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公羊学研究(1)网(2)
2015-03-24 01:08
导读：在正文第六部分“特异的夷狄论”中，日原论述如下：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儒家所要实现的理想之国应该是
在正文第六部分“特异的夷狄论”中，日原论述如下：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儒家所要实现的理想之国应该是：远方之人顺服归化、华夷境界消除、天下远近归一、迎来太平之世。这也是儒家的世界观。《公羊传》也标榜“大一统”（隐公元年）和“王者欲一乎天下”（成公十五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提示“春秋之义”时写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即最初阶段把自国与华夏的诸候国区分开，第二阶段疏夷狄而和华夏。第三阶段是加上的‘夷狄进至於爵’这一条，这一阶段不仅拆除了自国与他国之障壁，而且连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也消失了，世界同归于一统。最后一条在《公羊传》中没有明文可见，是何休添加的。何休有所谓三科九旨之说，可见三个阶段符合了衰乱——升平——太平世之说。成公十五年所述的是春秋笔法的解说，按照阶段，施德化遍及远方，不是指明了发展史观吗？［⑥ｅ］
持相同意见的还有稻叶一郎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哲学——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立场〉》［⑦ｅ］一文中说：
东汉末学者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所述的是衰乱、升平、太平和社会文化进步的历史哲学，然而这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反。这一历史哲学在清朝中期以后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康有为在西欧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以三阶段的发展学说解释历史哲学，作为变法自强运动的理论根据，但是由实际考证发现，何休的历史哲学决不是那种三阶段发展学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在阴阳五行说范畴中的发展学说而已。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坂出祥伸编著的《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①ｆ］一书，是论述康有为生平事迹的专著。
康有为及公羊学，对当今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但研究康有为的日本人并不多，坂出祥伸在分析这种不为研究者重视、不为读者关心的原因时说：
戊戌政变后孙文等人的革命派崛起，使辛亥革命获得成功，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称孙文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相反对康有为等人，由于他们主张复辟、尊孔，逆历史潮流而行，结果评价低落。
还有更糟糕的原因是，我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是不加批判地追随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即按照革命派（孙文等）——善人、改良派（康有为等）——恶人的公式来处理的，所以对康有为的评价在日本是不会高的。象我这样研究康有为的人，也不能不感到脸上无光。近年来，中国迈向“四个现代化”的道路，重新评价康有为及其“近代化”的主张，康的著述等也接二连三地出版了。［②ｆ］
宇佐美一博在《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形成和本质的性格》中，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诸篇分成性质不同的几大类，第一类是与《春秋》有关的、以《春秋》为主而述的诸篇；第二类是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秩序为基础阐述的诸篇；第三类是倾向法家的诸篇；第四类是有关郊祭的诸篇。第一类是以《春秋》为主的，主要有（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精华）第五，附带提及《春秋》的有自（楚庄王）第一至（俞序）第十七，（三代改制）第二十三、自（爵国）第二十八至（必仁且知）第三十、自（对胶西王）第三十二至（实性）第三十六、（阳尊阴卑）第四十三、（四时之副）第五十五、自（郊语）第六十五至（郊祭）第六十七、自（郊祀）第六十九至（郊祀对）第七十一、（威德所生）第七十九、（天地阴阳）第八十一。其中（阳尊阴卑）、（四时之副）、（威德所生）、（天地阴阳）又属第二类，实与《春秋》相关甚微。第三类倾向于法家，（离合根）、（立无神）、（保位权）等篇中与《春秋》相关内容的则丝毫未见。宇佐美一博还在《董仲舒研究——由气及养生思想方面导入》［③ｆ］一文中，论述了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的密切关系。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宇佐美一博认为将《公羊传》与董仲舒的春秋学相比较，可发现《公羊传》中只有“经和权”，而董仲舒的公羊学中渗加了浓厚的“变”的观念，这是两者很大的不同点。属第二类的诸篇中《易传》的思想影响很深厚，其中可窥见《春秋》学问的性质即是：“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虽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春秋繁露》精华第五）这一性质与《易传·系辞上》中“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以及《易传·系辞下》中“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是相通的。
由此可知，最近几十年中，日本的公羊学研究比较过去有着长足的发展，不但有专文、专著论述，即使在教科书中，也提到它和戊戌变法的关系了。
八十年代上半期，还成立了“公羊注疏研究会”，由立教大学教授森秀树、日本大学教授田中麻纱已、埼玉大学教授关口顺、清泉女子大学教授春日井明、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研究员春本秀雄和几位付教授、
研究生所组成，每月定期召开研究讨论会，并出版《公羊注疏译注稿》，《春秋公羊传注疏》不仅有了详尽的训点，就连通俗易懂的日语译文也出现了。
五、滨久雄和他的公羊学研究
日本对公羊学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的是滨久雄先生。滨久雄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从事汉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公羊学研究上造诣很深，在当今日本研究公羊学学者中首屈一指。１９９２年《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一书出版了，凝聚着他多年来勤奋研究的汗水。此书是继日原利国《公羊学的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公羊学研究专著。
