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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意识和女性的(自我)毁灭——评现代中国(2)

2015-03-03 02:05
导读:在这部小说中,茅盾并没有选择以终止斗争来结束全篇,而是以让主人公在意识到自己注定的失败前去出门旅游的方式来结束故事。最后《子夜》以具讽刺
    在这部小说中,茅盾并没有选择以终止斗争来结束全篇,而是以让主人公在意识到自己注定的失败前去出门旅游的方式来结束故事。最后《子夜》以具讽刺性的注解结尾: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将归于徒劳。在这部小说中,“转变”并不是由旧到新,由封建到现代的转变,而是从一次失败到另一次失败的转变。巴金的小说《寒夜》中的观点与此相当不同。[11](P66—67) [12](203—204) 在《寒夜》中,小说的主角不再做任何抗争。正如小说开头和结尾所暗示的那样,万物都在一个收获的夜晚开始并结束;同时,更多的夜晚就这样流走了,人们的生只是在为死作准备而已。颤栗(freezing)、梦想(dreaming)、承受苦痛(suffering)是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小说《寒夜》是以作者1944年到1945年间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的。那时,巴金住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陪都重庆。这部小说的主题不是抗日战争,而是一出婚姻剧,剧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和一个婆婆。这些人的冲突,仅是当时动荡的社会全景图的一部分。在那些年岁里,老百姓因通货膨胀、失业、传染病流行、饥饿及政府腐败而失着无措。人们屈从于命运和痛苦,却没有抗争。甚至连抗日的最终胜利也被看作是由别人取得的,并且是为了别人的胜利。这部小说的主题意象就是夜晚,因此,小说中仅有几章的内容是发生在白天,但即使这样也未出现明媚的阳光。黑夜,因光明的渐渐消失而愈见其黑,到处充斥着老鼠的吱吱音、商贩的喊叫声、母亲的哭泣声——这是死亡之地,是噩梦之时。
        三
    寒夜的意象,寒冷而落败,在《寒夜》这部小说中象征着毁灭。然而,毁灭不仅是来自战乱岁月的苦境,更是来自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冲突,即传统与现代、家庭责任与自我觉悟、母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紧张冲突。无力解决这些日常冲突,导致这对夫妻的自我毁灭。在这里,主人公的性别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自我)毁灭的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当然,人们也可将(自我)毁灭的力量与性别相联系。比如《老残游记》里一种关于革命的看法就认为,革命的参与者因“所秉的是妇女阴水嫉妒性质,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开了”。[3](P124) 这种传统观点在此暂不予讨论。然而,更有趣的是一位成长于新时代的中国大陆女作家——翟永明的观点。翟永明(1955—)将女性意识定义为夜的意识,同时她指出女性是毁灭性的,甚至是自我毁灭性的,她们将自己包裹在神秘之中。当然,这种文艺方向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方向,即毛泽东确定的文艺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是相当不同的。具有“延安方向”代表性的作品,是丁玲(1904—1986)的《夜》[13](P147—153)、王蒙(1934—)的《夜的眼》[14](P9—11)。在这两部作品中,以及艾芜(1904—)的短篇小说《夜归》中[15](P66—81),人们总是在行走于夜晚时反思自我。由于主人公总是在夜晚发现内在的自我,夜便因此成为一个发现真实自我的时间,甚至成为一个真实自我的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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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黑夜”、黑暗和死亡的偏好使翟永明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作家。她著名的《黑夜的意识》一文是对女权主义运动的直接批判,也是对男性意识的间接攻击。这篇文章写于1984年,发表之时尚属于地下作品,但直至今日仍被许多中国作家频繁引用。(注:笔者拥有最初出版的25本拷贝中的一本。本文提到的诗集《女人》分四部分,这篇文章是诗集的序言部分。此诗集的出版日期是1985年1月和4月,不过扉页上标注的时间是1984年11月。) “黑暗中的女人”是《女人》[16](P5—44) 组诗的出发点,带有某种反乌托邦的性质。同样不寻常的是,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初始,存在一个(人造的)太阳的象征形象。郭沫若在他的诗集《女神》中认为世界是一个“屠宰场”[17](P10—18),自然界的太阳已过时了。在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的新社会里, 诗人呼唤着要创造一个新的太阳,以其光和热将人类从阴郁的过去中解放出来。尽管诗人对人类的“黑暗的一面”也有洞见,但只是瞬息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象还是(电)光和一个人造的太阳。从某些方面来看,诗集《女神》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早期文本。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郭沫若表现出对列宁、无产阶级等的崇拜。由于太阳和光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因此为“黑夜”欢呼,寻求一种“黑夜意识”,必然被看作是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的。
