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1)(2)
2015-03-05 01:08
导读：三、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化之途 在中国正统文学史中基本不入流的寒山诗如何能获得日本各界的持久青睐？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寒山诗俗语白话的语言风格
三、 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化之途
在中国正统文学史中基本不入流的寒山诗如何能获得日本各界的持久青睐？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寒山诗俗语白话的语言风格容易被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读者理解，如明白晓畅的《白氏文集》在日本的流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孙昌武教授的考证，寒山诗应是在唐德宗建中前后即公元780年左右出现的（《游学集录》91）。尽管在成诗年代上早于白诗，但其传入日本的时间晚于白诗两百余年，因此不可否认寒山诗在日本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先期白诗的质朴与通俗风格在日本的持久影响。此外，有论者认为日本文学传统的宗教色彩浓厚，许多一流的日本诗人和学者本身就是僧人，如12世纪的“歌圣”西行法师（1118—1180）和17世纪的“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等。“由于日本人有欣赏宗教诗的传统，寒山诗里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使他享誉东瀛”（钟玲 7）。
除了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我们以为下面的几个因素同样不能忽视。首先，镰仓时代（1185-1333）由于贵族统治和平民信仰的双重需要，从中国引入的、与日本旧教没有什么关系、原本在下层僧侣中流传的禅宗开始风靡一时。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之时，日本就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单骑作战，而且禅宗还帮助日本训练了大批的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利用禅宗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本尼迪克特 167）。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开山鼻祖荣西(1141-1215) 的巨著《兴禅护国论》就体现了这种世俗性的追求。事实上，禅宗对于日本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政治上的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禅宗的影响亦是无所不在。日本著名汉学家、佛学家和禅宗史专家铃木大拙（1870－1966）曾经提醒我们：“要理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那么深入研究禅宗的奥秘是必需的……如果了解了禅，我们至少可以比较轻松地就能走进日本人异彩纷呈的精神生活的最深处”（Suzuki 345）。日本的镰仓和室町时代是中日两国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尽管寒山诗在此之前（平安时代后期）就已传入日本，但相信这一时期禅宗的风靡使得寒山诗中那部分富含禅机、诗偈不分的禅悟诗和寒山的禅者形象对这时候的贵族、武士、僧侣和大众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寒山诗可以继续在日本朝野上下流传。在对禅者佯狂傲物、不拘世俗、蔑视传统、呵佛骂祖、机锋峻峭、拳打棒喝的性格与白居易晚年狂言绮语诗学观的崇敬中，日本文学对于寒山不羁的性格和不入世浊的寒山诗的接受和推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平安时期日本国人对于白诗的崇拜使得世人尊白居易为“文殊”，而寒山在闾序中亦被称为“文殊”。这种称谓上的巧合相信也为寒山和寒山诗赢得了无数好感。
大学排名 其次，寒山“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的优游态度与日本平安、镰仓、室町时期文学界所重的“不好人之交，不愁身之沉，而哀花开花散，思月出月没。常心澄，不入世浊，自显生灭之理，不尽名利之馀执”的“风雅”文学观不谋而合。寒山诗中的道家风骨和隐士情怀在平安中后期和镰仓时代社会空前动荡的世风下显然有相当的吸引力。日本禅宗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1200-1253）的著名的短诗就表达了当时世人的这种人生取向：
多想优游于生死之间
无知与顿悟之道——我们梦游
游走后仅有一事萦怀：
雨声滴答
在Fukakusa幽居时的一个夜晚所聆听到的！ （qtd. in Suzuki342）
再次，日本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和“山林情结”也让日本人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的山林幽居和回归自然的生活状态心仪不已。铃木大拙曾分析说：“日本人的热爱自然，我通常以为是和日本本岛中央的富士山不无关系”（qtd. in Suzuki331）。诗人寒山隐居于浙江天台山的寒岩，这种地理环境上的亲近关系以及日本人对于寒山生活态度和寒山诗幽玄意境的喜好自然又为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赢得了数个世纪的文学名声和无数的追随者。再加上中日美术界的追捧与交流，寒山热在日本因此一再升温，于是寒山诗自传入日本后便历久不衰。