大学排名
滨久雄先生纠正了以往公羊学研究中的肤浅、片面状况，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在著作中综述前贤、阐发古义、融会古今，概述原始公羊学的成立及展开，至西汉盛行时期成为汉帝国成立的理论根据，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兴起，又成为改革当时政治的理论根据。著者考察了公羊学成立、发展的全过程，论述了公羊学在思想界所占的地位。
池田末利为此书作序，高度赞扬了滨久雄先生勇于在日本学者中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内拼搏的精神，这种创举“实在令人敬佩。”并将该书的独到之处概述为以下几点：
一、从思想史的观点上把握住了公羊学乃至何休学的发展及其统一。
二、改变了以往视“通三统”与“存三统”为同一的观点。强调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提供了常州学派的龚自珍、廖平不曾运用“通三统”的依据。
三、究明了清代公羊学派的系谱，肯定了以往被忽视的庄述祖的学术成就，高度评价了他在常州学派中所起的桥梁作用。
四、解明了常州学派的公羊学与佛教间的有关问题。
五、深入到以往极少有人涉及的刘逢禄、凌曙、陈立的学问和思想研究领域。
六、论述了王闿运的经学思想及其弟子廖平学说的变迁。
七、阐述了给予庄存与、孔广森以深刻思想影响的赵＠④的学问和春秋学的特色。
著作由序论和三部组成。序论“公羊学在中国思想中所占的地位”；第一部是“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二部是“清代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三部是“有关公羊学的几篇论文”。
序论中著者概述了汉、清两代公羊学的展开，十分强调公羊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汉景帝时由公羊寿与胡毋生著于竹帛的，其思想特征为革命、尊王、非战、任侠、复仇、灾异等十项内容。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汉代的公羊学是带着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登场的。汉初诸候不断叛乱，大臣贵戚违法逾制，社会矛盾日益剧烈。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主导，任其自然，随其发展，导致礼制废驰，等级混乱，对统治秩序危害严重。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全国政治统一。汉武帝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董仲舒首举“公羊学”，强调严肃宗法和政治纲纪，严格等级秩序，是当时时代的需要，政治的需要。董仲舒在天人对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了黄老、法家和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取代黄老，成为汉代官方哲学思想。狩野直喜指出：“汉武帝时代及其以后，并非黄老思想一扫而光，武帝自身尊崇儒学，同时也信奉神仙、方士，就是对道家的兴趣也不浅。”［①ｇ］也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那样：“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西汉经学形成的主要原因。”［①ｈ］这正是汉代儒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它吸收了谶纬说和道家思想，使原始儒家思想中注入了神秘思想。著者认为，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的公羊学，构成独立的思想体系，西汉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公羊传》在诸经中获得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王朝经元、成、哀、平四帝，日趋衰落，汉武帝以来盛极一时的公羊学也随之衰微，魏晋以后，成为绝学。
乾嘉时期，社会矛盾激化，大地主、大商人疯狂兼并土地，各地农民起义频起。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等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力求论证“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②ｈ］企图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内振朝纲，外敌“四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刘的弟子龚自珍、魏源借《公羊传》以讥议时政，抨击封建末世，提倡“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继承了、刘、龚、魏的学说，充分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作为宣传、鼓动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公羊学自东汉后衰落达一千五百多年，到清中叶又奇迹般地复兴了，著者再次强调，作为变法运动理论根据的公羊学，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指导思想而登场的公羊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经学史、政治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著者分析了公羊思想的进步性和保守性，说公羊学肯定了易姓革命的必然性，这点是非常进步的。公羊学中的“三科九旨”、“通三统”、“张三世”等学说，都含有变易、进化思想，暗示着易姓革命的必然性。魏源正是发挥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提倡经学致用，为自己的变革主张寻找理论依据，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③ｈ］还说：“变法愈尽，便民愈甚。”［④ｈ］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阐述历史进化论观点，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三世说”的实质，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康有为为了把自己的维新理论制造得更加完备，又在“三世说”中添加了《礼运》中的“大同”、“小康”学说，把《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把《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并描绘出中国由“小康”步入“大同”的宏伟蓝图，即封建社会（小康），通过改革，进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同）。康有为正是在旧的儒教经典中寻找理论根据，制造舆论，鼓吹变革的。
