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理(3)

    这种重学术“继承”和学术“创新”的区分，当然只是相对的，它与文艺“民族形式”讨论中重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新形式”的区分一样，共同构成为此期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思想追求和整体把握。 

    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化“民族性”的切实把握，中共党人又得以较为清楚和更加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主张与近代以来一切文化保守派的区别性个性所在。在他们看来，“中国化”固然不同于根本漠视文化民族性的“全盘西化论”，但同时也有别于顽固排外的“国粹派”、含混糊涂的“中体西用派”和 “讲漂亮话”、“投机性的中国本位文化论”。 “国粹派”错在一味抱残守缺；“中体西用派”误在“把体用分成两截”并“就体用配合中西”，却不识“中国何以为中国，西洋何以为西洋”，硬将中西文化两相“杂凑”、“拼合”，“割裂补缀”，而不是将其真正的“融化”；“本位文化建设派”虽然表面上也讲中西文化融合，但他们却在实质上夸大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并将其作了近乎绝对化的“抽象空洞的”理解。用嵇文甫的话来说，“那班人只看见文化的民族性，却没有看见文化的世界性，他们不能把两者辩正的统一起来”（《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补编”，第552页。）。 

    对于那些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为名，来攻讦“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艾思奇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则作了系统的分辨和回应。该文一方面陈述了近代以来以“国情论”、“中国特殊论”为幌子，实行“闭关自守主义”、拒绝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文化的种种表现及其思想实质，另一方面，又从“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角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观”，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中国社会和文化特殊性的基本立场（此文载《中国文化》第1卷创刊号）。从五四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人对于“中国特殊性”问题的讳莫如深，到此时能够公开正面地以此为题进行论述，并较有深度地阐明其见解，这一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它表明中共在思想上，已经的确开始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了。 

五、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他的效应 

抗战前后，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日渐强烈的体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着至今仍为人们所忽略的重要思想意义。这一意义，依我们之见，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发展史的整个历史进程纵向来看，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和有关认识的趋于深入，正处于这一总体认识进程的最后阶段，并构成为其整个文化思想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早在五四后期，中共党人就已经明确认识到“科学化”和“民主化”对于发展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价值，认识到并强调了在发展民族新文化过程中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意义，以及文化运动中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等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基本实现了基于文化阶级性认识的“大众化”之觉醒。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时代性”的一种积极把握。但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他们对于文化的“民族性”却始终缺乏清醒的、足够的认识。这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和中共党人思想方法上的不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不能苛求于前人。但这样一种认识的缺乏，却无疑在根本上阻碍了中共党人文化思路的整体、连贯、顺畅而系统的展开，使其无法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强有效地统一起来，把思想批判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制约了其整个理论思维和实际运动的发展水平。新启蒙运动爆发后，随着中共对于文化“民族性”日渐强烈而深沉的体认，并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观念，其整体宏观的文化思维才因此被激活起来，从而逐渐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四原则或纲领。换言之，正因为中共适时地获得了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才在文化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原则的意义上，得以将零散的文化思绪加以整合，最终在1940年初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整体构想。事实上，“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任务的明确而响亮的提出，便是此一觉醒的直接产物。我们所谓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和认识的渐趋深化，构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链条中“关键一环”的含义，也正在于此。 

    其次，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内在构成横向来看，此期中共党人有关文化“民族性”问题的思想认识，不仅本身直接就构成为该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得宜于这种深切而著明的认识，他们反过来对于文化“大众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内涵，也有了更加丰富、准确而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特别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如何评价近代以来在这方面具有模式意义的各种文化思想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以及建立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等等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诸多重要问题，也都因为此种深刻体认而相应地豁然开朗或更趋理性化了。这一点，前文所述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中，柳湜、嵇文甫等对“中国化”与各种文化保守论调差别的辨析，可为明证。事实上，如果中共此期没有对于文化“民族性”强烈而深刻的体认，要想同这些保守思想真正划清界限，是根本不可能的。换言之，由于文化问题之间彼此紧密的关联性，决定了此前中共党人一切有关文化问题的认识，均不得不经这把“民族性”或“民族化”标尺的重新衡量和检验，而相应地加以调整、改进以融为一体，最终也就为形成整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构想，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1940年初，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在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最后奠基的论著《新民主主义论》与《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都曾毫不含糊地宣称该文化首先是“民族的”，是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新文化。可见此时，中共关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张闻天认为，这种“民族性”的文化，就是“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的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这一概括简洁明了，特别是“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一句，很耐人寻味。要说不足之处，似在于没有对当时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时应如何保持民族特性的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尽管在同一篇文章中探讨中华民族新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时，他也谈到“外国文化中国化”，必须“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但他所谓“中国化”，主要是指使外来文化“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这即是以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帮助解决中国的各种实际问题”，似乎并不包括外来文化本身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民族化意涵。同张闻天此文相比，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关于文化“民族性”的说明，则不仅较为集中，也要显得更为生动形象和透彻。他写道：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适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新文化”。[5]  

