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1)(2)

    由此看来，陈寅恪不仅不同意陈垣的“劫余”说法，而且这篇序言恐怕实际就是针对这个说法而写的。“或曰”者，应当就是陈垣和他所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只是一些糟粕而已，所以这个目录，也只不过是“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对此，陈寅恪举出一系列北图所藏有价值的写本，来反驳上述意见：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它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傥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页。）

    陈寅恪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主要就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敦煌写本的跋文，其中也包括一些北图的藏卷。（注：这些文章现在大多数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参见陈寅恪撰，荣新江整理：《〈敦煌零拾〉札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因为他除了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习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文，加上他对中国古籍和佛典的深厚功底，使他在敦煌学的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陈寅恪所数的这些家珍，如果我们一一予以笺释，即可深知其所提示文献的价值。但应当承认，陈寅恪当时还无法知道英、法所藏敦煌写本的真正内涵，相比而言，北图所藏虽然不能说是糟粕，但也无法与英、法所藏同日而语。陈寅恪序的价值，更在于他不认同围绕敦煌写本的外流而产生的狭隘“爱国主义”情绪，而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世界性的学术，是“诸国学者”可以“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的领域。（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他的序言最后说：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268页。）

    这里虽然套用编者的话把国内的国宝称为“历劫仅存”，但更重要的是他继续强调了序言开始时所说的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术，需要国人努力推进。

    陈寅恪的序文，可能是获得史语所的主要人物，如傅斯年、李济辈的赞同，所以这篇序文在原书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之前，就在《史语所集刊》上先期发表了。（注：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

    对于这个书名，伯希和当然明白其意，并且曾在他主编的《通报》上表示了不满。（注：T'oung Pao，28，1932，pp.481—482.）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的紧密联系，甚至也没有伤害他和陈垣的关系，从1933年伯希和到北京后两人的交往来看，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注：参见桑兵：《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211页。）这里面也可能是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斡旋的结果。（注：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中国方面的部分有关记载，所以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5页收有陈寅恪来函，告伯希和巴黎住址。刘乃和等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系于1930年9月31日，若然，则陈垣此时和伯希和也可能有通讯联系，希望将来能在巴黎找到伯希和档案中保存的有关信件。）

    伯希和确实在沟通中法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注：参见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此据作者《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148页。）但是他攫取敦煌宝藏的事情，始终是中国学者不能忘怀的。所以，当他在1935年来北平选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古物时，又一次遭到一批中国学者的联名反对。傅斯年出面代为辩解，声称：“论伯希和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350页。）其实，仅敦煌写本一项，斯坦因用二百两银子买去一万多件，伯希和用五百两银子买去五千多件，虽多少不等，但手法相同，都是极其不等价的骗取，（注：参见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25—26页；又《敦煌学新论》，第71—73页。）所以傅斯年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服人。伯希和与斯坦因的不同，更多地在于和中国学者的合作方面，伯希和是积极的，而斯坦因对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与中国学术界共同组织中瑞科学考察团一事曾大为不满，直到1930年时，他还想单独一人再次进行中亚考古探险，攫取新疆宝藏，结果以失败告终。

    对于自己国家的古代文献和文物，每一个有文化托命感的学者都会具有保护的意识，（注：陈寅恪、傅斯年都是中国最早的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见《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委员名单》（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80—581页。）这就是陈垣等学者把敦煌写本的流散称之为劫掠的出发点。（注：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于外人在敦煌的攫取行为的主流看法仍然未变，参见郝春文：《如何评价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第4—8页。）而一个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又把中国的学术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希望不要因为“爱国主义”的意气，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这恐怕就是陈寅恪等学者不同意“劫余”之说，而强调敦煌学是世界之学术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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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

    在中国学者初步了解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时候，对于斯坦因的收获却不甚了然。1910年10月30日，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曾与斯坦因晤面，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商议影印其中的四部书，可能是想模仿罗振玉与伯希和之间的做法，结果没有得到要领。（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0页。）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中也谈到此事，唯未提晤斯坦因事。（注：《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3页。）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张元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的信，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注：Eva Apor and Helen Wang（eds.），“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Oriental Studies，11，Budapest，2002，p.44.）从斯坦因本人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这一大批敦煌藏经洞所获的汉文文献，斯坦因原本是请伯希和来整理的，但伯希和先是答应，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于1913年表示难以着手。所以从1914年起，英国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负责整理这些文献。（注：参见F.Wood，“Two Thousand Years at Dunhuang，”in Susan Whitfield and Frances Wood（eds.），Dunhuang and Turfan.Contents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I），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1996，pp.1—2.）翟林奈出自外交官出身的汉学之家，汉语水平有限。1914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敦煌录〉译注》，（注：L.Giles，“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4，pp.703—728.）就遭到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的激烈批评。（注：Suh Hu，“Notes on Dr.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huang Lu，”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5，pp.35—39.）翟林奈完全接受，并重新翻译。（注：L.Giles，“The Tun-huang Lu re-translated，”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5，pp.41—47.）大概正是有这样一段学术因缘，所以当1926年胡适到英国博物馆查找敦煌禅宗文献时，反而得到翟氏的特别关照，使得胡适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收获。

