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1)

【关键词】 英国文学/中国题材/中国形象/他者想象/文化利用

       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重意义：关于异域的知识；本土的文化心理；本土与异域的关系。对英国作家而言，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空间存在意义上的国家，不如说是他们想象描述的一个神话，是激发他们写作和表达思想的灵感和素材。不管他们以何种途径来认识中国，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用何种心态来评价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倾向于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中国对于英国作家的价值，是作为一个“他者”的价值，而不是自身存在的价值。套用萨义德那句“东方不是东方”的名言，英国文学里所展示的中国形象，同样可看作是“中国不是中国”。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论
    　　　　一、关于英国文化视域里的中国形象问题
    英国文学里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所展现的其实是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想象、认知，以及对自身欲望的体认、维护。中国题材创作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形象问题。正是在这种对他者的想象与异域形象的描绘中，不断体悟和更新着自我欲望。
    我们知道，西方人心目中异域文化形象很少固定不变，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摇摆不定。就像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所说的那样：“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1] （p16）也就是说，欧洲人将自我欲望投射到他者（中国）身上，变化的不是中国，而是对中国的欲望。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因此，一种文化语境内异域形象的变化无不暗示着本土文明的自我调整。这种异域形象一般同时包含三重意义：（1）关于异域的知识；（2）本土的文化心理；（3）本土与异域的关系。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也都包含着这三重意义。
    首先，异域知识为作家创作异国题材作品提供了一个契入点，这种异域知识的来源可以是书本经验，也可以是亲身经历。不同时期里英国作家获取中国题材的途径不尽相同。18世纪末以前的英国作家主要是通过来华耶稣会士和商人旅行家冒险者的著述，而这两类人由于各自经历和目的不同，他们笔下那大相径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也左右着英国作家的认识视野和异域想象；19世纪英国作家主要通过汉学家翻译的中国经典和众多的中国游记来了解和认识中国；而20世纪作家们则有条件直接借助于在中国旅行或居住的经验感知和体察中国。但不管哪种途径，在对异域知识的取舍利用时均受自身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所制约。
    其次，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认识和解释，常常同时又是自己观念和立场的展示，其中所凸显出的是本土的文化心理，而且任何关于他者的新信息都必须先在传统视野内重塑再造后才能被接受。这样看来，任何作家对异域文明的见解，都可以看作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比如，当描述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遍地财富，到处城郭时，他们也在展现自身的缺憾，并表达自己的某种期待欲望。英国散文始祖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对蛮子国和大汗王国的虚构传奇无不展示着中世纪晚期人们的想象欲望，他们需要有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以此作为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某种启示。同样，当谈及中国荒芜颓败、野蛮愚昧时，也显示出自身的那份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可以说，英国作家看中国，总存在着一个认识视角问题，而他们的视角又受其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以及观念主张决定。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对中国形象的刻意批评否定，并非无缘无故，而是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合拍，也就是合乎他把异邦异族作为发展殖民贸易对象的理论。基于此点，他岂能容忍当时盛行欧洲的对中国文化的赞美之风，他在自己著作中用极端的言词抵抗那股热风，实属难免。与笛福殖民贸易主张导致的目空一切、民族自大心态相比，同是要让英国走向世界的威廉·坦普尔（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则有天下一家的全球意识。在此文化理想指导下，他对中国的看法与笛福截然不同。在《论英雄的道德》（Of Heroic Virtue, 1657）一文中，大量评述与赞扬中国文化，并影响了伏尔泰、培尔等人的中国观。当然，不论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赞扬还是贬斥，都是他们自己立场的展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关系不大。中国只不过是他们表述见解的一个载体和契入点。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第三，至于本土与异域的关系，任何民族起初都会表现出一种自我中心意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夷狄禽兽的异域形象曾经帮助我们确立华夏中心主义的本土意识。同样，19世纪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也决定其视野里中国形象观念的变化。在文化交流中，这些都是一种单向度的对待他者的观念心态。事实上，外国作家面向异国时并不要求任何相互的效果，甚至不要求任何反馈、也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感情。他们对异域他者的描述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些作家视作是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的。这样相应于异国文化的正面增值，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在此情况下，这些作家就表现出一种对异国他者的向往甚至狂热，而呈现出某种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另一种则是与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和负面的，因而对它怀有一种贬斥与憎恶之情[2] （PP141-142）。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出的对中国的看法大致上也有这两种情形。
    　　　　二、英国作家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早期（14至16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多半是传奇与历史的结合，人们心目中的东方（中国）世界是一个神秘、奇幻、瑰丽的乐土。这方面英国散文始祖曼德维尔的《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1357）最为典型。这部《游记》写成后辗转传抄，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编，其风靡程度不让《马可·波罗游记》。虽然此书中所述关于蒙古和契丹的知识，基本上从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但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赞歌实由此发轫。他对中国文化甚为景仰，以为大汗的政治、经济乃至礼貌诸方面，欧洲各国无可望其项背。可以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曼德维尔把关于东方的诱人镜像吹嘘得令人眼花缭乱：那世间珍奇无所不有的蛮子国，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气四溢的雄伟宫殿，还有那遥远东方的基督国王长老约翰……在这般神奇斑斓的幻景里，历史与传奇难以分辨，想象与欲望紧密相连，共同构造出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这种关于中国的乌托邦形象在19世纪以后的英国文学里也不断被重复，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是如此，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更典型。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17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各种报道风行欧洲，英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赞美与抨击并存，欣羡与鄙视相共。虽然他们借鉴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些耶稣会士的著述，但由于各自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的差异，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取向，即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与野蛮愚昧的中国形象。
