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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999年文学各学科研究新书评介·《中国近代(2)

2015-04-09 01:08
导读:从翻译的形式出发,《概论》又讨论了近代翻译文学从意译到直译的演变。作者认为,萌芽期与发展期的近代翻译文学绝不是“烂熟于心,一挥而就”的意

    从翻译的形式出发,《概论》又讨论了近代翻译文学从意译到直译的演变。作者认为,萌芽期与发展期的近代翻译文学绝不是“烂熟于心,一挥而就”的意译,而是所谓“豪杰译”是“随意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不但可以将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称谓等中国化,“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大段大段地将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掉”(P34);而且译者可以随意增添原文中所无的文字,不时地扮成一位章回小说家的面孔站出来“说话”,有时为了思想启蒙和政治宣传的需要,把原作中的主题、人物与结构通通改造一番。“在近代翻译界,真正倡导直译的,应当首推周氏兄弟。”(P73)比较而言,以诚为本的直译要优于“随意的翻译”。因为翻译是借鉴的窗口,其要旨就在于让读者借助这个穿口看清窗外的真情实景。象近代初期的翻译文学那样,最后搞不清是翻译还是创作,模糊了原来文本的本来面目,就使读者无法客观地了解外国文学的真实,也不会成为翻译的正道大法。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两种异质的文化碰撞之初,也许从介绍、改译、意译到直译,是两种文化融汇逐步深入的过程。这就是说,在一般人对外国文学的思想情感、描写方法、表现技巧还较为陌生的时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倘若不对原文进行适合于国人欣赏习惯的变异,就不会被读者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林纾等人那种改译之作大行其道,而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却不受欢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然则,随着东西方文化融汇的日益加深,将异域文学通过翻译扭曲变形以适合国人的审美口味,确实是在向着真正欣赏外国文学演化。到了“五四”文学革命,近代那种随意性很大的“豪杰译”就被彻底抛弃,而代之以较为纯正的直译。

    《概论》不但填补了近代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比较文学研究也有着重大的贡献。当然,就广义的比较文学概念而言,翻译研究本身就可以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这尤其表现在译作对原著的变异等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上。然则,即使从狭义的渊源学的角度,本书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也远在一些泛泛的论著之上。本书由西方的小说观念对近代翻译小说的影响,进而论及这种观念与翻译小说对近代小说创作的影响。甚至著者在研究一个译本的时候,立刻就能指出这个译本是近代哪些创作小说的渊源。《概论》认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论》无论是构思还是表现理想的方式,都受到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在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碧荷馆主人的小说《新纪元》中,都出现了“未来幻想曲”式的结构方式,除了《雪中梅》的影响外,还受到了美国贝拉米的《百年一觉》的影响。而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明显地受到了法国鲍福的《毒蛇圈》的影响。

    不仅如此,近代的翻译小说对近代创作小说的文体变革与艺术表现技巧,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小说类型大体不外志人、志怪和讲史三大类,从未出现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和教育小说,而近代的翻译小说则拓展了中国小说的文体类型。在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美国政治小说《百年一觉》的影响下,出现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的《狮子吼》、怀仁的《卢梭魂》、春帆的《未来世界》、思绮斋的《女子权》等大量的政治小说。在近代译界将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大量地译成中文后,出现了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等为数不少的科学小说。在译成中文的柯南·道尔《福尔摩斯侦探案》的影响之下,中国作家也创作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的侦探小说,如李涵秋的《雌蝶影》、吕侠的《中国女侦探》、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而《苦学生》、《儿童修身之感情》、《馨儿就学记》、《埋石弃石记》等教育小说的输入,则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小说的创作,如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杞忧子的《苦学生》、吴蒙的《学究新谈》等。西方话剧的翻译与演出,又使中国出现了一种与传统戏曲迥然不同的新文体。在艺术的表现技巧上,近代的创作小说所受翻译小说的影响也很大。中国古代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形成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在外国翻译小说的影响下近代小说不但出现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且对后来小说插入日记以及日记体小说均有影响,前者如徐枕亚的《玉梨魂》(1912),后者如包天笑的日记体小说《飞来之日记》(1915)、周瘦鹃的《珠珠日记》(1915)等。”(P503)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基本上是有头有尾的线性叙述模式,在近代翻译小说的影响下,创作小说才出现了大量的倒叙、插叙的结构方式,而且近代中国小说中的描写技巧,也可以从翻译小说中找到渊源。《老残游记》中自然景观精彩的描写和人物数千字的长篇独白,明显地受到了翻译小说的影响。《概论》中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也是该书的又一贡献。

    《概论》将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微观的求证工夫结合在一起,体现出著者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和存真求实的学风。在急功近利、浮躁学风泛滥的今天,郭先生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尤其值得我们称道。可以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不仅是一部理论研究的创新力著,也是一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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