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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公羊学研究(1)网

2015-03-24 01:08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代起中国文化先后影响、传播于四周邻国。美国学者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Jansen）在谈到中日两国文化时说：“说日本处于中国文化的轨道上，是老生常谈，日本的书写系统、文字、哲学及思想等方面的文化价值，以至政治组织和法律制度都源自中国。”［①ａ］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演为本国文化。曾经在我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公羊学，同样很早传入日本。本文拟将公羊学的东传以及“日本的公羊学”作一探索。
    　　　　一、《公羊传》的东传
    儒家经籍传入日本，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末，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２８５），［②ａ］朝鲜半岛的百济使者阿直歧和王仁向大和朝廷献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王仁通晓经书，被任用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令太子随王仁学习各种儒家经籍。一般都认为这是汉籍传入日本的开始。当时汉籍中是否有《公羊传》？《日本书纪》未明确记载。
    继体天皇七年（５１３），百济又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本传经，以后交替派驻学者讲经，以适应当时统治者对儒学的需求。
    文武天皇的大宝元年（７０１），刑部亲王和藤原不比等依据儒学为安邦治国的政治理论，制订了《大宝律令》，其中为培养国家官吏的大学制度规定：《孝经》、《论语》为必修科目，《礼记》《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等七门科目为选修科目，其中还没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隋唐时，大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归国时带走了中国的文化成果，也带走了大量的书籍，为传播和运用中国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九世纪后期由当时主持教育的长官大学头藤原佐世（？—８９７）奉敕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详细记录了日本当时存有的汉籍，有易、尚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异说、小学、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土地、谱学、籍录、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楚辞、别集、总集等４０类、１５７９种、１６７９０卷。何休、严彭祖等人的《公羊传》注释本也在其中。
    《大宝律令》的大学选修科目中虽然没有《春秋公羊传》，但不能肯定当时《公羊传》就没有传入日本。随着日本上层社会的需要，汉籍通过多种途径，有朝鲜传入日本的，有遣隋使、遣唐使及留学生携带归国的，也有五经博士东渡时带进日本的。《公羊传》作为儒家经籍之一也传到了日本。
    　　　　二、早期《公羊传》的训读［①ｂ］
    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假名，再以假名来阅读汉籍，也能朗朗上口。
    遣唐使们带回去的《公羊传》长期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一来《公羊传》言简意赅，不易理解，二来当时只讲习《春秋左氏传》，还不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更不会去利用它。
    １６００年９月，德川家康（１５４２—１６１６）在关原之战中获得全胜，于１６０３年２月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都）开设幕府，开始了日本史上的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江户初期是日本封建秩序的确立、完成期。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德川家康和以后历代将军都采用朱子学作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借助儒家的力量，分清社会等级，强调尊卑次序。此时日本的儒学有了急速的发展，对以后社会的发展，国家近代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德川家康统治时期，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讲解经书，传授儒家思想。林罗山（１５８３—１６５７），名忠，字子信，号罗山。幼年博闻强识，１３岁入京都建仁寺作“稚儿”，［②ｂ］读书很热心，读了不少儒教书籍，寺内诸僧劝其剃发出家，但林罗山却以儒家的“孝”为根据，拒绝为僧。他说：“身体发肤不可毁伤，孝也。且无子孙，亦为不孝”，［③ｂ］不久就离开了建仁寺。１８岁时始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从此倾心于朱子学，并批判佛教。他一生中一直致力于排佛。
    林罗山于１６０４年结识藤原惺窝（１５６１—１６１９）——这位江户时代独立的儒学流派的开创者，并投其门下，二者为促进日本儒学的独立，贡献是不小的。
    １６０８年（长庆十三年）３月，林罗山经藤原惺窝的介绍，去京都二条城谒见将军德川家康，４月即在江户给将军德川秀忠讲学，历任儒官、侍讲、顾问，参与幕政，历仕于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林罗山之所以这样得宠，是因为他善于为幕府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以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秩序。以后林罗山的儿子也被任命为幕府儒官，孙子林凤冈为大学头，是日本教育事业的最高负责人。
