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龃龉与磨合——中国文学批(2)

    中国古代文论毕竟是一种理论形态，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演进和发展，在描述古代文论原貌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与评价，已经提上了研究日程。特别是在建国以后，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前苏联文论被我国文论界奉为标准与范本，在当时文论研究中强调对前苏联文论的学习和掌握以及用它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这样，古文论的研究重心便逐渐挪移到了理论阐发与分析上来。

    概念范畴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是思想意识的理论结晶。文学理论按其逻辑结构，是由概念范畴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一个民族文学理论的思维特点与水平，通过概念范畴体系而得到体现。对文学理论的总体风貌和理论特点的认识，离不开对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和把握。建国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格局变化的特点，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理论分析上，其中对于概念范畴的理解和阐释，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环节。

    在今天看来，前苏联文论中有不少地方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它高度地政治化和哲学化，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特点，并且是在基本不涉及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当时却被我们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范而被大量地引进和介绍到中国，享有极大的理论权威。毕达科夫、柯尔尊等人相继来华任教，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我国高校文艺学教材的主要依据和权威教材版本，对于50到60年代出现的一些由我国学者编写的教材，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架构，都产生了深刻和多方面的影响。60年代完稿的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主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展开。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用前苏联文论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或者说，用前苏联文论来切割乃至硬套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里一时蔚成风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而前苏联文论的理论体系与概念范畴，有许多并不切合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点与实际状况，特别是由于当时我国文论界学习前苏联文论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倾向，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领域的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现象更为严重。

    流风所及，连郭绍虞先生这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也未能完全幸免。尽管郭先生早在1928年就对庄子文艺观作了高度评价，所论甚为精妙（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32-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但在1955年版的改写本和1979年版的写定本中，对庄子的评价均有失公允，这正是在当时特定学术背景之中，他用唯物唯心的日丹诺夫哲学史模式来硬套中国古代文论而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郭绍虞先生尚且如此，至于其他或用形式与内容来切割风骨，以至群言淆乱，互相矛盾．漏洞百出，或是以《文心雕龙》里的风格一词去比附西方的风格(Style)概念，望文生义，曲为之说，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于是，儒家的政教中心论被附会成为政治服务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而历代对形式美、意象美、境界美以及灵感妙悟的探索与追求，则被简单斥为唯美主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而被打人所谓的“反现实主义”逆流。这段时期除郭著外，黄海章推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也梓行问世，刘著当时就以材料抉择精当、评论切要中肯、理论深入浅出等特点赢得了学界赞誉。同时，史料的整理注释取得显著成就，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舒芜、简夷之等编选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均具开创性。但限于当时的时代氛围与学术背景，这些著述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总体研究格局。

    进入80年代以来，对前苏联文论的迷信已被打破，以20世纪西方文论为主的外来文论，开始源源涌入国门。随着时代氛围的日趋宽松和学术背景的日渐多元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进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多种高水平的文论史专著陆续出版，王运熙、顾易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七卷本，是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现已全部出齐。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黄葆真、成复旺、蔡钟翔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卷等相继问世。随着古代小说、戏曲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研究老庄道家、佛教禅宗与古代文论的著述日渐增多，资料整理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全面深入发展（注：限于本文题旨，此不拟详述，可参阅蒋述卓《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略评》，《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早期以郭著为代表的批评史著述中在中西文论观念对接时因诗文中心而轻小说戏曲理论、重考核还原而轻理论阐发等局限得到了有效克服，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动态过程及其理论体系日渐充分、丰满地展示出来。以中西比较为主的中外文论比较得到积极倡导和蓬勃展开是这个时期本学科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自从1983年6月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提出古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以来，中外比较已经逐渐成为古文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然而要使各具特色并且历史上长期隔绝的中西文论全面和准确的对接仍然殊非易事，以西律中式的牵强比附仍然严重，陶文鹏先生对《文学遗产》在这段时期内收阅的理论稿件有这样的评析：

