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1)(2)
2015-03-04 01:10
导读：当然，笛福等人的中国观与坦普尔、哥尔斯密等人一样，批评中国或赞美中国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均是为了改良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这就难
当然，笛福等人的中国观与坦普尔、哥尔斯密等人一样，批评中国或赞美中国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均是为了改良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这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状况：赞美者把中国的情况过于理想化，而批评者则抓住一点，否定其余。
如果说18世纪初的笛福对中国的严厉批评基本上是出于一种商业需要与文化偏见，那么，到了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这种否定性评价则成为主导性潮流。1793年法国进入大革命高潮，欧洲近代启蒙文化之自信亦随之达到高潮；同一年，英国马嘎尔尼爵士率领庞大使团满怀希望访华，因遭遇天朝封闭体制拒斥而失败。一年中发生的两件大事，构成欧洲人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态度的历史性转折。马嘎尔尼使团回国以后有关中国的报道、书籍在英国纷纷发表出版，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人们似乎恍然大悟，那由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渲染的令人仰慕的“理想国”原来竟如此落后、野蛮、腐败，千百年来竟然毫无进步。
19世纪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摒弃期。欧洲思想家越来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看作是停滞不前、落后愚昧的，他们对这些国家顽固抵制基督教和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感到不可理解。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与中国相互关系的整个基础。一个被打败的民族不会受人尊重。所以，19世纪的中国渐渐被人视为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取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这些带有负面性的主导观念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融进了英国作家对中国的认知想象和形象塑造之中。
总的来说，19世纪英国浪漫作家对东方中国的印象不佳。借助于鸦片、梦幻、想象力，柯勒律治在诗作残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里展示了神奇的东方异域风情。但在散文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那里，东方中国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和嘲笑的。雪莱也把中国当作“未驯服”（unsubdued）的“蛮族”看待。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很快走上了强盛与霸道之途，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也逐渐在其国民中“深入人心”，贬抑中国之风亦随之愈演愈烈。狄更斯就通过他笔下人物的口说“中国怎样可能有哲学呢？”桂冠诗人丁尼生在一行诗里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并非总是助长英帝国对中国的强盗行径。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古典作家的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在鸦片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宴会上曾大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当时的文坛领袖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也谴责英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中国皇帝在他心目中是勤劳的伟人，中国的科举取士则为他的文人英雄论作了注脚[7]。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小说家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 1828-1909）从中国瓷盘上的柳景图案获得灵感启示，创作了其小说代表作《唯我主义者》（The Egoist, 1879），将自己个人的巨大精神创痛和哲学研究变形为艺术，以警戒世人，评价时代，并以此说明人类整个文明发展过程中父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本质。
19世纪的唯美主义者试图在遥远的异国，在与西方文明迥异其趣的古老东方文明中找寻他们自己的艺术理想。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向往东方艺术，并与老庄学说产生了思想共鸣[8] （pp18-25）。然而，这种美好的艺术理想在19世纪末兴起的“黄祸论”中，显得非常脆弱。这里，颇值得一提的是1893年，也就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一百周年之时，英国
历史学家皮尔逊（Charles H.Pearson, 1830-1894）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一书，反复论述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可怕”，由此促成了一种席卷西方世界的“黄祸”谬论的出笼。其间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人入侵英伦的小说。几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作家，如盖伊·布思比（Guy Boothby）和威廉·卡尔顿·道（William Carlton Dawe）、玛丽·冈特（Mary Gaunt）等，涉及中国题材创作时，均怀着极深的种族主义偏见，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性描写为其主导倾向。而另一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 1883-1959）以其13部傅满楚系列小说引人注目。他所塑造的阴险狡诈的“恶魔大天使”傅满楚博士是坏蛋中国佬的典型。傅满楚形象可以说是20世纪初英国对华恐惧的投射的产物，影响深远。这一人物还出现在影片、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在欧美世界可谓家喻户晓[9] （PP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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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布战争与义和团事件的历史氛围中，英国作家迪金森则通过其作品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忧思和对中华文明的理想信念，从而再现了18世纪启蒙作家关于中国的理想景观，同时也预示着20世纪的不少英国作家对中国（当然是文化的、历史的、
