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鬼魅”的多重隐喻 ——论《艾菲·布里斯(2)
2015-03-23 02:33
导读：三、在场与缺失：“中国鬼魅”的结构隐喻 但是，冯塔纳所说的中国鬼魅的转折点意义更集中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中。仔细阅读分析，便会发现，《艾菲·布
三、在场与缺失：“中国鬼魅”的结构隐喻
但是，冯塔纳所说的中国鬼魅的转折点意义更集中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中。仔细阅读分析，便会发现，《艾菲·布里斯特》其实是一部一明一暗双线结构的小说，明线是艾菲的婚姻生活线，暗线则是他们夫妻与“中国鬼魅”关系的心理线。如果以“中国鬼魅”是否呈现为标志，那么，中国鬼魅在作品中存在的基本线索大致表现为“想像——在场——缺失——又在场——缺失的在场”这样一种时隐时现的结构关系。
艾菲命运的转折是从住进凯辛那幢“中国鬼魅”曾经居住过的屋子时正式开始的。在此之前，这个“中国鬼魅”并非真实的存在。艾菲关于日本、印度、中国的幻想基本上就是那个时代喜欢遐想的西方女子有关婚姻生活的浪漫想像，它也与当时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开拓和财富掠夺紧密相关。但是，对于艾菲，她的这份幻想离现实生活是多么的遥远啊！难怪艾菲母亲就曾经说她：“你是个孩子。美丽而富有诗意。头脑里装的尽是些幻想。但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往往不是光明，而是黑暗。”(12) 这不啻是告诉她一个生活的真理，同时，也埋下了小说发展的伏笔。
就在住进凯辛鬼屋的第一个晚上，艾菲在睡梦中听见阁楼上有奇怪的响声，仿佛是身着丝绸长裙和白缎小鞋的人在跳舞，在地板上磨蹭。次日，她在阁楼上发现了画片上的中国人。自此，在艾菲生活在凯辛的日子里，“中国鬼魅”就始终在场了。随着艾菲对鬼魅生世的逐渐了解，尤其是在听说了“中国鬼魅”原来是殉情而死的，她也就克服了最初的惊悚，反倒“相安无事”了，有的时候，“中国鬼魅”甚至还成了艾菲寂寞生活中的精神安慰。
就在艾菲逐渐解除了对“中国鬼魅”的恐惧之时，情节线索继续延伸，经由克拉姆巴斯之口，艾菲印证了自己的怀疑，即丈夫经过深思熟虑，一直在利用“中国鬼魅”作为吓唬她，控制她的工具，“这么说来，是个故意捉弄人的鬼，是个为了把你整治得规规矩矩的鬼。”(13) 当艾菲半朦胧的意识被唤醒后，当她内心的自我被激起了极大义愤时，“中国鬼魅”所隐喻的情爱欲望便从艾菲的内心狂热地释放出来，出于对殷士台顿的愤怒和强烈的挑战欲望，她被压抑的情欲也就愈加被激发。尽管艾菲并不爱克拉姆巴斯，但是在这种情绪和欲望控制之下，他们还是发生了私情。于是克拉姆巴斯一时取替了“中国鬼魅”在艾菲生活中的位置，幽灵退到了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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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艾菲很快就意识到，她和“中国鬼魅”前身一样，已经陷入了一种被社会所禁止的情爱生活之中，她的内心处于不断的痛苦挣扎状态，非常希望能够有解脱之路。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鬼魅”再次出场，他深夜出现在艾菲床前的镜子前。艾菲近距离地感觉和接受了他，“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这不是从前那一个。她用手指指楼上的鬼房。那是另一种东西……是我的良心……”(14) 在这里，小说的心理结构再次发生了转折，艾菲从幻想、渴望、害怕、接近到与“中国鬼魅”相安无事，同时也终于达到了对自我心理欲望的感悟、认知、认同和再反省，这一过程其实也是艾菲性格中自然天性成长的必然历程。当艾菲为自己的越轨行为感到内疚和负罪时，“中国鬼魅”所隐喻的情爱再次缺失了，在艾菲的心理空间中，传统的、贵族社会所要求的社会人又压倒了那个自然人。随后，艾菲几乎是决绝地逃向了柏林，并且寻找种种借口不愿再回到凯辛，这与其说是在逃避克拉姆巴斯，倒不如说是在逃避“中国鬼魅”所象征的人之为人的自然天性，逃避她心里之鬼，逃避灵肉亲密结合的浪漫爱情。
艾菲离开这个有着“中国鬼魅”的鬼屋，搬往柏林，一度自以为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了。然而，当她庆幸“现在总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一切都会改观的”(15) 时候，阁楼上那张画有中国人的图片却鬼使神差般地随行李一起托运到了柏林寓所。这意味着，如影随形的“中国鬼魅”也随着艾菲来到了柏林。她意识到了这是她注定的命运，她别无选择，因此，当殷士台顿建议将绘有中国人的画片烧掉时，艾菲果断地表示不愿意烧掉，因为烧了也没用。不管她逃离到天涯海角，也不管幽灵或者图片在场还是缺席，“中国鬼魅”就在艾菲的灵魂深处。这意味着艾菲意识到她并不能也不愿意与过去、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作最后的诀别。这是小说心理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从此，艾菲不再畏惧自己天性中自然的情感，她虽然还不能视之为合情合理，她始终还感到内疚和羞愧，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个所谓的内疚和羞愧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了。她的内疚不是因为她在凯辛的过失，而是因为她没有勇气去面对“中国鬼魅”所象征的内心激情和渴望，她的羞愧是因为常常要撒谎去掩饰内心真实的想法。“因过失而产生的羞愧我倒实在没有感觉到，或者不怎么严重，不怎么厉害，因为我没有过失。”(16)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自然情感觉醒后的艾菲，不得不生活在以殷士台顿为代表的传统贵族社会里，她所需要承受的痛苦无疑是巨大的，于是，艾菲生活得越来越不快乐，甚至下意识里反倒希望过去的私情被发现而可以直接面对最后的结果——她已经厌倦在丈夫面前扮演的角色，她希望获得自由，使自己从必须忍受的犯罪感中解放出来。面对真实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与婚姻告别也是必然的结果，艾菲已经别无选择。“中国鬼魅”的缺席，将故事和主人公的命运推向了这个合乎逻辑的结局。
