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1)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 韩国鲁迅研究/东亚鲁迅研究/中国鲁迅研究

     一、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仅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体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中国鲁迅研究的这种情况，在与东亚鲁迅研究整体状况的比较中，在与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正是在对当代东亚鲁迅研究的认识中，在对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认识中，认识到鲁迅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其中，韩国鲁迅研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存在可以给陷入困境的中国鲁迅研究以种种启示。

    在中国鲁迅研究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成果却不断涌现出来，表现出“成熟发展”的态势。1994年，我曾经参与韩国博士研究生裴仁秀先生的“中韩鲁迅研究比较”的指导工作，从当时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看到的韩国学者金时俊、金泰万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①，还有韩国学者金惠俊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②以及裴仁秀先生回国搜集到的材料和吉林大学韩国研究生姜贞爱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的《韩国鲁迅研究状况》，认为这个题目做起来还有一定困难；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2005年7月在中国沈阳举行了“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同月，中国鲁迅博物馆主持翻译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1月在韩国首尔再次举行“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可见韩国鲁迅研究发展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朴宰雨教授自1997年起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当代韩国》等期刊上的文章，介绍了韩国鲁迅研究自1990年出现第一篇鲁迅研究博士论文，到2004年的15年时间里，“出现了一百五十余篇以上的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十七篇以上，硕士论文有三十七篇以上。论文涉及的领域大为扩大，问题意识与运用方法也多样化，研究质量与水平也大大提高”[1](P5-6)。我查阅近年来韩国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就在50篇以上，其中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30篇，《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虽然未能涵盖韩国学者的全部鲁迅研究成果，但所选论文无疑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鲁迅研究所匮乏的一些特征。

    第一，如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说，“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在韩国直到1980年代末始终“被视为禁忌”，时至今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韩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学术研究工作中仍然属于“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学”，处于“非主流”位置[2]；但是，韩国鲁迅研究者“对历来被禁止的（中国）大陆资料的引用与翻译等方面，对左翼革命文学研究方面，不顾禁忌正面突破，相当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自由”[1](P17)。他们在韩国学术文化整体环境中所处的“边缘”身份和位置，加强的是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其研究更为关注鲁迅著作的精神资源。韩国鲁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③，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鲁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和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因此，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1](P20～22)。上世纪90年代在与中国新时期后的鲁迅研究的精神感应中，表现出“革命家的鲁迅观”与“纯粹文学家的鲁迅观”逐步相融合的发展趋向[3]，诸如贯穿他们研究中的鲁迅“立人”思想、“历史中间物”意识和对鲁迅的“反抗绝望”的认同④。他们更为注重鲁迅与韩国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深化了对李泳禧、任轩永、韩龙云、申彩浩、金洙暎、金台俊、李光洙、玄镇健等之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意义的认识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更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和学术追求，表现出与鲁迅愈益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与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对鲁迅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在整体上是相联系的，那么，90年代后则表现出二者之间相游离的倾向，在价值标准上也有不断变换的现象，而且，时至今日“边缘化”的鲁迅研究明显难以摆脱整个学术文化体制的制约，更明显地受到“学术评价标准”的束缚。