    从毛泽东这段人们极为熟悉的论述看来，所谓文化的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上，这种主体性又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选择上，还表现在消化外来文化的自觉适应和应用能力上。尽管这里他借以表达这种丰富内涵所使用的“民族形式”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未必完全妥切，外来文化“民族化”或“中国化”实际上并不只局限于形式，也包括着内容。但借助于这一概念，中共关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毕竟是更加深化了。此种认识的获得，无疑是新启蒙运动以来中共文化“民族性”觉醒的最终收获，如果没有此前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探讨和阐述作为基础，要通过毛泽东将其变为中共全党的共识，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和深入认识对于该思想体系内部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们还可以拿“大众化”与“民族形式”、“民族化”的认识关系为例，来加以说明。如前文所述，文艺大众化是中共党人长期不懈的精神追求，早在抗战爆发前，左翼文化界就曾为此开展过几次讨论，但始终都无法深入下去。待“民族形式”和“民族化”讨论开始后，由于较广泛深入地涉及到了“旧形式”、“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也是“大众化”追求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对它们的深入认识，反过来就必然导致了对实现“大众化”的途径、手段、限度等具体认识的更加深化。这也是为什么不仅在当年“民族形式”的讨论过程中，而且在今天的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当中，人们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要将两者合在一起研讨的原因所在。 

至于中共有关“科学化”的认识因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趋于深入而相应深化的事实，我们则只要通览一下《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该文化“科学性”的具体说明文字，就足可从中透见一斑。毛泽东在这段说明里，先是概括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特质，即认为“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然后略微谈及几句关于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与其他进步思想建立反帝反封统一战线的可能与必要，接下来就立即转到了说明如何科学地认识、对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问题上来了。他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6]。  

    这段基于文化 “民族性”认识的说明，也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它在毛泽东解释文化“科学性”的全部内容中，竟然占了绝大部分文字，可见其所谓文化的“民族性”和“科学性”在思想上的关系之紧密，特别是前者对毛泽东理解后者所产生的那种直接影响了。至于这种做法中是否尚包含了何种其他深刻的意蕴和值得反思的内容，尚自当别论。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科学化”的重要内容里面，确实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包括科学地认识与对待历史和文化传统问题的，尽管它同时还包括着如何科学地认识和对待自然，如何科学地认识人类的现实等等其他问题。正是鉴于以上两点认识，我们以为，在研究和阐释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问题的时候，是绝不能忽略和轻视抗战前后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有关认识的深化这一历史事实和思想环节的。以往的研究者们对此，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即便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其抗战前后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和有关认识深化之意义，也远不止如上。由于它在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中共轻视民族文化传统因而被国民党等詈为民族利益“背叛者”的社会形象，就不仅使其在文化上更加贴近了下层社会的工农大众（以往的“贴近”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较之以往更增强了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因此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从文化的高度和全局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之后，从此便无论是在思想建设，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对自己所致力于的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毛泽东等对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直接便是因 “解决”文化问题而起，也不难理解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最后，毛泽东为何能够以一种前所未见的乐观态度宣称：“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不过，在上述这一切正面意义的闪闪光环背后，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丝阴影。那就是潜伏在许多中共党人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文化“民族性”意识之中、并与文化“大众化”思潮合流后所产生的那种偏激信念：一种对于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过度推崇。它从抗战后期开始，与那种对于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相结合，迅速地滋长了起来，对于后来中共的事业和新中国的健康发展，曾经产生过十分消极的影响。虽然，就其根本而言，它或许主要是出于对文化“大众化”偏狭理解的产物，但与中共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关于文化“民族性”认识所存在的不足，也不能说毫无关联。这种“不足”的内涵本身，当然还可能包括其他尚不为我们所揭示的深刻方面。时空的变化，在不断检验着或淘洗着思想的真正意义，所以复杂的历史，总是嘲弄一切思想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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