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与超越——“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之我见(2)

“由内而外”。与90年代“语言论转向”差不多同时，一种新的“外部研究”在中国文艺学界悄然而兴。这就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出现。

其实“，文化研究”是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的思潮。它本身虽然与文学研究有关，但英国文化研究把文化看成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研究读本》，中译本，第125~126页）。而文学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而已。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是“：阶级”“、性别”“、种族”。批判精神是其灵魂。这与英国社会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密切相关。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大众文化”问题也进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文化研究后来在美国有很大的发展，增加了诸如东方学、后殖民主义学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他们也谈到文学作品，但仅作为一种例证，并不是什么“诗学”。但到了90年代，英、美的文化研究已逐渐沉寂。而中国的学者则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西方的“文化研究”，很快地加以引进。

中国在90年代后，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涌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改革取得的成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但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城乡差别巨大、贫富差距悬殊、矿难事故不断则是其中几个最为严重的问题。从精神上说，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流行。这种负面的情况也超出人们的预料。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被引进中国，而且恰好是被一些文艺学的学者引进中国。应该说，他们的工作不是无的放矢的，是有针对性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对于中国文艺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这主要是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若是能从文化视角去解读，可能会读出新鲜的文化意义来，这对于充满中国的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正在漫延的现实，也可以起到针砭的批判的作用，这无疑是有益的。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确在关注和分析新兴起的大众文化，对广告文化、网络文化“、超女”文化和“80年后”文化等，有不少新鲜的分析和见解。但是，随着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到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逐渐消退，它对于文学研究的负面作用也慢慢显示出来。而中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则引进的痕迹太重，而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不十分清楚。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肯定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确把研究对象从“内”位移到“外”，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引导一些学者去研究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似乎把这一回的“由内而外”的研究看成是新的文艺社会学的复兴，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后，人们从文化研究角度，开始关注日常消费文化的艺术现象，电子媒介所产生的图像现象等。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和观点引起争论；文艺学的边界“扩容”引起争论；强调“眼睛美学”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引起争论；“文学终结论”引起争论；等等。我感到，这次“由内而外”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并没有解决，各说各话的情况比较严重，对于文艺学来说，所取得成果还有待评估。在这新世纪开始之际，我们仍然面临的问题是：文学理论为何？文学理论向何处去？

延伸与超越。三十年时间，从大体脉络上说，文学理论先是“由外而内”，接着是“由内而外”。现在我们应该思考我们面临新的问题了：文学是不是会走向消亡？如果文学走向消亡的话，那么文艺学就失去了对象，文艺学还能存在下去吗？假如文学和文学批评能够生存下去，那么文艺学是否应该将八九十年代的“内部研究”延续下去？把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外部研究”延续下去？如果认为这样的延续会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隔离，并不利于文艺学的整体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超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人为划分，让他们“内”与“外”“两翼齐飞”，内部研究中应该结合外部研究，外部研究应该结合内部研究？还有，我们以前研究的成果，审美转向的成果，主体性转向的成果，语言论转向的成果，文化论转向的成果，应该如何对待？是抛弃还是扬弃？如果选择扬弃，那么该如何扬弃？这些“转向”的成果都是我们的生命投入，我们怎么能完全抛弃呢？扬弃有所清除，也有所保存。

问题是我们在保存这些成果的精华之后，该如何在“内部”与“外部”的困惑中做出选择？是“单选”，还是“全选”？单选不过是重复，似不合理，那么我们就“全选”吧！问题又来了，这种“全选”会不会成为一种大杂烩？

于是我们探索方法应该是形成一种能实现新的综合的研究视野或方法论。这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应该基于文艺学研究学术的承继，又基于对旧有成果的超越。我感到，“内部”穿越“外部”，“外部”穿越“内部”势在必行。在文学文体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艺术结构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故事形态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艺术叙事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应该成为研究的课题，方法也要相应革新，这样我们就可能实现文艺学的又一次“位移”。80年代初中期“由外而内”，我们把研究对象“位移”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上面，90年代以来的“由内而外”我们把研究对象由语言“位移”到社会文化上面，那么这一次的综合应该把研究对象“位移”到艺术文本与历史文化互动与互构上面，这就是我和一些学人这些年以来一直呼唤和提倡的“双向拓展”，一直提倡的“文化诗学”了。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一方面，审美仍然是中心，语言分析不能放弃，但它不把文学封闭于审美、语言之内；另一方面，也不是又让外部政治来钳制文学，文学的某种“自治”的程度必须保持，“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我们的主张是，让艺术文学与社会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互动与互构。学术要多样，各种不同的研究要延续，但也要着重考虑超越。因此，我觉得具有包容性的、关注文学的整体的“文化诗学”是一个新的起点。

注释：

（1）《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2）（3）《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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