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新时期以来内地学界的(2)

    当然,《上海摩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在李欧梵的笔下,日常性的消费文化被放置到重要地位,它几乎成为30年代上海现代性的全部承载者。但是, 30年代的上海,不仅有能够消费得起的富人与中产阶级,还有很多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老百姓;不仅有日常的现代性,还有国家、革命的现代性。而对于后者,李欧梵则重视不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压抑与遮蔽,致使“在研究对象上, 30年代左翼上海与50—70年代上海及其文学基本上仍不被纳入视野”[11]。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理论资源与现实问题之间的错位。李欧梵用来解读上海现代性的理论是西方现代性的理论,但是包括现代性理论在内的各种西方理论是诞生在西方语境之下的,用它来阐释“中国问题”是否完全对榫?其实李欧梵多少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上海摩登》中便常可见他的这种反思性的文字。如在第九章探讨上海世界主义时就曾对后殖民语境下“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辨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 30年代的上海毕竟不同于巴黎或纽约,它具有自己的特质。简单地用源于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理论去解读上海,难免左右掣肘。李欧梵所说的“焦虑”①,“显然还是属于主要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的问题意识,如时间感的消失、历史的断裂等问题,而无涉于国内批评者所更关注的‘贫苦生活’。但正是在观看坐标的错位而导致的差异中,我们隐约感觉到某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当作者站在现代性的问题框架内言说‘上海’或者说中国问题时,是否只注意到诸如时间感的丧失或历史意识的断裂等具有全球特征的现代性问题,而中国内部的经验差异及其独特的地方问题性则被遮蔽甚至被取消?”[12]也就是说,如果把现代性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顾及中国本土现实或中国文学自身的独特性,那么这种阐释是否科学合理就很难说了。

    王德威:晚清地位的彰显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

    用现代性理论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也许是与其理论本身有关吧。现有的不少文章,往往有意无意地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他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西方,深受西方的催化与影响,那么现代性与西方性在这里自然就成了同义语。这种观点隐含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中国只有依靠西方才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一系列论著,对此作了富有力度的颠覆。尽管晚清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并非自王德威始,但不可否认,晚清现代性问题因为王德威的提倡而一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但重画了中文小说的坐标与版图,同时还使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王德威有关晚清现代性的论述有助于对五四问题的反思。众所周知, 50年代以后内地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大都是从五四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更是强化了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将它定位为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分水岭。于是,五四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理想化乃至神话化了。大概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海外,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都对五四以来的激进思潮进行了反思。在内地,郑敏等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批判。王德威上述有关论述也加入到了这种“激进”与“保守”大讨论的行列,只不过他对五四的批判显得更为独到和激烈:“‘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13]10“抚摸那几十年间突然涌起,却又突然被遗忘、埋藏的创新痕迹,我们要感叹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视野,是怎样错过了晚清一代更为混沌喧哗的求新声音。”可见在王德威的背后实则暗含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五四“优于”晚清还是晚清“优于”五四,由此而来的传统的现代文学的分期或起源问题是否也需要变更,重新提出来进行讨论?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指出:“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14]

    王德威等人发掘晚清现代性,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应“从晚清说起”,这就从根本上触及到对现代文学性质的体认:不是简单地将其看成是启蒙和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而是注重发掘它的面向日常生活的属性与内涵。在这样的思维理念之下,一向为左翼文学和启蒙文学所鄙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文学等不仅找到了自身合法性存在的理由,而且还以其丰富的现代性蕴涵而“幽幽述说着主流文学不能企及的欲望,回旋不已的冲动。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另一种迷人的面向”[13]11。

    王德威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也是对线性进化现代文学观的一个富有意味的突破。在王德威看来,五四文学对丰富多样的晚清现代性的压抑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进化,而是使“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反愈趋僵化”[15]11。在这里,我们原先深信的文学从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逐渐进化的观点,以及晚清与五四的价值评判体系遭到了无情的挑战与解构,五四不再“优于”晚清或“高于”晚清,甚至是对晚清的一大倒退,它们的等级秩序似乎完全调转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王德威自有其理由。他认为,虽然现代性概念内在地包含了一种进化的时间观念,但它的产生同时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不能单纯地运用线性进化观来解说和简化,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之间并没有非此即彼、黑白二分的清晰界限。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有自身不同的文化条件,虽然“现代性的显现都是许多求新求变的可能相互激烈竞争的结果。然而这一竞争不必反映优胜劣败的达尔文铁律;其结果甚至未必是任何一种可能的实践”[15]7。“一味按照时间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15]8。也正是因为摒弃了线性进化文学观,他才在《被压抑的现代性》等专著中发掘出许多长久以来被遮蔽的所在,如对于现代文学笑谑倾向的考察,对于晚清小说闹剧意义的重新评判等等。