    多是从概念到概念“兜圈子”式的论证，用马列的或现代西方的文论去硬套，从而“拔高”了古人。这种阐释的方法，既无视范畴的本义、引申义、历史演变情况，及其作者不同具体环境中的不同涵义，也不注意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更脱离了文学史和文学思潮史、批评史的实际。作者写得吃力，读者也读得累，读后不得要领，反而糊涂（注：陶文鹏《史论结合，生气勃勃》，《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这个批评意见是中肯的。考虑到《文学遗产》在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研究中所享有的权威地位，这种生硬比附的现象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由于忽视了中西（前苏联文论从总体上仍属西方文论范围）两套不同的文论话语的复杂性与差异性，而对西方文论的普遍适用性作了不尽适当的过高估计，试图依照“进口的”、纯粹外来的文论概念范畴系统，来整理、解释和规范中国固有的自成体系的文论系统。在中西文论之间，过高估计了同的一面而过低估计了异的一面，必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固有特色不能完全硬塞进西方文论框架之中，不仅未能完全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使中西文论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的龃龉与冲突更为显著和剧烈化了。总体来看，一方面中西文论朝着磨合与渗透的方向纵深掘进，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中西文论的抵触与冲突也更为彰显，在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趋势中摇摆前行，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景观。

    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注：转引自杨宪邦主编《中国哲学通史》，第一卷，第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西方的形式逻辑凸显论证形式的正确性，强调对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界定与精密推论，而中国的辩证逻辑则是一整套关于事物的变易发展、对立统一、有机整体、生生不息的理论思维模式。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形式不完全是同一个逻辑层面的东西，它既给中西文论的各自发展以深刻影响，又给两套文论话语的准确对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模式还和文字结构特征有关，姜广辉先生认为：

    由于中国文字具有象形意义，因而它的文字系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原来文字的内涵也随之扩大，有的名词甚至包含一两千年间不同的规定性，由此造成中国传统思维的概念（实为表象，这里姑且称之为概念）的流动性和模糊性。

    而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带有任何象形的意义，文字的意义完全是人主观加上去的。你提出一个概念并要人家能懂，就必须规定概念的确定意义。客观事物发展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就要重新界定概念，或创造新的概念，因而西方人的思维始终保持概念的确定性和对应性。

    姜广辉先生对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的形式特征作了这样的概括：“古人常常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办法，使之成为可以理喻的东西。我们称这种方法叫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注：美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第395-3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古代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对于严格遵循形式逻辑、“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西方思维模式来说，是极不相同的东西。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形式特征，给中西文论各自的理论形态与思维内容，同样打上了深刻而鲜明的烙印。

    中国古代文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擅长于化抽象为形象，妙笔生花，把抽象的理论著述写得如同文学作品一般，形象优美，生动感人。中国古代文论的许多名篇佳作，都是用优美的辞赋、骈文、诗歌写成，举凡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杜甫《戏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莫不如此，寓深刻的文学理论于浅显优美的铺陈和描写之中，它们既是文学理论，同时本身又是文学作品。而诗话的“话”，即故事之意，诗话也就是用漫谈和随笔的形式写成的关于诗的故事，诗歌理论即寓于其中（注：参阅蔡镇楚《诗话学》，第21-2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所以在大量的诗话、词话中，中国古代文论所固有的点悟性、模糊性和经验性特征就更为突出。这些表述方式上的特点同样存在于小说评点和戏曲理论批评之中，这是一种独特的充分诗意化的表述方式。这种独特的表述方式使它在与西方文论准确对接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困难，罗宗强、卢盛江先生指出：

    古文论特有的表述方式使它的确切含义在今天有许多已经不易了解，如何解释和评价确实存在问题。比如说，古文论中有一种点悟式的评述方式，往往三言两语．给了比喻、暗示，借助形象引发联想，以说明某一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往往带着模糊的性质，可以作多种解释。一方面，它容量极大，意蕴无穷；一方面它又极不确定。只有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语言给以确定阐释，才谈得上继承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几十个独特的理论范畴的阐释问题。这些理论范畴的阐释，不借助现代科学方法、现代文学理论的成就，是很难做到的。这些理论范畴的一个特点，是形象性（象喻、暗示、描述等等）。它本身具有不规定性，含义不惟模糊，而且极不稳定。对于它的含义的理解，因时因人而异。同一个范畴，各个时期，甚至同一个时期，各位文论家的理解不同，使用也不同，含义十分紊乱。

