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无穷，交流创新——关于２０世纪中西文艺(2)

　　学者辜鸿铭1924年说道：“有名的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机会。’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它的合理处。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在有许多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这里当然包括中西方艺理论的交流。也许“同”的相同意义只能是一种期待和希望，只能表现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如果说“同”具有同源、同在的意思的话，那么同源至今还是一种假设，而“同在”则是一种现实状态，它是一种多样性相通的共同存在。所以，如果说“同”是整体性的“通”，那么“通”就是一种具体的、在交流中彼此契合、内外相通的精神跃进和充实过程。《易经》曰：“一合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对于20世纪中国东西文学交流来说，可以转言之：“一东一西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正是东西文艺理论的交流，带来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观念和创作上的巨大变化，而我们只有在这种不停的相互交流、比较和对话中，才能“变而通之以尽利”，才能“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经·系辞上》）。

　　可惜，这种“通”的学术工作做得不够，这也是导致20世纪中国文学经常出现精神迷乱和困惑的原因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中国东西文艺理论交流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内容太丰富了，这种交流只能流于表层的介绍和宣扬，而缺乏深层次的沟通和理解，因此交而不合，流而不通。而另一方面则确实因为近百年学术环境和氛围欠佳，学术研究难于获得一段较长的时间和宽松的空间。这也就更使得有志于此，潜心研究的学者数量极少。缺少厚的积累，自然也难有通的见识。

　　当然，在东西文艺理论中求“通”不易。《易经》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通”首先要明白其“变”，同时，真正的“通”经得起时间检验，有概括性，能够“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辞上》）。就文艺理论来说，要达到“易穷”就很不容易，这意味着对东西方的一些基本文学观念和观点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至于这些观念和观点在历史传播和阐释中的变异和转换，要搞清楚就更难了；如果这种变异和转换在某种相对稳定和单纯的环境中进行，尚比较容易理出线索和脉络；至于在一种跨文化的环境中交流，那就更难上加难了。

三　“通”——关于一种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

　　求“通”不仅要研究交流发生的原因、动机及其内在机制，探索一种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变异和重新塑造过程，而且要在对形而下的具体现象和材料的分析研究中，发现在大文化范围内推而行之的、形而上的文学之道。就前者来说，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的交流过程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意味，其本身就蕴藏和表现着某种创造力。种种西方文艺理论流入中国，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而且其本身也得到中国文化的重新塑造，它们被简化、被切割、被补充和被丰富。这里牵扯到种种隐性文化传统及心理因素。

　　交流永远是双向的，不管这种交流是何种流向，交流永远是一种往来，一种对话和一种彼此磨合。从表面上看，20世纪中国东西文艺理论交流主要是西方流向东方，外国影响中国，所以人们往往看不到或者忽略了同时进行的另一种流向和影响。一些研究者只是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考察这种交流，所以只注意到表面的河流，而看不到或者忽视了另一种潜在的或隐性的河流，它从东方流向西方，以东方的文学精神影响和陶冶着西方文学。

　　其实，交流本身就已经动摇了以西方理论为本源为中心的观念。理论的进步与理论之间的相互交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彼此促进的。这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18世纪以来，很多欧美传教士或学者进入中国，以不同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学，把它们介绍到了欧美，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欧洲的“中国学热”在18世纪已很风行。生活在本世纪与上一世纪之交的中国学人辜鸿铭曾谈到欧洲新道德文化意识的产生与东方文化传播之间的关联，他写道：“但值得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知道也估计不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传教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它对杜·克罗斯所谓的‘理性胚芽’的兴起没起什么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发展与传播是起过促进作用的。……这对上帝神灵真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在此，我不禁要指出，那些来到中国，要使异教的中国人皈依其宗教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他们应当使自己成为给欧洲传播中国文明思想的工具。”

　　这种说法有点夸大，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注意文化交流（包括文艺理论交流）的双向性，研究这种交流不能拘泥于表面而要注重探索更深远的精神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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