    王德威有关现代性的论述还对流行已久的“冲击———回应”说作出了切实的回应。上世纪70年代前,美国的中国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费正清等人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这一研究模式把中国视为缺乏自身发展动力、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的静态传统社会,认为中国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后,才可能发生巨变、摆脱困境。柯文针对这种带有明显偏见的理论,则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认为现代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16]210。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它的第一层指向就是“中国文学传统之内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13]25。这与“冲击———回应”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而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理论颇为相似。当然,他在探讨晚清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时并没有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将西方的影响因素剔除出去。相反,之所以选择晚清,正是将外来因素加以充分考虑后的结果。正因为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考虑在内,王德威才选择了晚清而非晚明、六朝或唐代等其他时期去发掘现代性因素。晚清现代性的生成既不能抛开中国传统因素也不能脱离西方的影响,但是“西方的冲击并未‘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13]4。这样的观点对此前乃至今日颇有市场的所谓中国现代性源于西方冲击或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横移的论断,无疑是一个有力的颠覆。它再次证明“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16]78。

    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性起源(“从晚清说起”)所作的极具个性化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批评角度。然而他在充分发掘和凸显晚清现代性的同时也表现了竭力贬低五四现代性的倾向。这也造成了一种新的片面与偏激。例如王德威认为:“所谓的‘感时忧国’,不脱文以载道之志;而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主体创造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15]6显然,王德威将“感时忧国”置换成了“文以载道”和“革命文学”的同义语,这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而且也是对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说的严重误解。“感时忧国”虽然和“文以载道”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深层的思想内核都是忧患意识;但前者主要是指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内忧外患、丧权辱国、政治腐败等带来的广大作家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深层忧虑,呈现为一种对民众的启蒙行动与民族救亡行为,一种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精神。这也是近现代以来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所做的一项系统工程。现代文学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的屈辱和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起源、生长以及发展,均得到了世纪苦难的恩泽,它更从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无限悠远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深层的精神底蕴。正是这种“感时忧国”精神,现代文学才充盈着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与使命感。而王德威所讲的“革命文学”主要是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它只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而并非整体,绝不能涵容全部的现代文学史。当王德威说“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时,他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了一种以偏概全的概括。王德威说“五四压抑了晚清”,其实他对于晚清现代性的彰显又何尝不是“晚清压抑了五四”?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这似乎成了很多学者无法跨越的障碍。

    有鉴于此,内地学人杨联芬继王德威之后对晚清现代性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杨联芬不赞同五四是对晚清文学的压抑与遮蔽,而是认为“五四以后文学的国民性批判,是晚清普遍的‘知识层面’(更多依恃于概念),逐渐深入到作家的心理和情感层面,并与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达成一种和谐。因此五四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与作品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追求基本上同步。换言之,国民性批判的母题,促进了五四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并规约了现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17]。这样的论述足可三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夏志清开始到李欧梵再到王德威,现代性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由于这一研究视点的引进,我们的许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要作概括,不妨可将此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次“发掘边缘,挑战中心”。夏志清将张爱玲、沈从文等人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李欧梵对于城市想像研究的拓展以及对于城市文学的倡扬与重新评判,王德威等人对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这一系列学术研究都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长久以来被遮蔽的边缘区域,也不断地开放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评价体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海外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产物,它虽然在西学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学术思想上却一直追随西方,与之处于同构。即使某些汉学家本身并不怀有偏见,但它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的学术体系,因此,很容易产生以西方为取舍的思维观念,将非西方社会的变化简单视作所谓的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适”模式的证明,因不符合在中国独特的境遇中诞生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需要鉴别和清理。因此,内地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任何一种学术的发展不是一个声音、一种模式可以决定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思想和学术也不应只是一种形态、一种思维,而应具有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指纹。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套契合中国现代文学实际的现代性的批评理论。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实现还要靠包括海外学人在内的广大现代文学研究者持之以恒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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