戊戌维新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著者肯定了康有为为挽救垂危的清政府而提倡改革的热情，他的一系列维新宣传活动，对于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加速清政府的垮台，起到过很大的作用。
著者还指出，“大一统”的思想也曾被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对外侵略、奴役邻邦的理论根据。太平洋战争中，有个叫山田光遵，也曾“研究”过公羊学，他说什么当时日本的国策——“八纮一宇”的精神是与《公羊传》的“大一统”精神相符合的。所谓“八纮一宇”精神就是要“统一四面八方”，“统一全世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吞并世界的疯狂野心的写照。著者也承认，借助公羊思想，炮制“八纮一宇”的“国家伦理”，早已在历史事实面前碰得粉碎，结果正与山田光遵的理论相反，军国主义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八纮一宇”的“崇高理想”也就云消雾散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滨久雄先生对公羊学的研究及其专著的内容丰富，它无疑是目前日本对他们公羊学研究的综合评述。
综上所述，《公羊传》是儒家经典之一。由于它着重阐释《春秋》“大义”，以致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在西汉及清代中叶以后更为显著。儒家的“定为一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以至康有为的变法改制，都曾援用《公羊》的“微言大义。”
日本和我国一水相隔，儒家经籍由朝鲜传入日本后，传习的人也就日渐增加。尽管日本潜研宋明理学的人较多，但译注、解释《公羊》的人也不是没有，近年以来，注目《公羊》的学者也日益增加。那么，对日本公羊学的过去和现在作一历史的回顾，无疑是有其必要的。
①ａ 马里厄斯·詹森《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树立言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
②ａ 应神天皇十六年说法不一，有说是公元３７７年。本文采用《日本文化总合年表》所记载的年代，市古贞次等编，岩波书店１９９１年４月版。
①ｂ “训读”用日本原有的语言读汉字或汉文的方法。
②ｂ “稚儿”非正式僧侣，以读书、学习、受教育为主要任务。
③ｂ 《日本思想大系２８——藤原惺窝·林罗山》，岩波书店１９８０年版４７１页。
①ｃ 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东大出版会１９８２年版。
②ｃ 文录、庆长战争，即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为了要侵略明朝而先行侵略、征服朝鲜并要求其为侵明先导所引发的侵略战争。
③ｃ 阿部吉雄《讲座东洋思想》第十册，东大出版会１９７０年版。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④ｃ 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的海外知识》，第１４８页。
⑤ｃ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９７页。
⑥ｃ 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东大出版会１９８２年版。
①ｄ 滨久雄《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２１页，国书刊行会１９９２年版。
②ｄ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金港堂１９９０年版。
③ｄ 高濑武次郎《支那哲学史》，文盛堂１９１０年版。
④ｄ 宇野哲人《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宝文馆（昭和二十九年）１９５４年版。
⑤ｄ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昭和二十八年）１９５３年版。
⑥ｄ 小岛祐马《中国的社会思想》，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１９６７年版。
⑦ｄ 中江丑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岩波书店（昭和二十五年）１９５０年版。
⑧ｄ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１９１７年版。
①ｅ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１９１７年版。
②ｅ 《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究会议现代中国研究特别委员会编，好学社，１９４８年版。
③ｅ 木村英一《中国的实在观的研究》，弘文堂书房１９４８年版。
④ｅ 福井康顺《东洋思想史论考》，法藏馆１９５０年版。
⑤ｅ 日原利国《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创文社１９７６年版。
⑥ｅ 日原利国《春秋公羊传的研究》，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⑦ｅ 稻叶一郎《史林》５０卷３号，１９６７年５月。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①ｆ 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中国之人与思想丛书），集英社１９８５年４月版。
②ｆ 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第七页。
③ｆ 载《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综合研究》，平河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①ｇ 狩野直喜《西汉学术考》第２８—２９页，筑摩书房１９６４年版。
①ｈ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文第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②ｈ 刘逢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诛绝例第九》。
③ｈ 魏源《筹鹾篇》，见《魏源集》下册第４３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
④ｈ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见《魏源集》上册，第４８页。＊
共2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