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新时期以来内地学界的

【内容提要】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内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刺激、推动与催化作用,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此前内地学界惯常的价值评判体系,激发并促进了多个“话语场”的建构。夏志清将张爱玲、沈从文等人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李欧梵对于城市想像研究的拓展以及对于城市文学的倡扬与重新评判,王德威等人对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这一系列以现代性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长久以来被遮蔽的边缘区域。由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传统中,他们以西方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做法表现出相对的局限性。
 
【关键词】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

   中国现代文学与西学的关系甚为密切,不仅仅表现在近代以降中国文学以西方为参照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而且也表现在学界长期以来运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评判与阐释。时至今日,内地学界对西学的热衷,几乎到了不汲取便“失语”的地步。尽管在此期间也存在批评和反弹,但是无论就知识体系、价值观念还是研究能力来看,西方都以强势一方对中国现代文学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新时期以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海外中国学(或海外汉学)的一个分支,就是在这样的总体氛围下挟西学之威传入内地并引起了内地学界的热烈反响。特别是一些华裔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如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张旭东、黄子平、许子东、刘康、孟悦、张错、张英进、陈建华、唐小兵等,他们大多在中国内地或台湾完成学业,后出国继续攻读学位并在境外高校或学术机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内地学界往来频繁而又更加贴近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因此较之一般的非华裔学者更能为内地学人所认同,对新时期以来内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刺激、推动与催化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以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入,颠覆了此前内地学界惯常的价值评判体系,激发并促进了多个“话语场”的建构。像“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重写文学史”、“重排文学大师”等批评实践,都与此有关。本文以现代性为视点,选择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位老中青海外华裔学者,对新时期以来内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及其嬗变过程进行梳理与反思。

    夏志清:边缘作家的发掘与审美现代性标准的确立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新时期传入以来,内地学界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89过程。从新时期之初的一片骂声,再到后来几乎成为学界研究的行路指南,围绕着这本书引发的争论,最核心的就是如何确立文学价值的评判准则:是继续强调政治至上,还是“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准则”[1]319,把文学看成是人类实现“诗意地栖居”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存在方式。众所周知,“文革”结束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正本清源,实现从战斗本位向文学本体的转换。当时提出并实践的种种文学新主张、新口号,其实质就是倡导一种审美评判标准。用文学的审美性来对抗政治意识形态性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但在1980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是文学摆脱政治意识形态侵扰的一种自觉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夏著所高扬的文学审美性的批评立场才彰显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一批原本处于边缘的作家作品的重新发掘和观照极具慧眼,被内地学者所认同。

    当然,《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存在着明显的偏颇。由于脱胎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加上夏志清本人具有鲜明的反共倾向,给他的学术研究造成了某些遮蔽与盲视。如对鲁迅的态度,为了突出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将其贬为“为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1]40。夏志清后来也承认自己“对《狂人日记》确实评价过低,《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中的讽刺和艺术技巧,是和作者对主题的精心阐明紧密结合的,大半是运用意象派和象征派的手法”[2]。审美立场与政治立场如何统一,令夏志清困惑不已。尽管他深谙审美标准之于文学评判的重要性,但是他又无法完全舍弃自己的政治立场。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后,引发的争议一刻未曾间断,也遭到了丁尔纲、秦川等部分学者的严厉批评。公平地说,政治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的确降低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理应达到的学术成就。另外,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评价及其原因寻找上,夏志清也有一些片面。如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1]322。夏志清具有深厚的西学功底,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一方面与西方文学具有深刻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古典文学血脉相连,同时还与西方的冲击、民族的屈辱、国人的挣扎与呐喊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情况十分复杂。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肤浅及其存在的问题归之于缺乏“原罪”等宗教意识,无论如何,有失简单粗疏。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已具有某种开创性的意义,但它还不能完全跳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在80年代成为学术焦点和颇为抢手的“金苹果”,其中的原因大概如评论家所说:“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3]因此,尽管夏著几乎从未公开提及现代性,更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来论及相关问题,但现代性的一些核心思想却贯穿这本书的始终,这也可以说是夏著对内地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潜在贡献。

    首先,《中国现代小说史》昭示了对现代性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主体性的重要存在。它体现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即文学作品中所书写的“人”的主体性)与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两个层面。从前者出发,夏志清“反对文学抽象地、理想化地、模式化地表现人,而赞成文学具体地、现实地表现人”[1]329。并以此为标准,高度评价沈从文《夜》中的老人和老舍《二马》中的马则仁“代表了人类真理高贵的一面”[1]145,“是个可怜而带点滑稽的角色”[1]121。从后者出发,他在自己的论著中掺进了不少的主观认识和审美判断。在夏志清看来,研究者个人的阅读经验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尺:“我坚信文学史家应凭自己的阅读经验去作研究,不容许事先形成的历史观决定自己对作品优劣的审查。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属于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对文学史家来说,一位向时代风尚挑战的、独行其是的天才,比起大批亦步亦趋跟着时代风尚跑的次要作家,对概括整个时代有更重要的意义。”[1]332正是凭借着自己独到的审美经验,夏志清从浩渺的现代作家中发掘出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并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新的诠释。而内地出版的文学史,特别是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它们更看重的是文学与主流政治而不是文学与研究主体之间的纠缠迎拒的关系。因此往往千篇一律,颇多重复,从中也很难见到研究者个人独特的审美经验和艺术鉴赏力。相比之下,夏著的努力就十分难能可贵,值得敬重。正如刘再复所说:“我们对夏志清先生的敬意,不仅是他充分地开掘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而且因为他为现代小说史写作提供了一种充分个人化的批评方式。”[4]

