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二)(1)(2)

朱熹注：“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心之正也。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本根节目之大者，惟在于此。于此不同，则亦不足以为圣人矣。” 

按：究其实质，这不是论历史人物，而是孟子抒怀，做文章了：“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朝诸侯有天下”非三人所愿、所能也。伯夷可以有“百里之地而君之”，但无“百里而王天下”之想、之才，故兄弟让国，皆不为君。伊尹有相才，助汤武而有天下，他也不可能“以百里而王天下”。孔子呢？如果有人说孔子“得百里而君之”，“以王天下”，那就等于说他是叛逆，他没有此想，就没有这种可能；从才能来说，固然孔子不是书呆子式的政治家，但他也没有“陈氏代齐”的陈氏那种本领！孟子为什么说“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有天下”这样的话？也许孟子游说列国，不得重用，政治才能不得施展，而想自己的才能如有“百里之地而君之”而可以“有天下”吧？在孟子的时代，非周初所封诸侯为王者，比比皆是，偶尔有此想法并非大逆不道，也非“异想天开”。……总之，可以肯定，同公孙丑问的那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曰：“敢问其所以异？”（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孔子有什么相异之处？）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朱熹注：“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誉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按：此“圣人”指孔子，即朱熹所云“夫子”。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按：公孙丑问的是伯夷、伊尹、孔子有何相异，孟子的回答却是引宰我、子贡、有若盛赞孔子的话（那些话又是《论语》中没有的，先秦其他书上也是不见的），而他自己只说一句三子“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而表示同意他们的盛赞；且“汙，不至阿其所好”意义不明：“汙”，朱熹训“下”，不误，另外还有污浊、肮脏，污辱、污蔑，漫出界限等义，总之是贬词，不是褒词，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汙”字只能表示过低评价孔子；如果过低评价孔子，宰我等三人又阿谁之所好呢？“汙下”与“阿其所好”，无法协调。意义不明，令人生疑，是否有辗转传抄而造成的文字之误？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孟子始终没有回答：他自己究竟是“得孔子之一体”，还是得孔子之“全体而微”？还是与孔子等同或胜过孔子？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令人生疑，令人难解。还有一点也是明明白白的：孔子“贤于尧舜远矣”是宰我的话，而不是孟子的话，孟子引来并表示同意，这同意是否另有用意：回答公孙丑的“然则夫子既圣矣乎？”（也就是您胜过孔子吗？）但他又不肯说：他得圣人孔子的“一体”或得其全体而微！ 

看了以上引文中所加评注，读者大概对这一章也会疑问丛生。现在我们把疑问暂且搁置，来分析刘三吾的曲笔。 

1．《孟子》此章原文明明白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为什么把“夫子，贤于尧舜”当作孟子的话，竟然写下“其（指孟子）有关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固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其关世教讵小补哉！”把宰我的话说成孟子的话，不是小误，而是偷天换柱。大家知道，据《论语》所载孔子对宰我的评价是很低的，下面所引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宰我。一处是《论语·公冶长》第十章：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禜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听其言而信其行。于予与改是。” 

孔子所以说从宰予的行为改正了“听其言而信其行”，当是宰予平常说“好学”，而实际上又懒于学，如白天睡觉。另一处是《论语·阳货》第二十一章：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今汝安，则为之。”  

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说过“言语：宰我、子贡”，宰我与子贡擅长语言（《论语·先进》第三章），这改变不了上述两章给读者造成的对宰我的坏印象，而读者对孟子就不同了。自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的道统说以来（韩愈的《原道》说：“先王之教在仁义道德。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送王秀才序》又说：“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名声大振，五代将《孟子》列入经书，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元代即以《四书》作为经学教科书和开科取士的标准，其名声和影响更大。所以把宰我的“孔子贤于尧舜”说成是孟子说的，效果无异于提高了百倍千倍。刘三吾秉承朱元璋的意旨的曲笔，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 

2.孟子弘扬的名教，如像刘三吾所说，就应找出阐发孔子基本思想的东西加以证明，然而找不到，《孟子》书对孔子关于“仁”的基本定义、重要论述和关于恢复周礼的言论，一概不引、不解。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一些糟粕，大概刘三吾认为不重要而不引录，而找到了“孔子贤于尧舜”，硬把宰我的这句话说成孟子的。然而这句话是空话，没有实际内容，它只能起虚张声势的作用，而不能从理性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起作用。这也是刘三吾之辈无可奈何的事。从刘三吾的曲笔，我们倒更看出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原则区别。 

3．刘三吾还不能不陷入“不可救药”的自相矛盾。截取《公孙丑上》第二章的“孔子贤于尧舜”，把它突出起来，作为孟子弘扬孔子名教的证据，当然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其《孟子节文》却把这一章删除了。这不是“不可救药”的自相矛盾吗？为什么把《公孙丑上》第二章全部删除呢？朱元璋是可以把这一章看懂的，只要有人帮助他懂得了它的字面意义，弄清它的实质的能力，是比儒生刘三吾之辈强得多的，他会高度注意到几个书生竟然狂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而王天下”，“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他身边就有两个书生——刘基和宋濂，使他极放心不下，所以此章非全部删除不可——这里留下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孟子在意识里自以为高于孔子，他独创了一个思想体系（“独创”当然不是说没有继承），确实比孔子高得多，以孟子的思想解放（如赞扬“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很可能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公孙丑也有所觉察，但在师道尊严的时代里却不能不加以掩饰。也许，这就是《公孙丑上》第二章所含之谜。确否待考。 

4．把宰我的话弄成孟子的话，一方面宣扬这一章的内容，一方面又删除这一章，这种曲笔，岂不是自我揭穿！为什么这么笨拙？这没有什么奇怪，这是歪曲事实者不得不然的。然而他们的手法之效应，正是寄望于绝大多数人并不寻根问底，并不去查有关资料，因而可以欺蒙于世。不独刘三吾的曲笔如此。 

（二）再看所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 

这也是明目张胆的歪曲。“诸侯之礼，吾未之学”在《滕文公上》第二章。有关文句如下（为便于读者，将朱熹注抄录于原文之下）： 

滕文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朱熹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丧也。事，谓丧礼。”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笾嘀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共3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