离婚后，艾菲离开家，似乎与她并不喜欢的充满压抑的贵族生活以及如影随形的“中国鬼魅”实现了双重的告别。但是，三年后，当艾菲与过去的女仆罗丝维塔重逢时，她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你还记得当时中国人显灵时的情景吗？那真是幸福的时刻呀。我当时以为那是不幸的时刻，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人生的艰辛呀！从这以后，我才认识到了。啊，鬼魂还远不是最坏的东西！”(17) 不在场的“中国鬼魅”，也就是她的“第二张脸”，直到这时才得到艾菲彻底的“平反”和认同！在历尽磨难之后，艾菲终于在心理上、精神上战胜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习俗，战胜了贵族社会制度对人的戕害，敢于直面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实的情感和天性了。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艾菲终于找回了心灵的宁静。而读者也在这样的结局中，多少感受到了一抹未来生活的亮色。很显然，由艾菲对中国鬼魅的态度变化所构筑的这条小说的心理线索，彰显出艾菲的“犯罪感以及自我内心调节的过程”，(18) 也相当深刻地呈现了冯塔纳通过小说和人物去叙说的关于社会，关于个人，关于人生的复杂关系。也许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双重结果，即从表面上看，在个人生活方面，艾菲是失败的，她的命运是个悲剧；但是，在她心理的成长历程上，在追问和寻找人的自然天性方面，艾菲的生命过程和结局却又是真实的和光彩照人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艾菲·布里斯特》和它的女主人公艾菲在经受了一个多世纪的读者检验之后，依旧能够保持其无比感人的审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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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鬼魅”形象的文化意义
如果将《艾菲·布里斯特》纳入中德文学交流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那么，“中国鬼魅”这一形象还折射出更多的文化意义。
《艾菲·布里斯特》发表于19世纪末，此前的中德文学交流已经大略经过三个阶段。最初，“中国”或“中国人”在德国文学的集体想像中正如萨义德指出的那样：“被神奇地等同于异国情调、神秘、深奥、含蓄”。(19)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受风靡欧洲的“中国热”和启蒙理性思潮的影响，加上大量“中国物事”进入德国。这一时期德国文学中所展示的是一个物质丰富，政体开明，皇帝贤德，国家一统，道德敦厚的“理想中国”。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整体滑落，德语文学中的中国“这个帝国成了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20) 《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国鬼魅”正体现了以上的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中国形象在德国文学中的历史演进和命运变迁。
“中国鬼魅”的首次出现，是在殷士台顿与艾菲度完蜜月去凯辛路上的对话中。殷士台顿为了激起艾菲对新生活的渴望，热切地介绍小镇的地方风情。艾菲当时充满了好奇心和浪漫遐想：“这儿也许可以找到一个黑人，或者一个土耳其人，也许甚至可以找到一个中国人。”(21) 艾菲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回应，殷士台顿说：“也可以找到一个中国人，你猜得真对呀。我们完全有可能真的找到一个。不过，我们那儿从前也有过一个；现在他已经死了，人们把他埋在公墓旁的一小块用栅栏围起来的土地里。”(22) 在这里，中国人与其他非欧洲血统的人一样，是一个并不太清晰的异国形象、神秘、原始、野蛮，令人惧怕，这些元素使艾菲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浪漫情调，它沿袭了早期德国社会中关于中国的基本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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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艾菲眼里的“中国鬼魅”作为一股神秘的力量，作为情爱和灵肉结合的理想，使她从本能上去渴望、期盼和亲近。她不但喜欢将自己的新房布置得充满东方情调，用黑色的华盖，金色的大鸟，红色的灯光渲染暧昧的情调；而当她独守空房时，这个身着白绸衣衫，白缎鞋子的“中国鬼魅”还会来到她的床前。尽管这一切是梦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她情感的寂寞。而且，就是在艾菲生命的最后，她依旧给予了“中国鬼魅”极高的评价，肯定了这个形象对于她的精神价值。虽然与进入启蒙时期的德国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中国形象的理想化褒扬不同，冯塔纳关注的并不是那些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成分，更不是什么政体明君、忠孝节义，而是中国文化中自老庄屈骚巫仙以来贴近自然和生命本相的成分，包括尊重自然、高扬性灵、赞赏情爱、人化鬼怪、汪洋恣肆的幻想等等，并赋予了神秘现象热情浪漫的理解和言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热”在德国社会由形而下的物化存在向着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层面的渗透和提升。
我们有理由认为，冯塔纳将自然性灵和浪漫情爱作为“中国鬼魅”的核心喻意，在很大程度上和此前“中国热”时期不断传入欧洲的思想和文学作品以及瓷器、丝绸等等有关，尤其是以《玉娇梨》、《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中国爱情志怪小说对德国的可能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志怪小说被译介到德国始于1747年，但它不是直接译自中文，而是对1736年出版的杜哈德法文版《中国详志》的翻译，该书收有十多首《诗经》中的