    其次,夏志清对世俗现代性给予了足够的关心与重视。大家知道,现代社会是由市民阶级发动的社会革命而诞生的。“因此,现代社会是平民社会,现代文化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平民文化(世俗的),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平民的辛劳、贫困、实际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平民精神,平民精神具有世俗性、功利性和平凡性。”[5]但在内地出版的诸多现代文学史中,世俗性往往被忽略了,能够进入文学史的,基本都是“启蒙”、“救亡”、“革命”等宏大内容。夏志清将张爱玲等写入《中国现代小说史》并给予高度评价,这对传统的文学史是一个挑战。它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各种丰富驳杂的艺术样态,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世俗文学即是这诸多的艺术样态之一。他对张爱玲的喜欢与认同表明,他的文学史观是平视的、向下的,与现代的平民文化是对接的。

    最后,夏志清对现代性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与反思。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沈从文的评价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满怀对乡野的缅怀和赞美,书写了下层民众淳朴自然的天性,向我们展示了未被都市商业文明污染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这种冷静明智的看法(vision),不但用于浑朴的农村社会适当,而且用于懒散的、懦弱的、追求着虚假价值的、与土地人情断绝了关系的现代人,也很适宜。”[1]145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夏志清批判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载体。

    李欧梵:上海摩登的历史重构与都市现代性的重新定位

    在李欧梵的众多著作中,《上海摩登》堪称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它对1930至1945年之间的上海进行了一次想像性的历史重构。从认识论角度看,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重乡轻城”评判体系进行了颠覆与反拨,所以传入内地之后产生了颇为强烈的反响。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悠久的乡村传统。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史都不乏对农民的书写。相比之下,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备受冷落。五四以后,情况虽然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启蒙和反封建的驱策,大多作家都将目光投向占中国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身上,农村题材成为现代文学的叙事中心和作家“感时忧国”的精神家园,而城市和城市文学却被置于文学史的边缘地带,“是不能算作主流的。这个现象,与20世纪西方文学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6]111-112。长期以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特别是在大陆)往往不重视城市文学,或径自将它视作颓废、腐败———半殖民地的产品,因之一笔勾销,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宰下的褊狭观点”。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文学研究及其研究主体的封闭、狭隘和滞后。而事实上,正如李欧梵所说,现代大多作家都生活在城市,特别是“30年代不少‘乡土’作家都住在上海,文学杂志和出版业的中心也是上海,一连串的文艺论战和左翼文学活动也在上海展开,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的想像世界虽以乡村为主,他们的生活世界却不免受到城市的影响;作家心目中的矛盾也就奠基在这个无法调解的城乡对比上”[6]112。实践表明,不管创作和研究如何贬抑和摒除城市特别是像被称之为“东方的巴黎”的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但它却无法磨灭城市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化解作家内心的城乡矛盾和对比情结。正因此故,李欧梵不仅选择了上海(而不是北京、南京等)这样的城市进行文学现代性的探讨,而且还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等海派作家(而不是左翼作家、启蒙作家)进行重点解读。

    在他看来,这些与上海渊源极深的海派作家作品中包蕴了大量的现代性因素。

    卡利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从起源和发展来看,现代性具体体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文明史的现代性,它体现为理性的崇拜;另一种是审美的现代性,它表现为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摒弃。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一方面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基本文化冲突,另一方面又是理解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一把钥匙。”[7]严格地讲,海派作家的现代性近似于卡利内斯库所言的第二种“现代性”,即“审美的现代性”。施蛰存的很多作品都向我们展示了上海都市生活的急迫节奏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刘呐鸥也描写了都市生活的病态,而穆时英则“把男女之间的邂逅套路”,“推到了一种喜剧化的,甚而滑稽的地步———由此变成了一种对商品化现代性的毁灭性讽刺”。[8]李欧梵对海派的钩沉和对“重乡轻城”价值观念的批判,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了另外一种空间。它告知我们,文学的现代性是与城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乳交融。”[9]而这恰恰是为现代文学研究所忽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对海派文学的重视与发掘并非自李欧梵始。在内地,上世纪80年代起严家炎等人即对新感觉派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此后,赵凌河、吴福辉、李今等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特别是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都对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这些论述大都没有超越作家作品论或思潮流派论的范畴,即便涉及到了彼时上海的都市文化环境,主要也是作为海派文学产生的时空背景来分析,都市本身的价值似乎并未被充分发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彰显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在《上海摩登》中,作者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淡化了文学研究的经典观念,挥洒自如地将笔触游弋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摩登世界。李欧梵的有关研究突破了固有的比较封闭狭窄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为我们进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无怪乎有学人发出这样慨叹:“在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与李欧梵的工作之间,更好像是一个‘双城记’。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在历史的某一恰当时刻推出了李欧梵这位‘明星’学者;而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因为他的加入,突然间变得更加繁盛起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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