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道德批判放逐的三种方式(1)(2)

　　 三、从哲学层面上放逐真正的道德批判。

有些作家为了肯定“痞子”作家或“流氓”作家，提出了粗鄙存在观。1993年，有位作家将王朔的创作倾向概括为躲避崇高，并作了高度肯定。这位作家在《躲避崇高》一文中认为，所谓躲避崇高，就是回避价值判断，就是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这种理论认为，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其次才有王朔。躲避崇高虽然是对个别作家创作倾向的把握，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价值取向。与此相反，王晓明等人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中则认为躲避崇高这种创作倾向是一种倒退，即“一种精神立足点的不由自主的后退，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的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这种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为了回击这种文艺批评，王蒙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提出了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具体的人也是人，就如白马也是马。坚持白马非马的高论与坚持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伪崇高。动不动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
 
　　这种粗鄙存在观不过是重唱存在就是合理的老调。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他乐于承认一切伟大的和崇高的，并且欢迎它们的存在。”认为历史上的英雄们，“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个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而“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只有禽兽才是真正天真的。”黑格尔认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鉴别善恶的能力。1950年，美国文学家威廉·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的演讲》中认为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人不仅能挺得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持。”威廉·福克纳坚决反对作家躲避崇高，认为没有爱情和荣誉、怜悯心和自尊心、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文学就被阉割了，被扼杀了；强烈诅咒这些青年作家，“他们描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罪恶，是失败者一无所失的失败，是既不带来希望，又不带来怜悯和同情的胜利，而这是最可怕的。他们的创伤不会损伤永恒的躯体，也不留下疤痕。他们描写的不是心灵，而是内分泌腺。”躲避崇高论则是漠视这种价值高下的判断，它放弃了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有人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是一种典型的粗鄙存在观，即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粗鄙存在观反对虚无存在，否定存在的多样性，是正确的，但是，它反对多样的存在见贤思齐，就是相当错误的。这种粗鄙存在观不但充分肯定了邪恶或邪恶势力的存在，而且极力抵制人们对这些邪恶或邪恶势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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