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999年文学各学科研究新书评介·《中国近代

   在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中，郭延礼先生是成就卓著的学者。近年，他又将研究视野转向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难点—翻译文学研究，以44万余字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填补了又一个学术空白。

    《概论》分为上下两编，共19章。上编探讨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主要特征，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诗歌、小说、戏剧、寓言翻译的概况，从宏观上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进行了总体的透视。下编则是对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与成就的分析，从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周桂笙、伍光建、曾朴等，一直讨论到“五四”之前的周氏兄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的文学翻译活动。上下编之间内容虽有重合之处，但上编侧重于对近代翻译文学特征的把握与规律的寻找，下编则以对翻译家的个案分析为线索，凸现了一部具有主体感的中国近代的翻译文学史，更加详尽地展开了上编中的总体论述。因此，在博考文献基础上的史论结合，就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特征。

    近代中国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蜕变的转型期，也是中西文化撞击的历程。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艰难跋涉。《概论》将“翻译文学”置于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富有个性的阐释。按照传统的近代史分期，拉开近代中国历史帷幕的是鸦片战争。然而，从1840—1870年的30年间，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几乎是一个空白，从1870—1894年，才有零星的翻译文学出现。而翻译文学的大量涌现，则是在20世纪初。为什么从1840—1894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甚少翻译文学呢?《概论》认为，鸦片战争后，最先迎接西方文化挑战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思潮。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侧重于人的内在觉悟，“外王”侧重于经世致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即使是民对民族危机有深刻反省的有识，之也认为只要在经世致用的“外王”方面向西方学习声光电化，就可以达到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一般读书人所谓的西学以实学为胜，若论诗赋词章，还是中国第一。这一思维定势和价值判断导致了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误解，阳碍了西方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概论》进一步指出，文学翻译较一般翻译为难，也是翻译文学出现较晚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民族文化深层内蕴的再现，也较难在文化碰撞的初期引起另一个民族的兴趣。基于此认识《概论》著者没有将翻译文学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简单化地重合在一起，而重点阐发了翻译文学自身发展的特征。这一阐发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有利于人们重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倘若以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化作为近代文学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应该从1895年的甲午战败开始，此前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解体与近代文学的萌芽期。本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翻译文学作为世界文学走向中国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正是在甲午战争后才真正出现的。而“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源泉，也正是对近代文学世界化倾向的认同。这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与弄潮儿都是近代翻译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近代翻译文学进行了独创性的分期之后，《概论》进一步探讨了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就翻译的内容而论，近代的翻译文学在动摇着、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以诗词与散文为正宗的，小说则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史”。而在近代的翻译文学中，最多的恰恰是翻译小说。尤其是中国本土从未出现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翻译过来的就特别多。以科学小说取代志怪小说、神魔小说，以侦探小说取代侠义公案小说，以政治小说这一崭新的文体来传播维新变革的火种，一时竟成为风尚。然则，由于初期的翻译带有思想启蒙的明显的功利特征，加上对外国小说的翻译选择不严，导致了大量二三流的作品流入中国，而国外经典性的文本翻译过来的反而很少。随着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表现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开始向名家名著倾斜。在后起的文学革命中，鲁迅的小说毫无争议地成为文学的正宗，与近代大量的翻译小说的流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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