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宇文所安对《二十四诗品》文本歧义的处理((2)
2015-03-05 01:08
导读：宇文所安注意到《诗品》中“含混的不确定”，但是他的解释却差强人意。笔者对宇文所安这一观点的质疑有二：一是《诗品》中类似“超以象外，得其环
宇文所安注意到《诗品》中“含混的不确定”，但是他的解释却差强人意。笔者对宇文所安这一观点的质疑有二：一是《诗品》中类似“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见《二十四诗品·雄浑》）这样明确显出道家倾向的句子毕竟很少，《诗品》在本质上不属于单纯受老庄道家影响的玄言诗。二是《诗品》的核心仍是诗歌或“诗境”，而非“道”，虽然从表现内容到创作理念，它都受到道家的一定影响，但诗歌在陶渊明以后确实发展出了具有审美功能的独立诗歌境界，虽然它和论道的文字一样指向现实世界之外，具有超脱的含义，但将它简单地归入老庄
哲学忽视了文学的独立性。仅仅提出哲学思想的影响，不能说明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的特质，因为诗歌表达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与论道的文章表达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对诗歌营造的独特“诗境”的鉴赏在《诗品》中属于深层结构，而这个深层结构在宇文所安的译文中表现得很不明显，这一缺憾并未能从他的注释中得到弥补。
下面我们尝试以诗人孙联奎的《诗品臆说》（以下简称《臆说》）为参照考察宇文所安的《诗品》注释。《臆说》是宇文所安注释的参考，而且是《二十四诗品》现有最早的注释之一，它在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系统内形成，对《诗品》的注释颇具代表性。更为有趣的是，孙联奎本人做过多年的私塾先生，《臆说》的校点者认为：“《臆说》之作、是为了教授生徒。”{12}而宇文所安一书同样是他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理论期间写成的，二者的目的相似。将《臆说》在注释时所做的处理与宇文所安的处理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地看见它们的差别。
如解释“冲淡”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臆说》中是“……素处以默，妙已裕矣。以心之妙，触理之妙；以心之妙，触景之妙；此时之妙，乃妙不可言。”{13}短短一段话接连出现7个“妙”字，将“妙机其微”烘托到极致，读者亦由心至理、至景，逐渐在一连串“妙”中进入与妙“神会”的境界。宇文所安在注释中与曾多次采纳孙联奎的注，但是在这里他没有选用这些渲染性的语言，而是注释了“妙机其微”中的“机”可能有几种意义。对于字面的理解来说，“机”字是这句话中注释的难点，但它却不是这句话含义的重点。相比较之下，孙联奎的注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诗品意境、意象的传递，而宇文所安致力于注释的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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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对“纤秾”中“流莺比邻”一句的注释。《臆说》中是：“余尝观群莺会矣：黄鹂集树，或坐鸣，或流语；珠吭千串，百梭竞掷，俨然观织锦而听广乐也。因而悟表圣《纤秾》一品。”这里进行的发挥联想就更多了，孙联奎刻意描绘了一幅“流莺比邻”图，他的描述看似题外话，实质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纤秾》的意境。而宇文所安在同一处只引了另一位注释者对“邻”（neighbors）的解释，即“邻”字指“黄鹂们簇拥在一起（the orioles being together with one another）”。对于孙联奎为争取与《诗品》“神似”（孙联奎在《臆说〈序〉》中语）而发挥的联想，宇文所安没有采纳。
经过上面两处的比较可以发现，孙联奎的注释目标与《诗品》的目的相似，方法也相近，他常常使用形象的语言，进一步使《诗品》中竭力渲染的“诗境”来到读者面前，使读者直接进入“诗境”，从体验中领会它们的差异和美。而宇文所安选择的注释显然排斥这类摹神取象、夸张联想的描述性语言。对这类语言的不确定性显得有些怀疑。因为这类语言在西方近代的学术传统中是遭到排斥的。西方近代的学术传统以理性主义为旗帜，一篇学院派论文不能出现这样“不精确”的语言。但其实在许多其他同样严肃的文字中，它们不见得都会遭排斥，比如在《圣经》、佛经、庄子的文章里。以比喻为例，比喻在上述经典都频繁出现，但这却是宇文所安使用的学院化语言不能接受的。虽然似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在比喻中说理逻辑就一定会遭到破坏。事实上，表面上属于陈述、分析的文字一样会出现强词夺理的现象，而恰当、合适的比喻也能够严肃地论道。但在宇文所安的翻译与注释中，对确定性的追求一再压倒了向原文本的“真实”面貌、价值取向、写作目的的靠近，精彩之处被抛弃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如上文所引，宇文所安也意识到了“司空图喜欢鉴赏者将自己投入到对这种品质关系的欣赏中去……”尽管他不一定认同这种做法，但是在注释中，他偶尔也会出现类似阐述“诗境”的注释。在“典雅”中有“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土，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几句。