美学的中国，而非现实的中国）的向往之情。
对东方中国的新一轮希望，以一战的爆发为标志逐渐得到证实。发生在1914-1918年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病，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一个沉重打击。这让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出路。自1920年起，一些英国文学家、哲学思想家踏上中国土地，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寻觅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印象。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来中国追寻着古典的荣光，昔日的绚灿，渴求着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迪金森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他来中国后更深感中国之可爱，觉得中国是人类理想的定居之所。比之于以往的欧洲作家，他对中国的赞美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为何如此袒佑中国，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感到自己的血管里似乎流着中国人的血，或则上辈子就是一个中国佬[10] （p142）。怀抱终身中国梦想的新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 1893-1980）前后有七次中国之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剑桥诗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感到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奥顿（W·H·Auden, 1907-1973）、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4-1986）结伴东来，亲赴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 1939），思考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国文化迷”哈罗德·阿克顿（Sir Harold Acton, 1904-1994）离开中国时觉得结束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另外，叶芝、卡内蒂（Elias Canetti）等在中国文化里获得了某些启示，乔伊斯作品里也有中国文化的“碎片”。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1900-1954）则第一次在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描绘了东方群山之中一个和平、安宁之地——香格里拉（Shangri-la），为西方世界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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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不是中国”：他者想象与文化利用
通过考察英国文学里呈示的中国形象，我们注意到，在英国作家笔下，中国有时是魅力无穷的东方乐土，有时是尚待开化的蛮荒之地，有时是世上唯一的文明之邦，有时又是毫无生机的停滞帝国。……这些都绝非事实的中国，乃是描述的中国，或者是想象构造的中国。就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满怀着对西方文明惨痛重创的哀伤，满怀着担心人类面临整体绝灭的忧患意识，满怀着寻找新的文明因素以拯救西方和人类文明的渴望，他所看到的和所描述的当然不完全是事实的中国。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中总是存在着“事实的”（文化本体）与“描述的”（文化变异体）两种文化形态。可以说，中国题材在不同历史阶段，或相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作家那里，承担的两种价值不同的社会功能（肯定或否定，批评或赞扬），这均不是“事实的”文化的本体性价值，只能是“描述的”文化的价值[11]。对英国作家而言，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国家，不如说是他们想象描述的一个神话，是激发他们写作和表达思想的灵感和素材。就像萨义德在先行发表的《东方主义》1995年版后记时所用标题“东方不是东方”那样，英国文学里所展示的中国形象，我们可以同样套用一句“中国不是中国”。
在萨义德的著述中，东方主义者把“真实”的东方（East）改造成了一个推论的“东方”（Orient）。这里，前一个东方（East）是一个地理概念，后一个东方（Orient）是一个有着自身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的文化观念，是西方人的虚构，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循此而论，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也并非地理空间存在意义上的中国，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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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异质文化接受中的普遍现象。照萨义德的说法，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alter ego）的存在。自我的构成最终都是某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12] （p426）。在英国作家眼里，中国也是“他者”。不管他们以何种途径来认识中国，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用何种心态来评价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倾向于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他们或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中国，如毛姆、阿克顿；或借中国反思西方文明和人类命运，如罗素、奥顿；或把中国作为西方文化优越论的陪衬，如萨克斯·罗默、盖伊·布思比；或作为自己艺术构思的契入点，如柯勒律治、梅瑞狄斯；或将中国作为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如兰陀、迪金森……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探询中国文明、渴慕东方智慧，恰恰反映了他们认识自我的深层需要和欲望诉求。