    与黑暗的一面有关的措辞在翟永明的诗作中随处可见,在此就不对其进行一一分析了。在试图解释如何理解“黑夜的意识”之前,仅就其中一些具代表性的例子作一番探讨。她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名为《黑夜里的素歌》。[18] 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作都是以夜晚为标题或主题的。以《午夜的判断》为例,在这首诗中,被失眠症困扰了20多年的翟永明描述了她每夜所看到的景象:她听到鬼魅的声音,看见鬼正爬上楼梯,收到死人的来信,等等。她描述了一个仅可与亡人和鬼魂分享的世界。尽管是与“爱侣”共枕而眠,但她意识到那个鼾睡的他对她每晚所经历的事一无所知。俗话说“夜晚是为情人们准备的”,但是在此,夜晚似乎仅是为那些在鬼魂和亡人中找到自我身份认同的女人们准备。翟永明对死亡的关注,缘于她长期在医院照顾其生病的养母的经历。也正是那时她开始了写作的生涯。在其养母弥留之际,她在医院陪伴她渡过了七个不眠之夜。这段经历也被她写进了诗集《死亡的图案》[19](P55—67),描述了在“生命”消逝之前其养母所经历的七个夜晚。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最近几年,在翟永明的作品中,黑夜失去了让人害怕的色彩。从翟永明为其母所作的《十四首素歌》开始,这个现在在成都经营着一家“白夜酒吧”的女诗人,似乎开始重建夜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的传统功能。她将黑夜意识的理论定性为女性意识。[19](P191—209) 尽管她现在认为其早期作品是不成熟的,并且认为文学批评应超越性别标准,但在对她的采访中,她却始终坚持了一种可被称为女性主义的立场,即使她本人可能不这样认为。
    由于翟永明仍认为她以前的关于“黑夜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应对她那时的观点予以认真对待。尽管“黑夜意识”理论本身存在逻辑上的困难,但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洞察力,值得一再认真思考。“黑夜意识”意为“一种来自内心的个人挣扎,以及对‘女性价值’的形而上的极端的抗争”。[20](P234) 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意识、女性作家的意识。这种意识包含了这样的主题:第一,女性、写作、毁灭(深渊);第二,爱、死亡、秘密。翟永明认为,自我毁灭的倾向是压力造成的结果,这种压力尤指男性强加给女性的那种罪恶感(the feelings of guilt)。男性总是觉得女性是有罪的,于是这种罪恶感就变成了女性的第二特征。如果不这样,男女间将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争斗,结果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黑夜意识”的理论是如此复杂,以至于笔者不敢断言已经完全理解了它。所能做的只是梳理出一个框架,希望旁人能从未尽处继续前行。“黑夜意识”是一种内心意识,在此一个人的(女性的)自我和宇宙相遇。正是在这种意识下,女性作家建构她的思想、信念和情感。这正是《黑夜的意识》一文及翟永明的诗歌所要着重展示的内容。面对一个对女性来说平等无保障的世界,女性精神除了产生一种抵制情绪外别无他法,这就孕育了“黑暗的夜”的意象。每个女性都会与藏在自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深渊相对,当意识到这个深渊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品尝到苦痛,而能承受这种苦痛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这就好比女子的初夜一样,只有经历初夜的剧烈疼痛后,一个女性的世界才真正被打开。翟永明认为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与此相对,白天带给我们的只有焦虑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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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黑夜与女性之间神秘的关系,黑夜便成为进入生和死的内在体验。在这一点上,女诗人面临两个危险:命运和(自我)毁灭。由于女性以暗语与夜相互交流,诗便成为描述“黑暗的夜”里可见的、而又可怕的光的唯一方式。黑暗的夜,这最最神秘之境,提供了与现实对抗的可能,提供了认清自我、社会和人类的可能。这是每个人(女性)都要承受的人生重担,女诗人所做的就是让人们看到黑夜,并在黑暗中寻求寒光。
    尽管“黑夜意识”的理论乍看不一定十分合乎逻辑,但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一理论还是很有意义的。自古以来,知识界将女性被遮蔽的智慧称为“occulta corporis and secreta mulierum”。本就神秘的女人,又再次被遮蔽了,隔绝于知识之光之外。而黑夜正是这神秘之物的天然守护者。黑暗、谜团、死亡、鬼魂和爱组成了人类的存在。但是,黑暗之所以被感知却是因为有光明的映照。因此,我们要学会从夜里看到黑暗,从黑暗中见到光明——这是看待所有神秘之物的共同点,不论它们是世界的、上帝的、王国的,还是心灵的。
    译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艺术教育中心。
    注释:
    ①此论文宣读于2001年1月3日至6日在维也纳大学举行的“亚洲与西方‘生命中的黑暗面’”研讨会。感谢北京大学王锦民教授对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的黑夜意蕴给予的深刻见解。为了便于国际读者阅读,笔者用第二语言英语写作了本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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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翟永明.翟永明诗集[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
    [17] Kuo Mo-jo. Selected Poems from the Goddess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18] 翟永明.黑夜里的素歌[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9] 翟永明.称之为一切[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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