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道德批判放逐的三种方式(1)

　　有人认为，道德不能决定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品质，道德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文学的救命稻草。恰恰是在道德终止的地方，美学产生了作用。这种完全放弃道德批判的思想倾向，就是当前文艺创作在欲望写作上堕落的重要原因。

　　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中，人们对这种真正的道德批判的放逐有三种方式：美学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和哲学的方式。这种对真正的道德批判的放逐，实际上就是为邪恶或者邪恶势力的横行松绑和打开绿灯。

　　一、从审美层面上放逐真正的道德批判。

因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所以，在艺术世界中，经常发生这种现象，即有些被否定的艺术对象在其他阶级的审美中则得到了肯定。但是，有人不是挖掘这种审美转变的历史根源，而是认为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有很大的不同。刘再复就认为：“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我们的观察的确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审美眼光。所谓开放性，就是应当超越狭隘的、封闭式的世俗眼光。例如，在一般道德范围内，惩恶劝善的眼光是合理的，但是，在审美范围内，如果还仅仅是这样的眼光，那就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中的种种人物要么是善，要么是恶，非此即彼，可是，这样人物形象就会变成抽象的寓言作品。而开放式的审美眼光，则要求作家和批评家既站在现实的地上，又要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审美观察点上，把人看成审美对象。一旦将人看成审美对象，那么不管是什么人，其内心世界都可以具有审美意义。”刘再复所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就是超越真正的道德判断。所谓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概括地说，就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来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等等的性格两极的矛盾运动。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即使到了21世纪初，仍然有人认为，道德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文学的救命稻草。恰恰是在道德终止的地方，美学就产生了作用。他们强烈反对在艺术世界中进行真正的道德批判。这实际上是在艺术世界中肯定邪恶或者邪恶势力的合理存在，并为新兴阶级的理想人物争取合法地位。

　　二、从历史层面上放逐真正的道德批判。

有些人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现象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李泽厚就认为：“历史的前进体现了二律背反。例如一方面，历史上的战争死了很多很多人；另一方面，战争也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人类社会中，有些残酷的行为却常常推动历史的前进。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多少人头落地。马克思也讲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多么残忍。我不赞成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那是肤浅和错误的。因为历史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人道的，特别是古代，需要通过战争，需要通过残酷的掠夺，才能发展，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所以说是二律背反。”（《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李泽厚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页。）李泽厚由此概括并提出了所谓“历史与感情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一书中努力地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说：“情欲进入社会历史范畴之后，处于不同的系统，可以显示出完全不同的价值，二重组合之所以极其复杂，其原因就在这里。简单地把性格的二重组合视为固定化的善恶的线性排列，其错误也在这里。我们仍以贪欲为例，前面已说过，人对权力、地位、金钱的占有欲，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在道德系统中，它表现为邪恶，而在历史动力系统中，它又表现为进步。”“本来在道德范围内的恶——贪欲和权势欲，在历史动力的范围里则表现为善——进步作用。正视这种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矛盾，正视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矛盾，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性的一种表现。”1998年，李泽厚在《世纪新梦》一书中收入了他和刘再复的一个长篇对话。在这个对话中，他们反复提倡政治与艺术二元论思想。李泽厚提出：“我讲历史与感情的‘二律背反’，讲历史与感情各有价值，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在历史层面上，以感情代替历史，代替政治，就会出现反理性判断，造成对历史运动的破坏；在感情层面上，则相反，如果以历史以政治取代感情，就会扑灭感情，取消感情。”刘再复说得更加透彻：“文学艺术的存在价值，恰恰在于它完全不同于历史层面的东西。它必须超越历史层面，对历史进行反观反思，与历史保持距离，才有自身存在的理由。一元论就是抹煞这种距离，要求作家完全置身于现实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一个作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也可能不得不置身于一个政治集团之中。但是，在进入文学创作时，他应当超越政治集团的立场，抛弃政治集团成员的资格，而以作家的资格，即以作家特有的人道眼光和心灵参与艺术。这时，他就会与现实政治斗争拉开距离，把现实的残酷斗争视为一种人类尚未成熟时的不幸现象，并从中叩问人生的困惑和人类的命运，从现实的形而下境地进入超越的形而上境地。可是，政治一元论完全把文学艺术拉入现实的层面。”李泽厚还进一步地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与艺术的二元论思想。李泽厚说：“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情感的、伦理的东西与政治的东西在不同的层面起作用，有些时候两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但有的时候，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又很激烈。”“追求社会正义，这是伦理主义的目标，但是，许多东西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在历史主义范围里并不合理。例如，反对贫富不均的要求，也就是平均主义的要求，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主义的范围里就不合理了。”这种二元论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同时，肯定了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丑恶历史，为邪恶或者邪恶势力的合理存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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