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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鬼魅”的多重隐喻 ——论《艾菲·布里斯

2015-03-23 02:33

【内容提要】
杰出的德语作家冯塔纳笔下的“中国鬼魅”形象始终未得到系统而全面的解读。本文以结构和心理为视域，对“中国鬼魅”进行了新的解读。本文认为，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和隐喻，“中国鬼魅”的所指是多元的，既代表了与当时德国社会传统道德格格不入的灵肉情感，又可以被视为神秘恐惧的怪物，用来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这种历史话语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经历了德国对于中国文化从推崇到亵渎的历史过程，从而使得这一形象成为19世纪末最具典型的“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之一
【关键词】 中国鬼魅/灵肉情爱/第二张脸/心理结构/多元形象

 

    一、冯塔纳与《艾菲·布里斯特》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领奖演讲中提到一位对他的创作技巧有重大影响的德国作家，他就是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冯塔纳一生创作甚丰，仅长篇小说就有16部，而《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则是真正令他声誉卓绝并成为19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艾菲·布里斯特》初稿完成于1890年，1895年出版。小说叙写了贵族小姐艾菲·布里斯特遵从母命，与母亲的情人殷士台顿结婚，但两人年龄和性情差异太大，艾菲由于感情空虚，一度移情他人。殷士台顿发现两人往来的信件后，出于维护贵族荣誉的需要，与艾菲的情人展开决斗，殷士台顿杀死了对方，并与艾菲离婚。最后艾菲病死在娘家。小说发表之初，就为冯塔纳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一百多年来，冯塔纳和一版再版的《艾菲·布里斯特》对德国文学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样，《艾菲·布里斯特》和冯塔纳在非德语国家和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该小说曾先后被译成英文、法文和俄文，广泛流传于欧美各国。小说的女主人公艾菲被公认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史上和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齐名的著名文学形象。然而，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却似乎有些尴尬。1980年，《艾菲·布里斯特》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介绍到中国，但并未引起文学界足够的重视。20多年来，评介文章屈指可数，仅有的几篇主要集中于对作者的批判性主题和简洁叙述风格的分析，① 而他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也没有引起重视和讨论。关于《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国鬼魅”形象，更是论者寥寥。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卫茂平在论及中德文学交流时，曾提及“中国鬼魅”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情节。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一旦引入鬼的母题，不免会暗含象征、影射、讽喻等各种意味，并由此引起阐释的困难与歧义”，但遗憾的是，他认为这种讨论虽然趣味无穷，但显然超出了他的论题，所以没有给予深入的探讨。② 另一位论者曹卫东则简单地依据文学形象学的原理，推论“中国人”在异域文学中无论是以正面还是负面、以人还是以鬼出现，都免不了被异文化所利用：“德国接受中国文学并非根据中国文学的自身价值来决定取舍标准，恰恰相反，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包括《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国鬼魅也不例外。③ 然而，笔者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或者离题，“中国鬼魅”形象在《艾菲·布里斯特》中的出现，其可供读解和阐释的意义相当复杂和深远，大有可挖掘之处。中国人为何在其中以“鬼魂”出现？这个特殊的符号意味着什么？它与以往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有何联系和区别？在19世纪特定的中西文化关系史上，这个幽灵般的中国形象昭示着何种特殊的文化涵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试图加以探讨并尝试回答的。
    二、天性与压抑：“中国鬼魅”的双重符号价值