    第二，韩国学者的鲁迅研究又不局限于韩国思想文化意义，同时表现出某种人类情怀，具有突出的东亚意识和人类意识，这颇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徐光德博士集中探讨的就是鲁迅何以是东亚的，何以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共同话题，他在研究中认为鲁迅研究可以成为“东亚知识人交流的疏通桥梁”，可以从中发掘出“东亚话语形成的理论根据”[4](P310～311)，他的《东亚精神史上鲁迅的意义》、《东亚近代性与鲁迅：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中心》等著述，就是从这种思考和认识出发的。裴仁秀先生1997年曾在中国大陆完成《人类文化母题与〈故事新编〉》的博士论文，他发表的《鲁迅〈补天〉的创世精神研究》、《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研究：以东西方后譬母题传说的比较为中心》、《人性异化与鲁迅小说》，就是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鲁迅《故事新编》中小说的研究。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世钟教授的鲁迅研究，她一开始就着眼于鲁迅全部创作中人类情怀和哲学意识最为突出的《野草》。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提出“鲁迅以抵抗的气质和执着的性格为作家的个性气质，而且以怀疑精神、否定精神、联想思维和辩证思维为思维方式的特征”，她认为“怀疑、否定精神使鲁迅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种精神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的根源”；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她提出《野草》的美感特征不是过去所说的“悲凉”或“孤独”，而是“悲壮”和“阳刚”结合而成的“悲刚”[3]。如她所说：“受制于物质的时代，在这个对颠倒的价值观日渐麻木的时代，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却又找不到变化方向的时代，社会对现代精神的全盘否定促使笔者开始思索：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直面自我、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现实升华出的思考。刘世钟正是从此出发把《野草》视为“象征体系”进行思维方式和美感特征的研究，贯穿了形而上的人类学思考。如她展开的鲁迅《野草》与韩龙云《君的沉默》的比较分析⑥，对鲁迅、加缪、韩龙云的比较研究⑦，对他们身上一致存在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精神的认识。她具体从“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和说明韩龙云和鲁迅与加缪相一致的怀疑、否定以致反抗精神具有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即与世界、宇宙和自然的对立决定了人的必然性悲剧存在，但人类又是在正视这一悲剧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整个世界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的。这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诸神惩罚西西弗要他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因为自身的重量一次次从山上滚下来，西西弗一次次走下山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顶——加缪通过西西弗的神话，是要说明人类必须反抗自身荒诞的悲剧命运才可能获得发展。西西弗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命运的反抗，——这深化了刘世钟对鲁迅和韩龙云的“绝望反抗”体现的“革命”精神的认识。

    此外，洪昔杓先生的《鲁迅的“生命意识”研究》也是着眼于《野草》展开的，也是哲学意识和人类情怀极强的论文，作者认为：“只有‘生命意识’才是理解鲁迅思想本质的重要方面，它为解开鲁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章从《野草》中提炼出“死亡”、“腐朽”、“坟”、“无所有”柑“无”等体现鲁迅思想与生命哲学深刻联系的概念，对鲁迅“生命意识”的阐释，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二律悖反的认识基础之上，即“由于世界是按照人类的理性而逻辑化、格式化、体系化、概念化的”，这带来“作为概念的指示作用的记表（‘能指者’）与世界本身的记意（‘所指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和隔阂。认识和世界‘之间’就如不断滑行的语言的符号空间”。他列举“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批判了由于逻辑的理性捕捉而造成的对世界认识的狭隘和贫乏，主张将世界扩张到隐喻的空间”，认为“尼采所要尝试的是，用隐喻的认识，而非概念的认识，用审美的理性，而非逻辑的理性来认识流动的、生成的世界的一种可能性”，由此而提出：“人类和自然是在巨大的有机体的世界——生命流动的世界中生存着。人类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将其理性化、范畴化，并借着理性的语言将其概念化、体系化、人性化来解释。特别是左右近代思想的西方近代思想，将不断流动、生成、变化的世界，按照理性，将其抽象化，并用真理的名义，将其概念化、绝对化，从而失去了世界流动、生成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批判的视角对待西方近代思想，将目光转向生命流动的世界自身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对于世界的生命哲学的思维是非常迫切需要的。”[5]这是对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生命意识”的当下意义的精辟之论，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直面人类生存现实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显然，这是可以给全球化语境中东亚以至人类意识甚为薄弱的中国鲁迅研究以启示的。

    第三，如朴宰雨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概括，韩国鲁迅研究者重视“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多样化”和“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象征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解构主义方法”，此外还有叙述学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韩国鲁迅研究的突出特色，体现了他们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方面构成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这在收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的《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全炯俊）、《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申正浩）、《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意思沟通结构为中心》（李珠鲁）、《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任佑卿）、《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金彦河）等论文中可以看出。