就像有些评论者所言：“中国这样一种奇怪的启示者，似乎想接近他而不触及自身是不可能的，鲜有作家能在处理中国题材时不流露内心的幻觉；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中国的人讲的其实都是自己。”[2] （p262）可以说，英国人描述的中国人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由此不难推论，英国作家对中国的兴趣并不为中国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中国对于英国作家的价值，是作为一个“他者”的价值，而不是自身存在的价值。被他者吸引，构成了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说，中国文明具有绝对的“异类”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只有绝对的“异类”才使人产生最深的爱，伴随着想要了解她的强烈欲望。因而，无论英国作家对中国持有什么态度（或褒或贬，或敬佩或谴责），始终是把中国放在“他者”或异类的位置上。我们看到19世纪的中国形象是停滞落后的（这当然并不完全是中国的真实），因为日渐强大的西方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否定的对象，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一直处于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尤其是在西方自我认同自我扩张时，中国形象就表现为其否定面。而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彷徨时期，比如20世纪初，尤其是一战以后，也有不少英国作家和思想家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希望在东方中国找到人间乐园或拯救西方危机的良方，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虚构故事（如希尔顿《失去的地平线》）和理论著作（如罗素《中国问题》），但中国依然没有融入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因为衰败中的西方精神很难说真的会在自己的危机中乞助中国儒道释的道德、超脱精神，深入反省西方精神传统的海德格尔就明确表示：“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13] （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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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他者，人们可以返观自身，回归自我。那些试图在中国寻找精神家园的英国作家，正是在中国这个“他者”身上，发现了一个拟想中的没有分裂的自我。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得好：“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通过东方这个‘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14] （p47），从而回到“本真”的状态，寻找一种温馨的“家园”，一种“前文化阶段”没有异化的人。
这就是作为“他者”的中国，作为文化利用对象的中国对英国作家、思想家的“有用”之处。当然，任凭自身文化所需对异域文明进行取舍、评价和改造，本是无可非议，其对异文化的误读、误释同样在所难免。相比之下，英国作家对现实的中国缺乏关注，中国题材作品里所展示的偏见与成见也无不影响着一般读者对中国的印象。德国汉学家卜松山说过，西方绝大多数人对中国所知甚少。谈到中国，人们会马上联想到“黄祸”、“蓝蚂蚁”、“天安门”等充满敌意或偏见的图景。西方对中国的无知，文化隔阂导致了对中国的妖魔化[15]。因而，文化交流的理想形态是建立在“事实的文化”基础上的，这样至少可以更直接地加深了解，消除偏见，真正地把陌生文化当作一面镜子，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所谓跨文化对话，就是不要以本位文化作为文化沟通的起始点和归宿，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开放的心态互相学习，提高对“他者”的敏感度。
英国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好比一面历史的镜子，这面镜子里凸现的却是他们自己藏着的原形。因此，当我们再来试图借助这面镜子进行某种文化反省时，所持的态度更多应该是冷静清醒，充分认识到异域作家所采用的这样一种在他者想象中进行文化利用的叙事策略，避免落入那些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所预设的陷阱，以有益于中外文化之间真正平等的互动交流。
【参考文献】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1]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M].常绍民，明毅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4]William Temple.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M].Vol.Ⅲ.London: J.Rivington, 1814
[5]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6]陈受颐.鲁滨逊的中国文化观[J].岭南学报，1930，（3）.
[7]梅光迪.卡莱尔与中国[J].思想与时代月刊，1947，（46）.
[8]葛桂录.奥斯卡·王尔德与中国文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4）.
[9]葛桂录.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0]E.M.Forster.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4.
[11]严绍＠①.文化的传递与不正确理解的形态[J].中国比较文学，1998，（4）.
[12]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3]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A].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4]顾彬.关于“异”的研究[M].曹卫东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5]刘慧儒.“把陌生文化当作一面镜子”——访德国汉学家卜松山教授[J].哲学动态，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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