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与今文经学(1)网(3)
2015-03-30 01:04
导读：龚自珍在《撰四等十仪》一文中，繁征博引书史，主张天子与群臣坐而论道。有些同志认为这只不过是些细枝末节的改良措施，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件大逆不
龚自珍在《撰四等十仪》一文中，繁征博引书史，主张天子与群臣坐而论道。有些同志认为这只不过是些细枝末节的改良措施，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因为废跪拜之礼，就是废君臣之义，不成其为君为臣纲了。
即使是《大誓答问》这样的纯粹经学著作，也仍然寄托着他的反对封建专制的微言。他引经据典千方百计地证明《古文尚书》中的《大誓》不是孔子所订的古《大誓》，好象只是为了说明“今文大师之不可厚诬”，这似乎并无什么意义，殊不知他是用几句短短的《大誓》遗文，抹杀了圣贤的经传，而这几句被他誉为“瑰伟渊奥”的《大誓》遗文，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如“独夫受”，“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大誓答问第二十五》，《全集》第76—77页。>，又恰恰可以发挥他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所以他才这样赞扬不已。
（三）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
龚自珍发挥了《公羊传》中的“异内外”之论，作为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思想武器。他说鄙弃夷狄是“春秋之家法，异内外之大科”，暗指清王朝是夷狄入主中国，而夷狄是“不可理者，理之而益棼，不可教者，教之而益犯”<《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二》，《全集》第58页。>；又说“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义得去，去则绝”<《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暗示清王朝只是诸侯之君，对汉人来说不存在君臣之义。
在《壬癸之际胎观》中，他用《春秋》笔法，寄托了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仇恨。他说：“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例，域中之言有例。有以天为极，以命为的；有不以天为极，不以命为的。”在这里，他以“异内外”之旨，隐晦地指出清王朝与汉族人民的利害是对立的。所谓域外之言，是指满语，域中之言，就是指汉语。他认为清王朝应该顺从的天命，汉人就不应该顺从。“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则立宗为先，及其有天下，师彼农夫，谓将以传福禄于后昆。呜呼！既报之后身，又禄之身后，不亦劝乎？既报之于后身，又芟刈其身后，不亦伤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瞀，而惟为善之是坚。”这段话也是同样隐晦地指出了汉族人民应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坚持反抗清统治者的斗争，这就是善，应该为此而互相鼓励劝勉，不要迷惑动摇，因为这是既报之后身，又禄之身后的事业。如若不然，不但自己将是千古罪人，而且要遗祸子孙。这些话为什么晦涩难解呢？这是因为“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壬癸之际胎观第六》，《全集》第17页。>毫无疑问，这大忧大患就是民族被奴役被压迫的大忧大患，这大仇大恨就是对清统治者的大仇大恨。他又说：“道莫高乎能容，事莫惨于见容。”他把清统治者笼络汉族人民，使之忘记民族仇恨的手段，称作“见容”，他指出这种手段是屠戮灵魂的“心刑”，因为这会使人们失去斗争的意志。他说“报大仇、解大难、谋大事、医大病、学大道皆依心之力”<《壬癸之际胎观第四》，《全集》第15—16页。>，就是企图用“心力”去战胜“心刑”。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在《古史钩沈论》中，他也是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反清思想。他说：“王者，正朔用三代，礼备六代，书体载籍备百代，夫是以宾宾，宾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遗也。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寿□也。”大意是：清朝政权气数已尽，它开国时本族的英雄豪杰已经完了，现在该轮到异姓的宾，也就是汉族的英雄豪杰们，该他们“当兴王”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是他抨击封建专制，昌言社会改革，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理论武器，它实质上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启蒙思想。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人人大率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说出了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这里之所以“若受电然”，就是由于龚自珍的思想带有突出的反封建的启蒙性质，“稍进乃厌其浅薄”，乃是由于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感觉到龚自珍的思想的幼稚与粗糙。这种启蒙思想之所以幼稚与粗糙，乃是因为今文经学的古老形式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它的内容，使它仍旧具有某些封建色彩甚至封建因素。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还非常微弱，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龚自珍就不可能提出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的今文经学也只能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启蒙思想。
三、 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意义
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把许多知识分子从汉学的琐屑考订和宋学的性理空谈中解放出来，从事经世致用的学问的研究，使他们的眼界从故纸堆中移向生民疾苦和国家大事、世界潮流。龚自珍的今文经学又直接孕育了戊戌变法一代的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曾受过他的巨大影响和深刻启示。他不仅使他们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引导他们去追求新的思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传新思想的方法和形式。康有为等人后来在戊戌变法中所依据的今文经学理论，实质是龚自珍的理论的直接发展，而这种发展导致了传统经学的彻底破坏。封建思想的卫道者把“六经之道，扫地尽矣”的始作俑者归于龚自珍，就说明了龚自珍的巨大贡献。不仅如此，龚自珍的今文经学中的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思想，对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的许多志士仁人发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总而言之，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龚自珍通过提倡今文经学，同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曾经为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战场，准备了阵地，这就是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战斗意义。龚自珍自称：“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全集》第519页。>这首诗虽然很有些自负，但他的启蒙思想对当时沉闷胶固的思想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从而开创了一代风气，却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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