宇文所安在这里做了一些类似“品味”的分析，这是他在文本中唯一进行类似分析的地方。他认为这是“在一个自然的进程中的这些静静的被欣赏对象，从雨到晴天，再到雨水现在从瀑布中溢出。以及同样寂静地再回到落花，与菊花相辉映”{14}，他认为这样表现了古典与寂静。宇文所安进一步对他的西方读者解释了这几个句子中出现的所谓季节混淆：即“春”“菊”“绿荫”“落花”等词汇的并置。他认为由于这是“头脑中的世界（worlds of the mind）”——宇文所安对“意境”的翻译——“由感官经验中的许多因素再组合建构而成，所以不必拘泥于经验世界中的一个特定场景”。尽管宇文所安没有在这里说明《诗品》为什么要塑造“意境”，但是他译文别处一再提出，《诗品》因为受老庄影响喜爱“含混的不确定性”。但要达到宇文所安所说的“含混的不确定性”（“hazy imprecision”or“elusiveness”），仅仅晦涩就可以做到，不需要塑造出一个意象浑圆，具有风格特征的“意境”。在中文的阅读中，表现“典雅”的这几个场景并不一定前后相续，所谓季节的混淆对读者也不会构成阅读的障碍。意象自由叠加，构成独特的意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极其频繁。
而且，《诗品》蓄意构造的“诗境”，本身就超越了时间。时间的流逝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经常表现的主题，怀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思妇——“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这些典型题材均和光阴的匆匆有关。在西方，基督教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统治地位长达一千多年，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整齐划一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比较好地满足人关于永恒的思考与期盼。和基督教相比，中国古代的宗教并没有具备如此强大社会、思想的整合功能，因此，面对匆匆流逝的时间，中国古代人更容易感受生命的无常，对人生发出慨叹。人希望获得永恒而不能，而进入“意境”正是抵抗这种流逝的方式，于审美之刹那突破岁月的流逝感，使生命的瞬间具有永恒的意义。“诗境”因此处于时间的宿命之外，进入“诗境”的同时也就脱离了宿命，尽管是短暂的，但从“诗境”在人类中可以跨越时空共通的角度来看又是永恒的。自陶渊明以来，中国古代诗歌确实从老庄思想的影响中创造出这种实现其精神追求的独立的美学追求，《诗品》面对属于这个谱系的诗歌，也采用了此哲学传统之内的方法，它的四言诗形式与所传递的内容的结合得非常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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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宇文所安的译本与国内传统注释的差异，能够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文学，甚至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如果说，文化的差异最终表现在语言上的差异，那么在文本的比较之中发现差异，通过差异进一步认识并确定自我与他者，或许这就是比较文学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辩伪》，1994年全国唐代文学研究年会上，陈、汪提交此篇论文，引起了学界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热烈探讨，至今无定论。本文依照惯例，在行文中仍旧以司空图为作者。
②Stephan Owen, Read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文版译名为《中国文论：翻译与注释》，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对宇文所安作品的翻译参考了这个译本，但是王、陶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行文的流畅以及更符合中文阅读习惯，将一些词以意译的方式做了汉化处理。这本无可厚非，但由于本文思考的正是英译与原文中有可能浮现的文化差异，所以在一些特定之处采用直译。
③④⑤⑥⑩{11}Stephan Owen, Read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02, p.299,p.332, p.333, p.310, p.345.
⑦⑧{12}{13}{14}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7、6、58、13、317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⑨程国赋：“世纪回眸：司空图及〈二十四诗品〉研究”，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程国赋在文中将对《诗品》属性的定位分为四类：1.风格论；2.意境说；3.诗的哲学说；4.审美图式说。其中风格论影响最大，又常和意境说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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