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在1958 ——50年前《作家通讯》上303位作(2)

　　一、如前一样，每天不间断地收听中央台和北京台广播的一切新闻，希望在党的号召下和六亿人民呼吸步调能够合得上拍、接得上气。

　　二、每时每刻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五条自己勉励，把心交给党，把知识和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约略熟习作协领导编辑的各文艺刊物的每期目录，每期内由青年朋友阅读听取若干篇。虽在病中、还勉作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工作者。

　　四、如有余力，希望进行修改‘呐喊谈丛’及‘鲁迅先生二三事’。”

　　韩笑的“三年规划”怕是所有规划中最能“领会精神”的了：“三年内写抒情诗150首，3000行；劳动颂100首，1000行（赞美各种劳动的）；商品宣传诗150首，750行（作为商品广告的，此项望你们协助与商业部挂上钩）；歌词50首，1000行；儿童诗30首，1500行；政治抒情长诗10首，8000行；祖国颂（长诗）2000行（建国十年时完成）；毛泽东颂（长诗）5000行（可能在1960年完成）；盼望（叙事诗）6000行（写一个少年在斗争中成长）。以上总计长短诗493首，28500行。

　　1958年创作规划也略有增加，准备写：抒情诗50首，1000行；政治抒情诗4首，2500行；劳动颂30首，300行；商品宣传诗50首，250行；歌词20首，500行；儿童诗10首，600行。总计164首，5150行。这个规划是否冒进了？我有些胆怯。但是我有决心努力，争取按计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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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条”排山倒海，但是与当时的许多标语口号相比，这期《作家通讯》的“编者按”还是带些人情味的，尽管提出了要求，但也给出了余地：“至于说，每个人的规划都可能有变动，那本是真情，这种创作规划的变动的可能性，比工厂、合作社当然要大得多……大家才不会看得太死，不会把话改变一下原定的规划就当成什么错误”，“写得多当然是好的，但也要注意写得好。千万不要只顾在数量上跃进就忽略了质量。文学的创作的跃进，最基本的方面还是在质量上。只要写得用心，写得勤，写得少点也可以。”

　　如此种种，于今读来，仍觉颇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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