    所谓“中国鬼魅”，其实是《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一个无处不在却又时隐时现的中国人形象，他生前跟随托姆森的船长，即女主人公艾菲居住的那幢房子的老主人——一位年轻时航行于上海和新加坡，年老后回乡度晚年的航海家——一起离开中国来到凯辛。在回乡的路上，与这个中国人关系特别的同行人中，还有一个年约20岁名叫尼娜的女子。数年后，老船长要将尼娜嫁给另一位年轻船长，就在婚礼舞会过后，那新娘就神秘地失踪了，14天后，那个中国人也无疾而终，被埋入小镇教区墓地的篱笆外，不久，所谓“中国鬼魅”和他异国恋情的传说便在当地流行开来。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中国鬼魅”在小说的大多数章节中频繁出现，与小说人物的命运密切相关，与小说的情节自然扭结，深刻显示了作者关于复杂社会和人类心理关系的独特理解，从而成为我们解读该部小说的重要符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艾菲·布里斯特》如果缺少了这个“中国鬼魅”，将不可能成为一部丰富深刻的杰作。然而，奇妙的是，这个“中国鬼魅”在整部小说中竟然没有一句“台词”，也就是说，这位中国“他者”在作品的德国语境中完全处于失语状态，任由创作者“以引起人们兴趣的方式”去加以“描述”和“代言”。④ 但也恰恰是这个失语特征，反而给这一形象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艾菲·布里斯特》发表的当年，冯塔纳本人曾经在给瑞士诗人维特曼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中国鬼魅”的论述：
    你是第一位注意到这幢闹鬼房子和中国鬼魅的人，我不懂，怎么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呢？至少我认为，这个鬼魂首先就其本身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其次，如您所强调的，鬼魂并非仅为打趣而存在，它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⑤
    由此可见作者对于中国鬼魅的重视。那么，什么是这个转折点呢？这个所谓转折点的意义何在？
    有批评者认为，“中国鬼魅”是对小说悲剧性结尾的预示；也有论者认为他象征了艾菲本人不幸的命运，因为艾菲最终也与这个中国人一样被埋在教区公墓之外，不为社会所容。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过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形象，“中国鬼魅”首先与小说男女主人公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既是女主人公艾菲的“第二张脸”，也是男主人公殷士台顿的“第二张脸”。这里所谓的“第二张脸”，是指人物那不为人知的人格的最真实、最本质的一面。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女主人公艾菲出身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后来嫁给母亲以前的恋人、为普鲁士政府服务的殷士台顿，艾菲没有读过多少书，关于社会，关于婚姻的认识全部来自家庭和社会。她之所以嫁给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殷士台顿而不是选择年龄相仿、善解人意的堂兄，与其说是服从母命，毋宁说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因为艾菲关于婚姻的观念是“我喜欢志趣相同，当然也喜欢温存和爱情。要是得不到温存和爱情，那么，我喜欢财产和舒适的房子。”⑥　如同当初艾菲母亲丢弃无权无钱的年轻士兵殷士台顿另嫁他人的理由一样，艾菲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后来功成名就的殷士台顿也还是因了地位、名誉和财富。客观地说，这并非艾菲母女的错，冯塔纳在这一点上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谴责，无非是“轻微的讥讽”⑦ 而已。事实上，在艾菲所处的时代，德国社会生活非常保守，女性的精神和情感生活被深深地禁锢着，男性和婚姻被视作女人物质生活的来源和依靠，人们很少意识到婚姻需要真正的爱情，需要灵与肉的结合。艾菲对婚姻的选择只不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德国大多数妇女面对现实而能做出的唯一选择。
    然而，社会性毕竟不是人的天性，张扬自然的个性始终是人的精神内海中汹涌奔腾的潜流。艾菲的骨子里流淌着浪漫、激情和冒险的血液，正如艾菲母亲担心的那样，她“整天生活在梦幻之中”。在远离人群的时候，艾菲的生活鲁莽、直率、开放，同时又淳朴、简单，充满了幻想，这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但这一切却是容克贵族社会所无法容忍的。艾菲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她需要一个承载她的浪漫情怀的象征物，一个游离于现实社会的隐喻世界。正好，“中国鬼魅”作为一个符号和隐喻，在艾菲浪漫情怀激荡时不失时机地出现了，他恰如其分地承载起了艾菲真实天性中自我意识的投射和潜意识里关于爱、性和激情的想像。其实，早在“中国鬼魅”出现之前，艾菲就已经被东方和异国情调激发得充满幻想。譬如，她提出嫁妆中要有“一套日本式的床前屏风，黑底金鹤，每一扇屏风上都有一个长长的鹤嘴巴，……也许还可以在卧室里装一盏放红光的吊灯。”⑧ 艾菲将这些东方物事与激情联系起来，视之为性爱生活中的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激情，就如她的母亲直接警告她的那样是被禁止的。婚后，艾菲第一次到丈夫的房间，就极其自然地将房间内的布置与自己收藏的关于东方国王的图画集联系起来，她将殷士台顿置于红绸软靠垫、红绸卷儿的背景之中。最后，她所有这些关于东方的幻想都集中到了她在凯辛的卧室里所听到的来自楼顶上的声音——即那个“中国鬼魅”的身上。中国鬼魅所具有的东方色彩和符号意义，成了艾菲自然本能和强烈欲望的长期隐喻。