诗歌和四篇《今古奇观》中的短篇小说。1827年根据新版的法文版《中国短篇小说集》改译写的德文版，又新增了《今古奇观》中的两个短篇故事。此后，1880年，《今古奇观》由格锐塞巴黑（Eduard Griesebach）重新翻译出版，一共收四篇小说《羊角哀舍命全交》、《赵太君乔送黄柑子》、《王娇鸾百年长恨》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四年后，又新增两篇，再次出版，其中有一篇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陈铨认为这是德国翻译《今古奇观》的“第一个重要人物”。(23) 接下来的1766年、1824年、1826年，《好逑传》、《花笺记》和《玉娇梨》都先后出版。这些作品虽然不全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髓，但在德国文学界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古奇观》的一译再译，《好逑传》等深得歌德青睐，都充分的证明了这种影响的客观存在。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还有较早被介绍到欧洲的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聊斋志异》。1848年，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出版其名著《中国总论》时就收入了两篇《聊斋志异》故事的译文。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从《聊斋》455篇故事中精选164篇进行翻译，初版于1880年，其后在英美多次重印，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德国著名汉学家顾路柏（W. Grube, 1855—1908）、卫礼贤（R. Wilhelm, 1873—1930）此后也开始参加到将《聊斋志异》介绍到德国的工作中来，聊斋中那些凄美感人的狐仙鬼怪与秀才书生的爱情故事，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到了德国读者和文学家的心目中。而上述这些选译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对爱情的歌颂和赞美，它们通过不同的文学叙事手法，把自《诗经》以来的文学母题，即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人类天性和两性之爱情描写得出神入化，在取材方面上天入地，不拘一格，在叙事方面诡异多变，美不胜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德国的文学写作。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由于资料和研究的缺失，我们目前还无法证实冯塔纳读过这些翻译成德文的中国古典诗歌和小说。但是，以这些作品在德国传播的广泛性和在文学界影响的深远程度，以19世纪德国文学中中国题材和中国形象大量存在和流行的状况去推想，即使是在最低限度上，冯塔纳在写作《艾菲·布里斯特》的时候，对其中的许多故事和形象多少会有所闻，而不会一无所知。面对19世纪末保守刻板的德国社会生活，中国物事及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热烈而激情澎湃的情感和灵肉之爱，以“中国鬼魅”的隐喻形象出现在《艾菲·布里斯特》当中，应该是较为自然和合乎情理的。一方面固然如冯塔纳自己所说是增加小说的趣味性、神秘性，另一方面“中国鬼魅”作为特别的隐喻形象，深化了小说的内容和意义，成为一面关于自我的“他者”之镜，以隐喻性的、时隐时现的叙事手段，一方面通过男主人公殷士台顿一线，曲折地表现出当时德国社会的保守刻板和深层压抑；另一方面，又通过女主人公艾菲与“中国鬼魅”的复杂关系，表达了处在现代门槛上的新一代德国人对于精神解放的渴求。
注释：
① 相关的评论请参见刘敏《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1期，第59—70页；胡嘉荔《艾菲的婚姻悲剧》，载《四州
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1—33页；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第138—140页。
② 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第229页。
③ 曹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第171页。
④ 参见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83页。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⑤ 参见Ulrike Rainer, Effi Briest und das Motiv des Chinesen: Rolle und Darstellung in Fontanes Roman, in;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Philologie, 101, 1982, S. p. 54。
⑥⑧⑩(12)(13)(14)(15)(16)(17)(21)(22) 韩世钟译《艾菲·布里斯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33，30，44，31，167，214，257，278，336，52，52—53页。
⑦ Hermann Lubbe, Fontane und die Gesellschaft. Theodor Fontane, Ed. Wolfgang Preisendanz.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p. 359.
⑨(11) 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四章“梦的改装”，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48—72页。
(18) T. E. Carter, A Leitmotif in Fontane's Briest,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10(1956—57), p. 42.
(19)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64页。
(20) 赫尔德《中国》，载《中国印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69页。
(21)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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