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现代意义(1)(3)

    对于怎样改造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通过具体的社会调查，提出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设想，使农民不进城，就在当地实现致富之路，由此逐步向工业化过渡。这与当前在中国实行的使农民进城，促进城市工业化，再带动农村工业化是不同的思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确实对农村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存在，农业、农村、农民的贫困，说明单纯用城市化推动农村，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弊端，一本《中国农民调查》震惊全中国，遗憾的是，这本该是社会学家的职责，却是由作家来完成的。由三农问题的启发，再回过头来参照费孝通先生的设想，倍感切实、中肯，这对处理三农问题是有益的补充。“礼治秩序”、“差序格局”就是从这实地调查中提升的概念，这是费孝通先生力图振兴农村，振兴中华一系列调查中最具有总结性的的著作，所以《乡土中国》可以说是前现代中国的国情咨询报告，只要中国尚未充分现代化，它就不会过时。 

    当然，真正要使一种理念生根开花，往往要经过多次打磨，甚至要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如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礼治秩序”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抓住“礼治秩序”中“无讼”的问题进行质疑，认为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经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驳难，因而认为“礼治秩序”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社会学进行的往往是静态的研究，这是截取社会中的某一典型，经过多方位的扫描，提取那稳定性的特征，以一斑窥视全豹，没有这静态的分析，不足以拔开迷雾，潜入现象的深层，把握问题的实质。反对者以明清多诉讼的事例来说明，“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的生长点，“法治”也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用以证明中国已有法理的存在，并以此来反驳礼治秩序的立论。这种从发展变化中来考察的方法，是为动态性的研究。问题是任何静态的事物，并非没有变化，封建社会经过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孕育了异己的因素，学术界已充分注意这一变化，启蒙思潮说，资本主义萌芽说，儒学发展新阶段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些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这阶段，已出现“破块启蒙”的曙光，因此思想史学者多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有关例证比比皆是。可是无可置疑的是，这种新因素尚未成长就已夭折。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乡土社会依然如故，要深究其中的缘由，有各种说法可参照，但最重要而又无奈的是，在中国缺少近代化成长的土壤，上有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下有风雨不惊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致使新因素旋生旋灭。礼治秩序培育了中国社会文化顽强的延续力，却又酿成不能与时更进的历史惰性，这是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封建王朝倒台后的一百年，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厉行法治，还很艰难，不断要经受反复和失误的教训。所以在明清时期虽有法理因素的萌芽，可这新因素在萌芽中就被扼杀，难以成长，更不能自发形成现代法制。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也有所短，不能以一种方法的所长，攻其另一种方法之短。要解释这一悖论，必须以求实的科学精神，综合各种方法，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互相补充，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探讨，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历史。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诘难，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我们思索，礼治秩序说所以被质疑，其理论依据的本身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对礼治秩序的分析，大多是沿用西方法理观念和法理社会为参照，往往陷入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窠臼，从两者不同质的一面看，中国非礼治秩序莫属；从发展看明清时期已孕育了现代法理的生长点，礼治秩序说因而被指为“虚幻”不实。 

    礼治或礼俗，是土生土长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观念，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说的建树，首先应该从本土资源来发掘理论支点，如果摆脱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局限，换一种视角向下看，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来考察观念、制度与生活习俗的关联，丰富礼治秩序说的知识系统，是从学理上回答这一诘难的又一探索。 

    这里，传统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依靠生活习俗进行社会管理的礼治秩序，从儒家来说，就是要寓教化于生活，这是礼治的中心内容，并在先秦就已形成百姓日用之学。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就为生活秩序提供了思想理念，荀子明确宣告: “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这就是说，德、位、禄必须相称，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有禄才有用，由这种“差序格局”构成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论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日用器物的消费本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欲望，在中国却与地位、伦理融为一体，致使生活方式充分伦理化。服食器用不仅是消费品，也是非文本的伦理教本，寓教化于生活日用，这是礼治秩序施行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    礼俗社会的特点就在于，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各家各派莫不重视对民风的教化，致力于“以礼化俗”，孔子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3)，管子的“教训正俗”(4)，荀子的“习俗移志”(5)，吕不韦的“ 观其俗而知其政”(6)等等，引导民众习俗遵守礼的规范。礼治以制度的、教化的威力切入生活习俗，以礼化俗，使得礼与俗的价值差异缩小到最小限度，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不同风习的人群对礼的伦理价值的认同。所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礼治秩序”虽是通过社区的、具体的乡村调查中提炼的概念，却反映了中国文化整体性的特征，就对中国乡情、民情、国情研究来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可谓开山之作。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战略思想，了解现实的和历史的农村状况，将是社会学和社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返观《乡土中国》，正是这样一本不可多得的富集中国社会特性的乡村调查报告，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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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中国北方农村严重缺水》，《参考消息》2005年10月22日。 

(2)参见《上海法治报》，《书报文摘》2005年10月28日转载。 

(3) 转引自《阮籍集. 乐论》。 

(4)《管子. 权修》。 

(5)《荀子. 儒效》。 

(6)《吕-氏春秋. 仲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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