    但翟林奈并非对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向达、于道泉等先后访书英伦，都受到翟氏刁难。1936年2月，向达在致中华书局舒新城、 武佛航的信中，说到他当时遇到的困难：

    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之敦煌卷子，管理人为Dr.Lionel Giles，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既已至此，不能不极力想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现在拟托其它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可有万一之望也。（注：《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9页。）

    向达是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馆员到英国看敦煌卷子的，由于翟林奈的刁难，他只看了五百卷左右，（注：成果见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39年，第397—419页；收入作者《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95—239页。）就不得不结束工作，更何谈他原本打算的“作一通盘研究”了。以向达的学术功底和相关知识的准备，他的英伦之行本来可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可惜由于翟林奈的拒绝，他只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注：后者发表于《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13号，1937年，第123—128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40—251页。）向达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40年代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万里孤征，开拓了石窟考古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新路，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更大成就，奠基于他的两次西北考察。（注：参见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第99—127页。）

    与伦敦的向达相比，同样是由北图派出的王重民，在巴黎的工作却一帆风顺。1934—1939年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得以通览全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一边编纂敦煌写本目录，一边做自己感兴趣的四部书、诗词、变文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后出版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注：北平：北平图书馆，1936、1941年。）《敦煌曲子词集》、（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1956年修订再版。）《敦煌古籍叙录》，（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与向达等合编《敦煌变文集》，（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与刘铭恕等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可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饱览巴黎藏卷的结果。而且，王重民还得到许可，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大量敦煌写本照片，清华的一份在日军侵华时被炸毁，北图的一份，总数有上万件之多，（注：参见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有关王重民所拍敦煌文献档案的价值》，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9月，第338页。）这实际上是伯希和收集品的精华所在。照片中还有王重民和向达在英国和德国拍摄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注：参见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67—276页。）这些照片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可惜因为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这些资料被打入冷宫，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功，不能不说其中有伯希和等法国学者的大力帮助。伯希和还将自己私藏的敦煌石窟笔记出示给王重民，而且允许他全部拍摄，带回中国。（注：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中提到看到的经过，但未提拍摄之事，见《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24期，1936年4月2日；此据作者：《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这些照片的存在，见徐自强、王新：《北京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照片整理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430—455页。）这种帮助也是互利的。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与戴密微（P.Demieville）每周三聚在一起，共同研讨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是王重民发现并提供给戴密微的。1952年，戴密微出版《拉萨僧诤记》（后改名《吐蕃僧诤记》）时，首先就是感谢王重民的贡献，（注：P.Demieville，Le concile de Lhasa，Paris，1952；戴密微：《拉萨僧诤记》，耿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感谢王重民的话写在前言的开头部分。）这本书翻译并详细注释了有关禅僧人藏与印度僧人斗法的敦煌文献，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贡献。此后，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中，主要讲授禅宗典籍和俗文学作品，并不时发表一些相关的论文，（注：戴密微的讲课内容，在每一年的《法兰西学院年鉴》（Annuaire du College de France）中都有报道。也请参见P.Demieville，Choix d'etudes bouddhiques，Leiden，1973.）这些研究方向与他和王重民的学术交往不无关联。

    不论是在伦敦受到刁难的向达，还是在巴黎受到善待的王重民，他们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是抱着世界主义的胸怀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这可以从他们两人在1948年12月举办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陈列品中看出。根据同时印行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这个展览中关于敦煌学学术史的部分，包含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外文兼备，其中也包括斯坦因、伯希和考古探险和研究著作，（注：1948年北京大学印行。）表明向、 王二位把他们敦煌考察的记录也看作是敦煌学史的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文革”期间，包括向达、王重民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学者，在反帝爱国的政治背景下，继续从事着艰苦的研究工作。这段时间里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是时代的产物，未必是当时学者的本意。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非学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因为即使这些学者把自己的著作打上“爱国主义”的符号，最后也无法抗拒更强烈的政治热潮。向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重民在“文革”期间含冤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中国敦煌学的终止。“文革”中间，因为中国学者基本上被迫停止了研究工作，所以那时只有世界的敦煌学，而没有中国的敦煌学了。