于是，她关于情、性、爱的欲望和幻想在婚后丈夫首次外出的晚上开始借境释放，这时候，她不仅想起了双亲、闺中女友，还想起了“温文而雅”、“大胆豪放”的堂兄，她在丈夫的书架上独独挑选了红色封面的旅行指南，阅读神秘的“白衣女人”的故事。最终，当她入睡时，潜意识里的幻想化成梦中出现的“中国鬼魅”。这个鬼魅从楼上来到艾菲的床前，在她的床前停留、凝视，而当艾菲惊醒时，鬼魅却逃开了。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认为，梦的内容在于希冀愿望的达成，然而许多的愿望即使在梦中也不能直接实现，它必须“经过改装”，但愿望经过“伪装”后又往往“难以辨认”。这意味着梦者本身对此愿望存在的禁忌。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愿望在梦中的“改装”须得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在梦中表现出愿望的内容，实际上这指的是人的各种本能，它们“均起源于性生活，而且多为原欲（libido）由正常的对象转移而无所发泄”，⑨ 艾菲年轻美丽，耽于幻想，而丈夫却刻板拘谨。艾菲母亲评价殷士台顿“很不善于使一个热情奔放的小丫头在一天里面获得几小时的娱乐和消遣”，“他不会使她特别愉快。最糟糕的是，他不知道怎样来对待这个问题，不知道到底从什么地方下手才好。”⑩ 艾菲喜欢大自然，殷士台顿却有人工的艺术癖好；艾菲喜欢爬山、荡秋千，殷士台顿却只知道一味工作；艾菲喜欢冒险和刺激，殷士台顿却恪守原则。就这样，艾菲的满腔热情和奇情幻想无法在殷士台顿那儿得到满足。而“中国鬼魅”所隐喻的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以及暧昧氛围倒是暗合了艾菲潜在的愿望。其次，梦的第二个步骤是扮演审查者的角色。所谓“审查者”，其本质上就是对本能冲动的理性限制。后期弗洛伊德将此称为“超我”。弗洛伊德强调：“凡能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必得经过第二个心理步骤所认可；而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材料，若无法通过第二关，则无从为意识所接受，它必须任由第二关加以各种变形到它满意的地步，才得以进入意识的境界。”(11) 艾菲的“超我”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贵族社会所要求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的内化。“超我”和“本能”的冲突直接投射在艾菲的潜意识和梦境中，呈现为对中国鬼魅既期待又害怕，既试图接近又唯恐避之不及的矛盾心态。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小说中，“中国鬼魅”与那个神秘的尼娜的故事被作品中的人物多次提到，但始终没有任何人为艾菲解开谜团。这两个人的爱情无论是因为种族歧视，还是因为当时德国社会所不容，总之是被禁锢的，也因此由民间口头叙事形式营造了这么一个“中国鬼魅”的传说。但具有象征意味的是，这一被禁锢的爱情恰恰是艾菲被压抑的天性中的一部分，是不被允许，不能承认，通不过审查的那部分，它是艾菲的“第二张脸”。中国鬼魅作为她内心欲望的同类，是她潜意识的替代物，艾菲本能地想到他，并从中得到宽慰。但是，艾菲也始终弄不明白或不敢承认这是她的一部分。从理性出发，她又将“中国鬼魅”所隐喻的情欲看成是可怕的、向外的力量，因此，她又处处试图逃避这个“中国鬼魅”。
    然而，隐喻之所以为隐喻，正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元的。正是在本书中，“中国鬼魅”担当起了艾菲之外的新的意义使命，而所谓多重隐喻，正是作者处理这一形象的独具匠心之处。几乎出于本能，男主人公殷士台顿也抓住了“中国鬼魅”这个形象，利用这一神秘的幽灵来控制他年轻的妻子。如果说艾菲与“中国鬼魅”是在潜意识中相互纠缠，那么殷士台顿与“中国鬼魅”的关系就是在显意识中直接展开的。换言之，殷士台顿是在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中国鬼魅”来压抑妻子那份浪漫的幻想和激情。他第一次意识到“中国鬼魅”的神秘力量，是在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刚刚到达凯辛那天，他向她讲述中国人死后的墓地“非常美丽，也很可怕”，并且让自己留在树叶遮蔽的阴影中，让“中国鬼魅”和自己合成一个恐惧的人物出现在艾菲的想像中。日后，只要他不在凯辛的日子里，“中国鬼魅”就会以白衣白鞋的装束显灵，用来看管艾菲，遏制她的激情。殷士台顿的聪明在于他从不讳言“中国鬼魅”的存在，但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又决不和盘托出，让艾菲一直处在恍惚迷离中。在艾菲听到阁楼上的响声和梦见“中国鬼魅”后，他仍拒绝艾菲的请求，不肯卖掉房子，甚至拒绝对空阁楼作任何的改变。后来，在不得不搬往柏林时，他告诉艾菲——似乎是毫无必要地——佣人约翰娜将阁楼上那张绘有中国人的小图片带来了，他就这样让“中国鬼魅”纠缠住艾菲，精心地为她制造了一种压力，让她始终处在惊悚和恐惧中，不敢越雷池半步。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德语文化中的“魔鬼”，既指某种邪恶的东西，也指某种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在西方神话中，魔鬼的前世就是天使。歌德《浮士德》中和善良执著的浮士德形影相随的魔鬼靡非斯特，时而是恶的化身，时而是怀疑和否定的象征，浮士德与魔鬼隐喻的正是人类灵魂中两张不同的脸。而“中国鬼魅”无疑就是艾菲的“第二张脸”，隐喻的是被社会、被“超我”所不容的人的天性，即她的情欲爱恨和所有内在欲望，而“中国鬼魅”作为殷士台顿的“第二张脸”，隐喻的却是以神秘和恐怖形式出现的绝对超我的控制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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