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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冷静、平和、公允的学术研究态度和开放的学术胸怀。
李国华教授颇具传统学者的朴学之风。其《文学批评学》一书视野开阔,广取博收,每一立论都是在对以往关于相关命题的各种传统见解、学说的认真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其论析也精,其观点也信。整部书宛如经过反复浓缩的奶酪一样给人厚重、质实之感。如“标准论”一编即认真梳理了从孔子到毛泽东,从柏拉图到西方现代主义等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种种说法,在反复推断剖析的基础上将文学批评标准的基本特性归结为“审美性和功利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统一”、“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因此通观全书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冷静、平和、客观、公允的学术研究态度。这种学术研究态度对于刚刚迈入新世纪,急于克服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混乱、喧嚣、偏激、自失的积弊,反躬自省,以求全面深入地总结自身的文学批评学科建设来说尤显可贵。正如狄其骢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80年代的文学批评由于沉醉在突破传统和标新立异的亢奋中,混乱就是新秩序,问题就是新进展,一切都被亢奋的激情所遮蔽、所美化。
当亢奋消失的90年代来临,文学批评突然困顿和迷惘起来”,基于这种困厄,李国华教授的《文学批评学》一书力图在“新时期文学批评大发展的无序中寻求批评的秩序,在流派林立的批评实践中探索共同的基本原则,对文学批评发展中所提出的新问题做理论上的调整和处理”(狄其骢语)。建设性的学术研究、寻找秩序的艰难建构当然不能凭借偏激奇谈、耸人怪论达成,不能靠哗众取宠实现,只有靠坚持真理、抱诚守真的纯学术态度、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去完就。该书并没有为树立一家之言而打倒一片,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广泛吸纳了古往今来关于文学批评的一切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既不盲目趋新,狂热追潮,也不一味守旧,固步自封,而是兼容并包,冷静辨析,有所汲取,有所拒斥,有所继承,有所批判,从而使其结论建基在无比博大深沉的学术历史积淀的地层中,表现出了应有的开放的学术气度。这种气度和胸怀对于从门户林立、互相拒斥走向多元互补、对话整合的当代文艺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值得大力倡导的。
第三,强烈的务实精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必须能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站在现实和实践的潮头因势利导指引实践,必须有益于实践,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文学批评学由于其鲜明的当代性气质,尤应注重理论应用的实践性,李国华教授的《文学批评学》一书表现出了自觉、强烈的务实精神。在该书绪论中李国华教授明确宣称:文学批评学“基本上是一门实践性的‘应用理论’”,“如果把文学批评称作应用技术,文学批评学就是它的应用理论了,文学理论则是它的基础理论。”尤其是在国内文学批评学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文学批评实践技能作为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人才素质养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亟待加强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更应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技能培养。
一方面固然要系统地阐述文学批评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将批评技能培养落到实处,增强可操作性,切实做到使学生能将所学理论与批评实践、评论写作有机结合,将理论学养转化为能力,内化为素质。而国内90年代出版的文学批评学教材、专著大多过于偏重知识灌输、理论阐析,而对批评技能、写作技法的训练培养明显不足,理论与实践相对脱节。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学的教学目标就往往难以实现,培养学生分析文艺现象,撰写文学评论文章的能力也就往往会成为一句空话。针对这种情况,李国华教授在该书的写作和修改中“力求使本书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教学要求”,书中专设一编“写作论”,详细阐述“文学批评的写作程序’、“文学批评的写作原理”、“文学批评家的修养”,努力做到学以致用。这种思路完全符合当前素质教育的大趋势,对于我国今后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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