    德川家康重用儒家学者，从而使儒学越发兴隆。当时治《春秋左氏传》的儒者不少，但公羊学却门庭冷落，鲜有人涉足。林罗山别开生面，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以便传习和教授。１６８８年林罗山点训的《公谷白文》出版了，其子林鹅峰（１６１８—１６８０）在序文中记叙了林罗山治《公羊传》的经过：
    昔本朝学寮兴盛明经（解经）、纪传两流，讲授《左传》者众，加以和训授于弟徒。故家家能读、人人善习。……吾先考罗山先生，暇日始加书公、谷二传训点，深藏巾笥中，勿妄示人。偶有求阅者，又秘不广传。呜呼！公、谷之文，古而简约，初学句读决非容易，岂能轻易解其义乎！……噫！读《左氏》未废，公、谷亦未废者，乃余家本泄秘之故矣。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江户时代儒学的正统学派是朱子学，林鹅峰本人也是朱子学传人，由于他对《左传》的盛兴及对《公羊传》被忽视的不满，才毅然将其父所训点的《公谷白文》公布于世的。
    　　　　三、公羊学的成长
    林罗山的《公羊传》训点本出版后，经过５６年，享保九年（１７２４）金泽藩士松永昌易的《春秋集注》三十八卷问世了。
    《春秋集注》以《胡氏传》为本注，以《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为付注，“四传”一并刊载，便于查核。《公羊传》中难解处还加上何休注，点上训点符号，编注工作耗力不少。
    此外，还有《春秋繁露考文》、《公羊传考》、《谷梁注疏考》等书，都出于冈本况斋（１７９６—１８７８）之手。《春秋繁露考文》中，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文字的异同进行校勘，在研究《公羊传》的同时，深入探讨《春秋繁露》，对一些疑点详细提出。
    我国清代乾嘉时期，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政治上的文化高压——文字狱，一方面是由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不满，汉学重新兴盛。治经重文字训估，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书扩大到考究史地、天文、音律，对古籍和史料整理，有较大贡献，但和现实有些脱离。乾嘉以后，清朝统治已隐伏了新的危机，这样，运用公羊以言经世的今文经学又告复兴。
    公羊学在我国西汉和清代起过巨大作用，而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用以巩固皇权，清代庄存与、刘逢禄宣扬《公羊》经说，维护封建统治，他们和政治的关系很密切，日本的研究“公羊”，却不尽相同。
    “日本德川时代初期儒家各种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应在日本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来寻求解答。”［①ｃ］江户时代的儒学界里，各种学派相继出现，如古义学派、阴明学派、徂徕学派、折衷学派等，成长的原因阿部吉雄曾作过这样的概述：一、经文录、庆长战争［②ｃ］，日本获得很多关于宋学的文本和韩本，研读朱子学成为可能。二、武家政权的出现和社会机构的变动，要适应新环境和树立新伦理。三、德川家康是好学的武将，深知“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③ｃ］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每每援用《公羊》的“微言大义”，揭露危机，昌言改革，日本的公羊学也随之有所发展。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击破了“天朝大国”的迷梦，魏源在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勇于“学习西方”，写了《海国图志》。当时日本也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当《海国图志》一书传入日本后，很快受到有识人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④ｃ］“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⑤ｃ］魏源名声大震，但他的公羊思想为何在日本并无反响呢？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由日本社会的特异性所决定的。日本是小国、岛国，由单一民族构成，尽管国内动乱不断，但和中国的情况毕竟不同，天皇势力时消时长，却没有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
    第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有人认为日本古代吸取中国文明，近代吸取西方文明，两者合一成为日本文化。实质上日本在吸收过程中不断加以检讨和比较，附合自己的才用，保留其本质。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学过程中，针对本国的民族特征和具体现实，加以改造。“一部德川儒学史，可以视为不断地尝试着把外来思想纳入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历史。”［⑥ｃ］
    第三，日本崇奉神、儒、佛。佛教往往占据思想指导地位，儒学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独尊”。
    再以公羊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情况来看，它经董仲舒、何休解经注释后，公羊大义得到空前发挥，其中《春秋》“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政治理议和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正中统治阶级的下怀，从而获得“独尊”地位。鸦片战争前后，运用今文大义议论政事的情况已时有所见，魏源就是其中著名学者。由于两国的国情各异，公羊学强调易姓革命，这在日本单民族国家内是行不通的。虽然林罗山、林鹅峰父子也认识到《公羊传》的作用，为其训解下过苦功，但林罗山在世时迟迟不敢冒昧发表，直到死后１１年才公开刊布。无可否认“公羊学的思想体系并不适合日本人的体质……以至公羊学在日本未能获得市民权。”［①ｄ］

    　　　　四、公羊学的研究
