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理
2015-03-29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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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
“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获得发展的，无产阶级的新的道德，像前
面说过的一样，并不是简单地对于旧道德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精华的提高和改造，是使旧道德中的积极的内容获得进步，这是共产主义者和漠视一切道德标
准的相对主义者不同的地方。譬如忠、孝、节、义之类，曾经是封建道德的重要的规
范。而共产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规
范，并不绝对的抹煞，在共产主义者的英勇斗争的行动当中，这些的规
范的最好的内容是在事实上被发展着
了。自然，陈腐的部分是要除去
了的。对于君主的忠心，是绝对不要
了的，然而共产主义者曾表现
了对于国
家民族的最大的忠心。
家庭的小
范围的孝，在今日的条件之下是常常
困难顾到的，就是过去，也曾经有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然而在民族社会的大事业的条件容许的限度内，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对于父母的敬爱的。妇女的片
面贞节，吃人一餐饭，一定要有所报答，‘有奶便是娘’，而不管对方是什
么人，这样的义气，现在也是不需要的，而且这是有害的、危险的。但共产主义者为民族事业斗争时的那坚贞卓绝的节操，对民族利益而牺牲一切的义气，却也是节操的真精神的最高表现。这一切民族道德的发扬，虽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才能做到，然而它在共产主义者身上有着光辉的表现，却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载《解放》第51期。） 艾思奇不仅从文化的“民族性”，还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她的远见、务实、尊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方
面，论证
了“为什
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今日会成为民族道德的积极发扬者”的理由。这些论述，与陈伯达明显是相互配
合着的，它体现
了“新启
蒙运动”者之间的思想默契，也有力地推动
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态度的改变，启发着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根据本民族的实际，去理解和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陈伯达在1939年初发表的《孔子的哲学思想》等文中，也谈到
了对于孔子道德观的理解问题。有趣的事，该文的观点还引起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的有关讨论。毛为此曾两次给张闻天写信。信中写道：“关于孔子的道德观，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
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
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
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1939年2月20日、22日，见《毛泽东文集》第162-163页）可见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与陈伯达的思想依然有点距离。在他看来，陈伯达似乎走得过远
了些。）。
四、毛泽东的独特总结与文艺“民族形式” 和学术 “中国化”之探讨
无庸讳言，我们之所以要较为详细地论述新启蒙运动以后中共文化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凸显他们以往被人们所忽略的贡献，使人们注意到毛泽东稍后的有关认识与他们之间有着直接的思想来源关系。事实上，不仅是文化“民族性”方面的认识，而且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建构，也都曾留下陈伯达和艾思奇等党内文化人的直接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另文予以说明。但这样说，丝毫也没有贬低毛泽东个人思想成就的意思。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能在繁重的政治活动之余审时度势，敏锐地把握住文化“民族性”的问题，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决策，其影响的巨大和深远，在中共高层人士内部，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即使在今天，当我们重新研读他在《论新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里所发出的 “学习民族历史”的号召时，也依然能够体验到其当时的宏大气魄和某种意义上实事求是的精神：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相对于学习马列理论的任务而言——引者）。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想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字，不仅将中共党人对文化“民族性”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使它从此真正开始上升成为了全党的共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和启人深思的观点，一是“不应当割断历史”；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应根据民族的特性和实际使它“在中国具体化”，逻辑上则包含着使一切外来先进文化实现“民族化”或“中国化”转换的意思；三是创造所谓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而且这种作风和气派的文化是“生动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这段一字千钧的议论，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上所作报告的内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民族性”问题上的立场转换，或者说标志着其对于文化的民族性“认同”过程的基本完成。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作出这种“决策性”的认识，除了他纯个人的因素之外，首先当然是抗战形势推动和进行民族斗争实际需要的结果，其次则是同王明教条主义集团“残余势力”斗争的产物，连带也包涵着某种摆脱共产国际“指手划脚”、以实现 “独立自主”的现实动机。从文化思想上说，正如前文所言，他则无疑是受到了陈伯达、艾思奇等“新启蒙运动”者的直接启发。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阐发之后，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则导致了文艺界“民族形式”问题的正式讨论，二则引发了学术界“中国化”思潮和运动的开启。这两者之间紧密相关，但又各有侧重。从中共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两者不仅都集中体现了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而且还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共党人乃至整个进步文化界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
毛泽东“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提法，得益于陈伯达所提示的斯大林所谓苏联文化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启发，并成为导致“民族形式”问题热烈讨论的由头。不过，与陈伯达、艾思奇等人以往主要把“民族形式”局限在旧文化形式方面不同，毛泽东这里的“民族形式”，意义明显要更为宽泛，除了指现成的需要利用的旧形式外，还包括着甚至主要是面向着未来新创造的民族形式。实际上，他所强调的不过是体现“民族特性”的“形式”这一点而已，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时也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什么是或如何才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怎样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就逐渐成为1939年初正式兴起的“民族形式”讨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实质就是如何保持、发扬和创造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问题。
柯仲平、周扬、陈伯达、艾思奇、何其芳、王任叔（巴人）、冼星海等人，较早响应了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讲话。1939年2月7日，柯仲平在延安《新中华报》率先发表《谈“中国气派”》一文，提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王任叔1939年9月1日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一文，对此作出进一步的阐发。他说：“什么是‘气派’，什么是‘作风’？机械地说，‘气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风’也就是民族的情调。特性是属于作品内容的，这里有思想，风俗，生活，感情；情调是属于作品的形式的，这里有趣味，风尚，嗜好，以及语言的技巧。但无民族的情调，不能表现民族的特性；没有民族的特性，也无以表现民族的情调。中国的作风与中国气派，在文艺作品上，是应该看作一个东西——一种特征，而不是两件东西”。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具备深厚的“思想修养”、“对传统文学作品的学习和理解”、以及“生活实践”三方面的基本素质，缺一都无法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载《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
这里，王任叔所理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否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原意，很难评说，但他所谓“对传统文学作品的学习和理解”以及“生活实践”，却对应了这场“民族形式”讨论所涉及的两个重要内容。若将其予以分解，即，一是强调对旧文艺形式予以利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原则方法；二是强调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创造 “新的民族形式” 的最终目标、主导地位和艰巨任务。这其中又涉及到国际主义与民族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地方形式与民族形式等等具体问题。总的说来，在1940年3月向林冰（赵纪彬）提出“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前，也就是讨论最初在延安进行期间，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极端片面的看法，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均被置于一个“统一体”中，起初稍稍偏重于前者，渐渐地则着重于后者。在这方面，艾思奇和周扬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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