至于昭和以来日本人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兴趣，我们以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跟20世纪初（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引发的“中古学术热”有很大的关联。藏经洞内挖掘出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日本人一向重视敦煌学的研究，从藏经洞的发现之初就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日本近代著名探险家橘瑞超（1890—1968）在继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 Stein， 1862—1943）、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之后来到敦煌，用不公正的手段从藏经洞的值守者王圆箓道士那里取走大量的文物和经卷。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探险家吉川小一郎（1885—1978）等又用白银350两骗买敦煌写经400余卷。在敦煌学和中国中古学术研究方面，日本学术界一直走在世界同行的前面，并取得了诸多骄人的成绩。时至今日，日本学术界仍然视敦煌学为其东洋史学的骄傲。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尽管在藏经洞内并未发现寒山和寒山诗的任何踪迹，但却发掘出土了寒山的灵魂兄弟、唐代通俗
诗歌重要开创者王梵志的诗歌共28种写本原卷，这些被埋没一千余年的五言通俗诗终于得以登堂入室重新回归唐代诗坛，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通俗诗的兴趣。193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一书出版，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王梵志和他的诗歌。其后在日本学术界出现了诸如内田泉之助、入矢义高、神田喜一郎、金冈照光等大批王梵志研究专家。而作为梵志诗风的直接继承者，寒山的通俗诗在艺术成就上是梵志诗所无法比肩的。对于同属通俗诗路的梵志、寒山和庞蕴，中国敦煌学家项楚评论说：“寒山诗中有俚俗的一体，这是与王梵志和庞居士诗相近的，寒山诗中稍深微妙的境界却使王梵志诗和庞居士诗显得稚拙了”（“唐代的白话诗派”40）。因此人们在关注梵志诗的同时，自然地也将目光投向了本来就在日本读者中有着数个世纪良好声誉的寒山诗。于是，对于中国中古文学的热情和日本文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宗教因素再加之禅道在日本的深远影响，寒山诗在梵志诗被发现后再度点燃了日本各界的热情。我们从昭和以来寒山和寒山诗研究的众多成果便可以轻松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外，20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发展消解了文学的雅俗之隔，这也使得一直因其通俗路数而被排拒于文学正典之外的寒山诗重新获得了经典重构的契机。
要之，寒山诗因其质朴的语言风格、幽玄的禅宗境界、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赢得了日本学术界和民间大众的持久喜爱。而20世纪文化研究的发展使得文学的雅俗之隔逐渐消解，文学经典也迎来一个众声鼎沸、雅俗并存的时代。对于通俗文学的重新认识使得寒山诗即使在现当代的日本也获得了巨大的文学名声，并因此成为其文学典范。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地位于是得以牢固确立。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注解【Notes】
① 大庭修在著述中提到元末为躲避战乱，许多从事出版的刻工移居日本，宋元版的覆刻和刊行也因此风行一时。大庭修认为该《寒山诗》刊本是现存外典中最古的翻刻本。参见大庭修 14。
② 关于入矢义高在寒山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孙昌武教授有这样的评价：“对寒山和寒山诗的认识和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先生（入矢义高）的精密考订与细致分析直到如今仍为不易之论，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都解难发覆，给人诸多启发”。参见孙昌武《游学集录——孙昌武自选集》 450。
③ 据已故日本美术史权威专家刘晓路教授的专著《日本美术史纲》第84页对可翁的介绍，此《寒山图》似为可翁作品。
④ 森鸥外曾撰文提及他写作此书的原由和诱因是因为他的孩子不能读汉字本的“寒山拾得”，而又十分想了解有关他们的事情，于是他据闾序创作了这个故事。森鸥外还将自己比作没有人来参拜的文殊菩萨（闾序中即称寒山为文殊菩萨。参见Ogai160。
⑤ 寒山寺在苏州城西阊门外5公里外的枫桥镇，建于六朝时期的梁代天监年间（公元502-519 年），距今已近1500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传说唐代诗人寒山和拾得曾由天台山来此住持，遂改名为寒山寺。但学者们考证后均倾向于认为寒山寺并非因寒山来此寓居而得名，而且与唐代隐居天台的寒山毫无瓜葛。中国学者周琦认为张继诗中的“寒山寺”实是泛指苏州城外诸山寺院，并认为作于天宝十二年（753年）张继的《枫桥夜泊》、韦应物（737—792年）的《寄恒璨》和刘言史（约742-813年）的《送僧归山》中提到的“寒”皆指节候，三首诗均作于深秋隆冬季节。周琦考证认为在元末前，苏州地方志只称枫桥寺或普明禅院，而不称寒山寺。参见周琦 13。孙昌武则认为“寒山”一语在晚唐本是常用的诗语，但只是普通语词，而不是专有名词。大概确定“寒山”这个名字，创造出隐居寒岩的人物传说，于诗中如此普遍使用“寒山”词语有关系。参见孙昌武，《禅诗与诗情》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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