序，后因身体欠佳，又表示不拟作序了。但是，1938年1月31日，他在给郑裕孚的信中突然又郑重表示一定要写序了：“弟以前本拟撰一序，去年因精力衰惫而止。今读各人之序，除劭西之意略近弟外（然亦嫌其太略），余人之论左庵学术，皆甚不相近。弟既略效绵薄，助成刊刻亡友遗著，而三十年来对于申叔之学，亦有管见欲述者（与他人所见颇多不同之点），故现在仍拟撰此序文，特此奉达。”[43]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在写此信后一年即病逝了，说明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但没有改善，且每况愈下。同时，他还有很重的全书“总目”包括说明要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钱玄同改变主意，决心不顾体弱，一定要写这篇序言呢？信中实已说得明白：对各人序言多不满意，“有管见欲述”即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是时钱玄同看到的旧友撰序共六篇，除黎锦熙序外，对刘师培多停留于泛泛的颂扬，而于其政治思想的变迁、学术成就及其前后期之异趋得失，无所论列，几于全然不顾。黎锦熙的序具体地肯定了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对于促进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有荜路蓝缕之功。钱玄同以为黎意虽与自己略近，但失之过略。他作为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学大家，又刚刚主持编辑了刘申叔的遗书，熟悉刘的人生与学术。他一定觉得，特别是在同样熟悉刘师培学术的章太炎、黄侃去世之后，自己有责任对亡友的一生学术包括其成就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与评价，以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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