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1)

 毫无疑问，文学的文化研究倾向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首先，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倾向”。众所周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在“反映论”的理论框架内，人们十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重视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文学和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的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于一种矫正历史的原因，文学的审美性特别地凸现出来，更有甚者则完全否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所谓的用文学的“内部研究”来代替文学的“外部研究”也似乎因势利导地占据了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开始淡薄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是被拉开了相当的距离。相反地，文本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如讲形式，讲结构，讲语言，讲隐喻，讲叙事方式等等。人们呼唤着这种“真正的文学批评时代”的到来。平心而论，这一文学研究的勃兴毕竟打破了以往文学研究的沉闷状态，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划地为牢，圈定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围，毕竟不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方向。文学终究和社会历史文化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这样，经历了近10年的探索，似乎在穷途末路之时，回归到文学的综合研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其次，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文学自身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文学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是相对单一的。人们只是把它限定在纯文学（或曰雅文学、严肃文学）的范围内，因而文学研究也就被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确实，那个时代是纯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处在整个社会的中心。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等一系列引起社会轰动的热闹景观，就可想见当时纯文学的辉煌。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当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的杠杆真正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时，文学一下子跌到了社会的边缘。而在文学本身内部，纯文学的社会影响每况愈下，愿来为文学研究者不太重视的通俗文学却日渐繁荣，加上以大众化、通俗化为自己主要发展方向的电子媒体文化介入文学，加剧了文学通俗化的进程，作品越来越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代之而起的是日常的大众话语。凡此种种和80年代注重于纯文学“内部研究”学者的愿望相背离的文学现象，显然和他们在开着历史的玩笑。于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来透析文学的研究趋向就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

    再次，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有着来自域外的强大推动力。新时斯后，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常常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为自己的参照坐标。在80年代，我们是向西方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学习和借鉴。匆匆十年过去，再向西方一望，人家早已走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转向了“外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一“转向”是和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和文化现象吻合的。正如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所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1]这就是弥漫于西方学术界的所谓“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我国的学术界看到了西方这一思潮中的许多合理的因素，因而迅速地移植过来，促成了文学的文化研究在我国的东方化趋向。

    文学的文化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应该说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也是合乎我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的。但是，在这里，有三个学术界线是有必要厘清的。其一，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倾向”，并不是说要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文学研究模式之中去。过去的文学研究虽然是把文学和社会历史文化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但那是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进行的狭隘研究，甚至是在行政的号召和指令下进行的研究，与真正的学术研究无关，与真正的文学研究无关。而现在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则是在一种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思想束缚的前提下进行的综合研究，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所进行的一种研究。其二，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术倾向，是以西方学术规范为参照对象，但并不是说我们和西方是走在同一文学和文化起点之上。实际上，我们和西方是走在两个不同的学术层面上。钱中文先生说：“当前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不同，是在外国‘文化研究’影响下形成的，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扩大了我国的学术话语，显示了学术的进步，但在切入现实真正存在的重大问题方面还有较大距离。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与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收某些后现代性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2]笔者完全赞同如是观。其三，文学的文化研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萌生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倾向，面对的是崭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但是，它并不是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格格不入的。相反，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一新的文学研究倾向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重要的指导坐标。

    文学中的文化研究，顾名思义，就是要把文学同社会的整个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就文学论文学，因此，它带有“总体性”的特征。而“总体性”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具有一种跨学科的性质，它强调的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的互动作用和社会各因素之间的普遍联系。研究这种互动作用和普遍联系，既要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有它们相对的独立性，又要看到经济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和支配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认识清楚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经济主导和支配文学乃至一切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和直接。文学文化的发展似乎正在按照资本运作的规律在进行，“文化商品”已经作为一个专门的名词日益渗入人们的文化生活。这些文学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变化，似乎有时候会让人们迷惑不解，如我国90年代的文学现状，整个文学界弥漫着不安和焦躁，好像失去了原有的规范，显得那样难于定型。但是，这种文学的紊乱、文化的多样，正是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经济变革的衍生物，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总体性原则得到正确的解答。

    在西方社会，文学文化与经济的胶着情况比我国更为严重。工业生产使得一切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在内都被纳入到资本运作的轨道中，数十年前留下的仅有的艺术领地，至今差不多已被“文化工业”蚕食得一干二净。曾经被恩格斯称之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的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美等等现在都被拉到了现实的基础之上，都被同化为商品生产。随着跨国资本在世界各地的渗透与扩张，伴随着商品殖民化的文化殖民化现象亦处处可见。这一切似乎表明，文学文化和经济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近，正在趋向于消弭；经济已经深深地渗透于文化之中，文化生产事实上已等同于经济生产。这就是这个时代特殊的现状。文学艺术再也不能保持它们以往的独立品格，于是，文学艺术的研究也就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象牙之塔”，不得不用一种更为宽阔的眼光审视自己研究的对象。西方的“文化研究”就是由此而来。当然，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艺术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从预知的，我们现在也无法从他们的著作中直接提取现成的结论来加以明确地解释。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总体性原则却可以作为一把钥匙来打开我们未知的大门。恩格斯的一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行文学的文化研究就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3](P37)

共2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