    　　　　四、“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77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二十多年来，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考古、艺术、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都从比较低水平的起点，越升到世界同行的领先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为国际敦煌学界所认可的事实。这些成就近年来有不少论著专门加以总结，不必在此费词，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爱国主义在这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虽然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从50年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宣传已经根深蒂固，一些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动力正是爱国主义。比如有的敦煌学研究者就这样认为：敦煌文书出自中国，绝大多数是用中国文字书写的，所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事，何以我们的研究反而落后于外国学者，因此，我们一定要赶上以至超过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怀必然迸发出极大的热量，鼓励着那一代的学者努力地赶超日、法、英等国的汉学家，也感染着下一代敦煌学子，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地去努力学习。

    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在已经在敦煌学中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都到南开来听讲，可以说藤枝晃的这个讲座，对于中国大陆敦煌学的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注：直到最近，朱雷先生还告诉笔者，藤枝晃的女婿石冢晴通先生还希望他在中国敦煌学界澄清这个误传。）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1981年的特定时代，那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确实还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把这句话放到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热情的时代，它必然反过来激励中国学者在敦煌学方面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赶超日本，这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的敦煌学课堂上，我们听到的是老师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慷慨陈词，看到的却是老师手里经常捧着的那本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因为这是当时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最佳录文集。我们跟着老师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一字一句的释读，可是当我们要真正研究一件文书时，却要去读那波利贞、仁井田陞、藤枝晃、池田温、戴密微、贝利等外国学者的文章。无论如何，新一代年轻的敦煌学研究者，是在这种强劲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下，奋起直追，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确实在敦煌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取得了成绩，中国已经可以说是世界敦煌学的一个中心了。

    如上所述，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读，就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误读一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敦煌学界影响深远，并非坏事，它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迅猛发展。但是，它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某些领域的交往，也阻碍了中国学者吸取他人的长处。1988年，在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后，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来打消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隔阂。季先生提出的这深具学术胸怀和眼光的口号，值得今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深思。

    进入21世纪，我们一方面应当肯定爱国主义对于中国敦煌学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应当警惕一种过激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因为它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并没有益处。这种过激看法的立脚点，是认为敦煌文书绝大多数是用汉文书写的，所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事。其实，敦煌文书中同样有极具重要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文献，它们虽然不是用汉文写成，但绝大多数也是中国古代各边疆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不应当把它们排斥在外。同时也应当看到，敦煌宝藏中还有历史文献之外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等方面的文献，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不如欧美、日本学者，而且至今也没有超过他们，需要虚心向国外同行学习。如果只是把眼界放在一个狭窄的汉文文献的圈子里去争夺研究中心，其实却失去了另外的研究中心，而且会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起来。如果翻阅一下近年来的《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和不断出版的国内会议论文集或纪念文集，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题目越做越窄，而且往往只注重新材料的追求，而不去思考新的问题。（注：参见荣新江：《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辞海新知》No.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65—71页；又《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5—368页，从历史学的角度提示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此外像女性史、疾病史、儿童史等许多方面，都有开拓的余地。）这样一来，所谓的“爱国主义”就会捆住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吸取国外同行的优秀研究成果，阻碍中国敦煌学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

    这一点在外人看来是很清楚的。2000年，日本东方学会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将其西文刊物《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78号定为“敦煌吐鲁番研究”专辑，由资深敦煌学家池田温主编。其中所收四篇论文分别讨论莫高窟早期洞窟、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的关系、敦煌的多语言使用、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写本等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现了日本新一代敦煌学者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一向与中国敦煌学界非常友好的池田温教授在序言中说：“尽管四篇论文所涉及的范围有限，但读者将能看到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同时他们对相关的西文论著也了如指掌。”这段话说出了一定的道理，它足以警示中国敦煌学界的同人，让我们开拓国际视野，积累超出敦煌本身的知识，并且对西文、日文的研究著作也能了如指掌。

    尽管学术可以是没有国界的，但任何一个学者却都是有国籍的。所以，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必然地会被自己或者他人看作是为国争光的事。一个中国学者怀着对“文化中国”的热爱，当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换个角度来讲，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当然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的优劣固然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总是希望保持发扬传统文化中优良的部分，而不希望中国文化走向灭绝。陈寅恪虽然反对学术上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世界的学术”这样一种理念，但同时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注：陈寅恪：《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0—261页。）这正是强调要保持“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陈寅恪之不离开大陆和他晚年治学方向的转变，也和这种想法相关。（注：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56页对其治学转变的解说。）

    学术上的爱国主义是个很难讲清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它可能会对于某一方面的学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站在不同立场的学者，对于另一个国家学者的爱国主义或许不完全能够理解，而对于消极的“爱国主义”的批评有时却又会招来指责。就敦煌学来讲，因为它本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资料纷繁多样，内容涉及许多学术领域，就语言资料一项，就有不同语系的文献，而且属于非常难解的古代语言，甚至是死语言，不是一个国家的学者可以承包下来的。所以，我坚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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