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1)(2)

    下面我要论述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第二个原则：批判性原则。上面我们所讲的总体性原则，早在上个世纪前期就已由卢卡契给予了充分的阐明。他说：“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4](P30)卢卡契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总体性原则，因为在他的眼中，社会本是一个有着多种关系和联系的而非生硬拼凑的整体，但是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却由于劳动分工使生产过程被机械分割，社会这个系统就成为有许多零件（物）武断地联系组成的东西，“这就在最终的结果中，破坏了那种特殊的相互作用统一起来的有机必然性，”[4](P98)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成为一架外在于人的处于分裂状态的机器。就是这架机器，成了奴役人的东西，使人不再是主体，使人的精神和肉体难以统一，使人的完整性被肢解和畸化。所以，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重建社会的整体，一方面要重建人的整体。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在卢卡契看来，就是为此而确立的，它既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又是最终目的。卢卡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不仅包含着我们上面所说的要把社会结构的各个因素看成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研究文学不能不和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相互参照，而且，他还具体到了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卢卡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的所有阐述并不是每个问题都完全正确，但他上面的论述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它创立之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当时，这种批判的锋芒所向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坚持了这种批判性原则。在异化问题上；在主体的对象化问题上；在现实主义问题上；在悲剧和喜剧问题上；在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席勒、巴尔扎克、左拉、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等人的具体批评中，他们都显示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尖锐的批判精神。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形态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西方现存社会，其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典型。后工业社会实际上只是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的变异。

    在我们现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实际上就暗合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批判性原则。西方文化研究思潮之产生，本身就是人们对后工业社会中种种的弊端表示强烈不满的产物。所谓“颠覆”、“解构”、“反中心”、“反权威”等等，都是针对着以往和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而言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时以前的一切都在他们的否定之中，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依恋。在我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也包含着对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的否定因象。由于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迅速的姻合，市场文化特有的市场品行和文化品行，使得包括审美关系在内的所有物质的、精神的关系越来越带有临时的性质。在社会生活领域，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拜金主义、无休止的物欲和形形色色的道德沦丧及那种对文明理想加以曲解而成的极端个人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社会上充分表现着、膨胀着。在审美领域，以往所执著追求的因理想和完美而体现出的永久性现在已在人们头脑中淡漠，代之而起的是某种普泛性的时尚追求或时髦追逐。面对现实，于是，通过研究文学以分析批判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自然也就成为有良知的文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但是在这里要着重提出的是，我们的文化研究中所持的批判性和西方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是有所区别的。如前所述，我们和西方的文化研究是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西方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明显的后工业社会的特点，而我们无论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到达这一步。我们现在所诉求的是现代性，是现代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道理也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所需要的还应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原则，而不能把它等同于西方文化研究中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批判性。

    文学的文化研究中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第三个原则是审美性原则。在文学的文化研究倾向中，学术界有人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疑问，即文化研究是否会淹没文学理论批评本身？提出这样的疑问并不是没有理由。在西方的文化研究思潮中，实际上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几乎就被淹没得差不多了。文学中的文化研究表现出了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霸权、民族问题、种族压迫、女性歧视、新老殖民主义等问题，文学自身的问题仅倒被放置在一个边缘的位置。毫无疑问，西方的这种文化研究对于我们是有重要启迪意义的。作为一种借鉴，它可以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与空间，让文学研究不局限在文学领域，而较全面地吸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学术营养。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让文学研究这样地延伸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领域而放弃自己独立的学科研究领域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呢？文学研究固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式，以前我们向西方学习，放弃文学的“外部研究”，以为唯有“内部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片面的；现在反过来，放弃文学的“内部研究”，甚至放弃了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把文学研究融化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之中，恐怕也不是一条合理的路径。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那是个人的选择，但作为整体性的学术研究方向，我们则不能一味地跟着别人后面跑。

    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坚守不坚守文学阵地，当最后一个麦田守望者的主观态度问题，而实在是一个学科规范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总体性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文学问题时，总是把文学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密切联系当时的经济、政治、历史状况加以整体性地研究和评论，但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是在进行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恩格斯评论歌德可谓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结合着德国社会状况对歌德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论，指出了歌德身上具有的两重性，“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3](P495)这就是说，恩格斯是把歌德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来加以评论的，是把歌德的作品作为艺术作品来加以批评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使恩格斯的评论没有脱离文学研究的领域，没有脱离文学研究的审美性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其他的作家和艺术家，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还是他们当时的，既坚持一种总体的社会批评的原则，又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原则。

    在文学研究中，只要还是在进行真正文学的研究，那么，文学的审美性是无论如何不能丢弃的。每个学科有每个学科的学术范围。虽然我们不必遵从以前的观念，以为社会的发展必将使学科愈分愈细，但也不必像西方当今盛行的文化研究那样拆散、解构现有的学科规范。笔者认为，坚守文学学科阵地，广泛吸收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应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比较可行的学术方向。

【参考文献】

    [1]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吗？[J].文学评论，2001,(1).

    [2]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J].文学评论2001,(3).

    [3]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第1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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