    以韩国首尔大学全炯俊教授的研究为例，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韩国鲁迅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在韩国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其《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一文针对华人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学家鲁迅”与“启蒙家鲁迅”相游离的研究（如前所述，韩国鲁迅研究恰恰表现出二者相融会的研究趋向），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鲁迅小说的独立性”，他设定了“小说家鲁迅”的命题，提出“首先应该回到鲁迅小说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文本分析，运用更具有抽象性质的叙述学方法力求使鲁迅小说的意义从中国升华到韩国以至东亚。在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文化蕴含在韩国以至东亚文化发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现，诸如他在文章中围绕鲁迅集中阐释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苦恼的知识分子”等问题，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战”，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巨大历史问题”[6](P191～192)。我读过他写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读到他的《鲁迅与作为近代体验的故乡丧失》⑧，可见“故乡”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对鲁迅“故乡”题材小说（包括《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运用的也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方法，对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反复呈现进行细致而微的列举和归类，剥离出一个在韩国以至东亚“近代体验”中的“世纪话题”，认为这体现了鲁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故乡联系的二律悖反的预言，体现了鲁迅的人性关怀，即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地理的空间的故乡”与“心理故乡”之间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间的故乡的丧失”，使“心理故乡的意义就变得明了”起来，文学“对真正故乡的探索成为了可能”，这种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价值：“鲁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观地面对了这一重要的未来性课题”，即“从地理空间上的故乡的丧失到心理故乡的发现，再经过心理故乡丧失的体验到心理故乡图景经过自我调整后存活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全炯俊揭示的显然更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象征意义，这是西方影响下的整个20世纪东亚被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问题。可见，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对鲁迅小说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这对当下中国同样重视形式分析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第四，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之所以能不断取得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与他们十分重视鲁迅研究在韩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关，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富仁教授1993年为应邀参加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能够提供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发掘，该文第一章最早发表于韩国，成书后不久又翻译到韩国，为韩国鲁迅研究者所熟悉。对本民族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认识，始终是韩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所看到的译成汉语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严英旭的《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以及金时俊、金泰万、金惠俊、姜贞爱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年冬季号）、李宝璟的《我看韩国学院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都属于在“研究史”基础上出现的“接受史”和“翻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显得漂浮，研究意识也更为封闭和自守。这涉及到鲁迅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更是在空间意义上呈现的，时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种翻新出奇的理论话语吸引着我们，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加以融会和吸收，需要在我们生命体验中生成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体验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时间意义呈现出来的，以时间意义为根基而不断扩大空间内涵是鲁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在这方面，视野极为开阔并且整体概括能力十分强的朴宰雨教授，始终关注并持续研究韩国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正是在他的研究中，韩国鲁迅研究得到了系统的独立阐释，并获得了独立形态。在他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黎明期”提示着鲁迅进入韩国的意义，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源所在；“黑暗期”是鲁迅研究的空白期，烙印着被殖民化的民族历史的痛苦记忆；他概括的“潜迹期”鲁迅研究，则是民族争取自由民主心愿的表达；他非常重视“开拓期”和“急速成长期”，认为这是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是这样分析“急速成长期”出现的背景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残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工作。”[1](P3)对于韩国七、八十年代变革运动中涌现出的遭罢教、入狱的李泳禧、任轩永与鲁迅深刻的精神联系，他有着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说明，即“现代韩国变革运动”直接推动了韩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体现了与鲁迅精神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构成1990年以后韩国鲁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发展”的基础，形成了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成熟发展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所概括的韩国鲁迅研究史，又是韩国学者对鲁迅的接受史，因此，文章在对“研究史脉络”梳理前，写有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的“翻译史概观”，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韩国鲁迅研究与日本和中国的联系，是在这种“历史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这使他对韩国鲁迅研究独立形态的阐释显得更加凿实，更加有力。他由此而提出“鲁迅为何亦属于韩国？”“鲁迅已经属于过去式？还是属于将来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断言：鲁迅是属于东亚的。”[7](P1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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