    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展现在欧洲人面前的首先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文明之邦，遂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想的天堂。受此种潮流影响，一些英国作家也把中国看作是文明、理性、丰饶的国度，并对之神往和钦佩。在他们心目中，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瓦尔特·罗利爵士曾说：“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最早都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最早有文明的，有诺亚本人做导师，乃至今天也是愈往东去愈文明，越往西走越野蛮。”（《世界史》，1614）这种来自东方的文明之光最早展现在英人面前是1599年。这一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 1552-1616）得到了一件“装在一只香木匣子里的无价之宝”，那遥远神奇的东方中国一下子直接呈现在英国人面前：中国人注重文学高于一切，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上面”，孩子幼年就“请老师教读书”，仅凭漂亮的文章就可以考中做官。官员的升迁要靠他们的政绩，“而不管出身或血统”，这就使得中国“国家太平”……哈克卢特这部被称为是英国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散文史诗”的《航海全书》（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问世后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样随着这部巨著一起流行。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博学之士勃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看来，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可看做是一种病，这就是“忧郁”（Melancholy）。他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的中国文明。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医治欧洲忧郁症的灵丹妙药[3] （pp61-67）。
    另一位英国作家韦伯（John Webb, 1611-1672）则以为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并对中国的哲学、政府、孝道等大加赞美，特别是从中国发现了人类的初始语言（Primitive Language）。在韦伯的书里，我们看到了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最恰如其分的赞美和钦佩。
    在17世纪的英国，被尊为英国散文大师之一的威廉·坦普尔对东方中国更有“高山仰止”之意。这位有声望地位的爵士旅居海牙时大概读过马可·波罗、纽霍夫、卫匡国和基尔歇等人有关中国的著述，因而对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许受了这些作者的感染，此后便成了这一世纪称颂中国最起劲的英国人。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艺术文化，抑或哲学医学等等，都足以而且应该成为英国的楷模。他崇敬中国的孔子，称孔子具有“突出的天才，浩博的学问，可敬的道德，优越的天性”，是“真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中国人。”[4] （p334）他还特别推崇中国的学者政府，并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不自觉地缔造出后世风靡英伦的造园规则[5] （p18）。可以说英国人对中国的钦羡在他的身上亦臻于顶点，他甚至说中国的好处是“说之不尽”的，是“超越世界其他各国的”，而这些无不出自他那独有的、世界性的眼光。
    抛开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更是18世纪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理想。他将最初刊登在《公簿》（Public Ledger）报上的“中国人信札”，结集印行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Letters fro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成为18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这部作品里涉及中国题材的地方不胜枚举，如果细加统计，可称得上是关于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哥尔斯密在书中多方面称誉中国文明，并借那些中国的故事、寓言、圣人格言、哲理，去讽寓英国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来对英国甚至欧洲社会状况进行“有益而有趣”的评论，企求中国的思想文物能对英国社会起一种借鉴作用。18世纪欧洲的不少作品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借“他者”（当然是理想化的）来对自身的社会状况等大发感慨与评论。这一传统在英国文学里延续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比如19世纪散文家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就假托中国皇帝与派往英伦视察的钦差庆蒂之间的对话，批评了英国社会现实的混乱与不协调。20世纪的英国作家迪金森（Lowes Dickinson, 1862-1932）则写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1901）和《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Letters From a Chinese Official, 1903），重现了18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那种乌托邦中国的图像，以此批评西方文明。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与以上那种乌托邦中国形象相比，17、18世纪英国作家笔下的另一种中国形象则是批评否定性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无异于一个野蛮、愚昧、异教的民族。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 1666-1722）认为中国的典章学术徒具虚名，何其幼稚，中国人与未开化的野蛮人差不多；威廉·匿克尔斯（William Nichols, 1655-1716）甚至伪造了一则荒诞不经的中国开天辟地的神话，攻击中国的宗教与道德；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也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持有怀疑态度，不相信中国的历史有那么久，中国科学有那么高明。
    颇有声誉的小说家笛福在《鲁滨逊飘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等作品里，更是对中国文明进行肆无忌惮的讽刺与攻击。在他眼里，所谓中国的光辉灿烂、强大昌盛等耶稣会士颂扬中国的言论，丝毫不值一提；而中国人的自傲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上中国人连美洲的生蕃野人都比不上；中国的宗教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些怪物的偶像面前弯腰致敬，而那些偶像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从而成为当时欧洲对中国一片赞扬声里最刺耳的声音。笛福从未到过中国，为何对中国的评价如此毫不留情、如此极端，我们可以从他的宗教信仰、爱国热情、商业兴趣和报章文体诸方面做些分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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