    罗宗强、卢盛江先生在这里引用并赞同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二版跋中的观点，主张“用今天科学文艺理论之光去清理并照亮古代文论中的暧昧朦胧的形式和内容”。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

    对于这些含义模糊、且极不稳定的范畴的阐释，如何加以科学的界说，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以古证古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古证古无非两途，一是传统的疏证方法，如释“兴象”，或以此“兴象”释彼“兴象”，诸如此类。这样的疏证方法，当然无法确切解释含义极不稳定的理论范畴。另一途，是运用古人使用的点悟式的方法，范畴既模糊与不稳定，也以模糊与不稳定之方法释之：运用象喻、描述诸方法，这当然也只能是以不甚了然对不甚了然。这两途，都不可能达到科学解释范畴的目的，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比附之病。（注：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他们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进一步深究起来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以古证古”即中国古代文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被否定掉了，剩下来的就只能是“今天科学的文艺理论”、“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语言”、“现代科学方法、现代文学理论”，借助并运用这些东西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中国古代文论之外的东西会是什么呢？说穿了其实也就是西方为主的外来文论及其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这里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文学理论是否一定就比中国古代文论更为科学？这里的高低优劣是如何被证实的？换言之，这一点迄今尚未得到充分和科学的论证。第二，假定它们的确比中国古代文论更为先进和科学，但是如何把中国古代文论中颇具形象性、含义模糊且极不稳定的范畴，纳入西方高度逻辑化与明晰化的理论形式之中，给出确定性的阐释而不遗漏、丢失和损害中国古代文论的固有内容与特色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当代文论从一开始就主要不是在中国古代文论，而是在西方文论思辨传统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基本搁置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感悟方式，代之以充分逻辑化的西方文论思维形式，对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力求作出准确定义，强调对形式逻辑的自觉遵循，注重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追求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完整性与系统性，文学理论的展开过程体现为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连续不断的逻辑运动过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这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文论的基本形态。中国文论的这种古今差别从外部看是表述方式的差别，从内部看则是思维形式的差别。

    这里同样存在着语言文字上的原因。王力先生指出：“现代汉语曾经接受和正在接受西洋语言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包括语法在内，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注：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48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在从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的过程中，汉语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古代汉语中占优势地位的单音节词已经让位于现代汉语里的双音节词，胡裕树先生指出：“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注：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1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演变的结果是，“汉语里音节结构的单纯化促进了词汇双音化，词汇双音化又促使了词义和词性明确化，同时语法上词序的规则化也促使了词义和词性明确化。”（注：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王力先生也认为：“句法的严密化，和逻辑思维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所谓严密化，是指句子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注：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47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性这一点上起了很大变化。……要求在语句的结构上严格地表现语言的逻辑性。”（注：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47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如果说古代汉语更适合于表达中国古代文论的弹性、模糊性、点悟性、诗意化特征，那么，现代汉语则无疑更适合于表达深受西方文论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论理论明晰化、逻辑化、确定性的特征。这样，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现当代文论就在思维形式、表述方式乃至语言表达的若干层面上发生了阻隔，它们之间同样难以准确对接。究其实质而言，中国文论的这种古今阻隔与难于对接，乃是中西两套不同的文论话语在交流与融汇过程中龃龉与冲突的进一步的延伸。由于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的基本概念范畴大多是自西方文论横向移植而来，中国古代文论中固有的概念范畴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几乎没有获得自己的空间与位置，这使得古今冲突中的中西冲突色彩更加彰显和强烈。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历程，这样一个事实已经日渐清晰地浮现出来：中国固有的传统文论，有着远非西方文论的语汇和逻辑所能全部表达的丰富内容。一方面，中西文论之间的磨合与融汇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它们的龃龉与冲突也进一步显豁。并且这两套文论话语的纠缠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国文论的内部，化为古今之争。当前，随着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已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理论焦点。但是，当我们从转换构想的抽象理论设计回到现实历史的理论流程，就会发现事情远不如我们所一厢情愿的设想那样乐观，未来中西文论交汇的道路怎样走？这既是关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更是涉及到未来中国文论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回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世纪历程，其间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是泥泞还是坦途，这都是一宗宝贵的理论遗产，昭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令人弥足深思。

共2页: 2