    公羊学作为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的。
    明治三十三年（１９００），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②ｄ］和明治四十三年（１９１０）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③ｄ］中，纵述支那哲学史，其中却未见论述公羊学的篇章。
    渡边秀方的《支那哲学史概论》，则是较早提及《公羊传》的书籍，该书发表于大正十三年（１９２４）。
    昭和五年（１９３０），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增订版出版，书中增加了“春秋公羊学派”一章，叙述了公羊学兴盛的原因和公羊学派的主张，还对运用过公羊学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进行论述。
    宇野哲人又在昭和二十九年（１９５４）编著的《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④ｄ］中，详细论述了常州学派的创始者庄存与及常州学派的其他学者。
    同时期的狩野直喜编集《中国哲学史》［⑤ｄ］，在“清朝的学术和思想”章节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派，特别是对常州学派公羊学者的有关论述，条理分明，论证有据，对常州公羊学派的学问和思想评价极高。
    《中国的社会思想》［⑥ｄ］一书记载了小岛祐马的数篇关于公羊学的论文。
    还有中江丑吉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⑦ｄ］中江丑吉长期居住北京，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独特的方法论进行分析考核，注重原典，见解独到。
    日本学者在评论《公羊传》以至公羊学在中国的发展时，以肯定它的进步性居多，也有不少批判者。
    在谈论清朝末年盛行公羊学而日本学者持抵制态度时，服部宇之吉这样写道：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直至清朝，治《公羊传》者颇多，近者革命派尤为喜爱。清末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开设课程，以公羊学为先。观汉代公羊学盛兴及近者复兴之原因，其二者动机未必尽同。汉代公羊学者为证实取秦立汉受命于天，顺天者昌，汉之存在也是天意所归，而解春秋创学说，然近者革命派取公羊学说为灭清兴汉之根据也。出自汉儒公羊学者的公羊学说则未能于《公羊传》中寻见来源，何休作注，亦以此等学说为传说解，细而读之，传与注实如风马牛不相及之二体，各自成意，互不相涉，《公羊传》与公羊学乃二学说矣。革命派所取者公羊学而非《公羊传》矣。以《公羊传》观之，汉朝之兴与存在不宜丝毫籍助春秋之权威，革命派灭满兴汉主义，亦无点滴理由依仗孔夫子。且不必即刻断定《公羊传》是否完全合附春秋之真意，仅公羊学歪曲春秋、诬言孔子之实乃显而易见，不容置疑。［⑧ｄ］
    对于谶纬思想和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等，服部更是严加指责：
    公羊学者之说，即证诸春秋，亦不相合，加之矛盾百出，不得不弥缝破绽，实乃荒唐无稽之言。现时支那人取其学说，借助孔子的权威，以春秋要旨为革命之道德根据，以此为公羊学之妄言辩解，祛除疑惑。［①ｅ］
    赞赏、指责、批判，学术界兴起对公羊学的关心风靡一时，活跃在东洋史学界和汉学界的学者们纷纷辑文投稿，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公羊传》和公羊学，渐渐出现了论述大同思想、戊戌政变等文章。
    １９４８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研究》［②ｅ］一书，收载了板野长八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稻田正次的《关于戊戌变法》二篇论文。木村英一的《中国的实在观的研究》［③ｅ］中有“大同书的思想及其性格”一章，认识到要深刻理解《大同书》社会思想的意义，就必须究明被想象的理想社会深处的实在根抵，只有理解了某些特定的思想，才能究明真正的实在之物。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１９５０年，福井康顺在《现代的伦理思想》一文中，介绍了康有为伦理思想的各种见解，“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孔子的学说呢？现代支那的伦理思想，正是围绕着这点，并且不断延伸着。”［④ｅ］
    野村浩一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于１９６４年著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一书，第一部分为“清末公羊学派的形成与康有为学说的历史意义”，由清末公羊学派形成的前提条件到戴震和章学诚的学说，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公羊学派的魏源尤为重视，论述其思想来源及形成过程。野村从清末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冲击及侵入，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还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中分析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野村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以往中国问题研究者中所罕见的。
    《春秋公羊传的研究》［⑤ｅ］是一部研究《公羊传》的大作，著者日原利国，原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先后执教于爱知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是研究西汉思想史的专家。该书由七部分组成：一、春秋学的成立。二、侠气与复仇。三、心意的偏重——关于行为的评价。四、人伦道德。五、经与权——原则与例外。六、特异的夷狄论。七、文与实——理念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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