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与今文经学(1)网(2)
2015-03-30 01:04
导读：龚自珍的启蒙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是矛盾的，但在思想禁锢那样残酷，文网那样绵密的时代，他只能借用旧躯壳以容纳新灵魂。而今文经学经书不多
龚自珍的启蒙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是矛盾的，但在思想禁锢那样残酷，文网那样绵密的时代，他只能借用旧躯壳以容纳新灵魂。而今文经学经书不多，文字简略，可以用一部经书抹杀几十部经书、几千种传注，这正好适应了他的需要。叶德辉的反动嗅觉是很灵敏的，他说：“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沈文起所谓书短而易习，义浅而易推者……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亦正坐蹈斯病”，“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致举国若狂，不可收拾，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能毋惧之与？”<《翼教从编》卷四，叶德辉《与石醉六书》。>又说：“六经之道，扫地尽矣。诗曰：‘谁为厉阶，至今为梗？’是则龚氏之过也。”<《翼教丛编》卷三，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激烈地指斥龚自珍是提倡今文经学使六经之道扫地以尽的乱阶祸首。
综如上述，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为了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统治，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充分利用了今文经学书短易习，便于牵强附会的特点，又充分利用了今文经学中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用以宣传他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思想。这就是龚自珍之所以要提倡今文经学的原因。
二、 龚自珍今文经学著作的内容和特色
龚自珍所提倡的今文经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首先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
（一）具有发展观点的进步的历史观
龚自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今文学者，他并不完全遵守公羊家法，而且对今文经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对传统的今文经学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说：“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徙相万万，世变名实徙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春秋》，有专条者十一二，无专条者十八九，又皆微文比较，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春秋决事比自序》，《全集》第233页。>因此他认为不能把《春秋》当作预言，而要从《春秋》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谓“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其殊统，考之孤文只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以大救俾当世”，这就是他研究《春秋》的目的。他对于《春秋》“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大迂回者，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等公羊家的理论，从而引申出他的具有发展观点的进步的历史观<《春秋决事比自序》，《全集》第233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春秋》中所说的三世，是“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公羊家引申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又加以发挥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认为自古“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全集》第5页。>，所谓“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拟上今方言表》，《全集》第308页。>。这种变的思想，正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针锋相对的挑战，并被龚自珍直接用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他宣称当时的满清社会已经到了“衰世”，所谓“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到了“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古史钩沈论四》，《全集》第27页。>的“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的时刻。根据三世说，衰世之后就是乱世，就要“当兴王”，“以俟踵兴者之改图”<《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全集》第6页。>，他据此宣称一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即将到来。在《尊隐》一文中，他引公羊义把每天分为蚤时、午时、昏时，说清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有“山中之民”起来，一啸百呤，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全集》第87—88页。>。他用这样的语言，讴歌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今文经学就是他的理论依据。公羊家认为社会制度有所谓三统，即帝统、王统、霸统，王统用文家治天下，霸统用法家霸天下，这就是所谓的“文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这种理论实际是受了韩非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龚自珍把这种三统循环论中的变易进化的成分加以发挥，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全集》第319页。>。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变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的，坚决否认社会制度是圣人创造的。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全集》第12页。>。他认为语言、文字、
数学、历法、方位、医药以及宗族、婚姻、法律、政治制度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自然形成的，都是“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全集》第13页。>，帝统、王统、霸统也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变革，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鼓吹“改图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理想中闪烁的反封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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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他认为现实世界一切灾难的来源都在于“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平均篇》，《全集》第78页。>，所以应该有“四挹四注”，所谓“挹彼注兹，可以奔□”<《平均篇》，《全集》第80页。>。
在解释《论语》中的“齐之以礼”时，他竟然说：“齐者何？齐贫富也。又齐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语录》，《全集》第421页。>可见，龚自珍主张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且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了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均贫富”的思想，已经考虑到人格的平等的问题。在《论私》、《宥情》、《病梅馆记》等文章中，他强调个性的解放，巧妙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二）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在《春秋决事比》这一重要著作中，龚自珍援引《春秋》发挥了他反对封建纲常的进步主张。可惜这一著作已经亡佚，仅存其序和答问，但就从这点残文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对封建专制的抨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封建统治的三条巨大的绳索，一直被奉为天经地义，不能触犯。龚自珍却勇敢的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说：“《春秋》何以作？十八九为人伦之变而作。大哉变乎！父子不变，无以究慈孝之隐；君臣不变，无以穷忠孝之类；夫妇不变，无以发闺门之德。”<《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可以变动的。他说：“《春秋》张三大，治三细，其处三大也恒优，劾之也反厉，处三细恒惬，劾之也反恕。”<《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这里说的三大就是君、父、夫，三细就是臣、子、妇。也就是说，因为三大是处于优越的主导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不尽君道、父道、夫道，那就应该严厉地谴责处置；相反三细由于处于卑弱随顺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不尽臣道、子道、妇道，那就应该宽恕。按照清朝的法律，父亲杀了儿子，罪过比杀平常人要轻。龚自珍按照《春秋》则认为应该比常人更重，他举“春秋晋侯杀其世子，书诡诸卒，不书葬”为例，说明“杀世子、母弟，罪加杀命卿一等”<《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显然这是对父为子纲的否定。他说：“母预弑父”，“《春秋》不立子仇母之文”，是因为“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父母对于儿子都具有同样的地位，这与“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也是水火不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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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里克弑其君之子夷齐，弑其君卓子，龚自珍根据“晋杀其大夫里克，称国以杀，不去官，不去氏”，说明《春秋》对里克“是再三恩原之”。为什么要再三恩原之呢？是因为“二幼君之立也本不正，大夫惟不忘正，不从君于昏”，所以可以原谅<《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全集》第57页。>。对于没有君命就称兵君侧的赵鞅，龚自珍说这是“除君侧之恶人”，就应该允许，并且说：“外臣之有兵柄者，当如是矣。”<《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全集》第56页。>龚自珍根据所谓公羊家法，在古老的经书中找到了反对君为臣纲的理论依据，把自己的叛逆思想通过古老的经学语言表达出来。在他的著作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语言触目皆是。他说：“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钩沈论一》，《全集》第20页。>他说：“王者取天下”，“要必有阴谋焉”<《葛伯仇饷解》，《全集》第124页。>。他说：“圣帝哲后，明诏大号，劬劳于在原，咨嗟于在庙，史臣书之。究其所为之实，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论私》，《全集》第92页。>揭露帝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己一姓之私利。在龚自珍的时代，这些言论的尖锐锋利的确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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